日本：德意志思想遺產在東方

　　周雨霏

　　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日本以外的其他國家，日本思想史的研究對象通常集中于一些能夠突出反映“日本性”的思想家、學派和出版物。社會科學這一源自歐洲的學問在近代日本的成立，對于大部分中國讀者來說還是一個比較陌生的話題。社會科學在日本的移植與應用，集中反映了在“西學東漸”背景下，非西方世界的知識分子在面對西方理論與話語體系時的選擇與取舍、接受與變容、協調與內在化的復雜過程。在這一領域的拓荒，不僅有助中國讀者了解近代日本思想“非日本的”另一個側面，同時也能提供一個比較的視點，反思20世紀中日兩個國家思想近代化過程的不同軌跡。

　　以下圍繞西方社會思想，尤其是德國社會思想在日本的早期傳播，根據筆者個人研究重點，簡要介紹2018年以及近幾年日本學界推出的相關書籍。

　　日本對西方近代思想的接受中，中國讀者最熟悉的是馬克思主義在日本的傳播。在日本，馬克思的名字首次被提及是在1881年《六合雜志》4月號上刊登的小崎弘道《論近世社會黨的原因》一文。明治前期，馬克思主義連同西歐其他社會主義流派以及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一同被移植到日本。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初，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興起的背景下，馬克思主義成為日本社會科學的指導理論。經過抗日戰爭時期短暫的彈壓與緘默，在戰后日本的哲學、經濟學及史學領域，馬克思主義再次成為一股有力的思潮。直到今天，仍有一批以此為志的日本經濟學者，相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能解釋后資本主義社會所面臨的各種困境，也相信新的現實課題能豐富這一理論體系，并驗證其有效性。

　　在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領域，日本學界成就顯著。早在九十年代，大谷禎之介、大村泉等日本學者就參與了MEGA（《馬克斯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的編輯工作。2018年，大村泉編著的《唯物史觀與新MEGA版〈德意志意識形態〉》出版，本書集結德國、日本、中國的相關學者，從《費爾巴哈》章的形成史、原創者問題，以及《德意志意識形態》在馬克思歷史理論形成過程中的地位等幾個方面組稿論述。大村本人執筆的第五章《唯物史觀的第一發現者》是一篇很有意思的考證文章，旨在探討誰是《費爾巴哈》章的原創者這一問題。圍繞此問題，大村認為，單是確認基底稿為恩格斯執筆這一點，并不足以說明恩格斯一定是真實作者。他推測，或許存在馬克思口述、恩格斯記錄這種情形。通過對比基底稿與恩格斯通常的寫作習慣，考證修改痕跡并指出一系列對于母語者來說極不自然的筆誤，大村確認了自己的猜想，提出了馬恩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的新的假說。

　　大村此書是社會評論社本年度的企劃項目“卡爾·馬克思誕辰200年紀念出版”的一環。眾所周知，社會評論社是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左翼社會科學的重要出版據點之一。除了推出日本進步知識分子撰寫的前沿性理論著述外，該社還不時出版一些關于早期日本馬克思主義者的傳記和回憶錄。譬如2018年出版的兩卷本《向坂逸郎評傳》，旨在刻畫那些在“大正昭和期，為了馬克思主義信仰獻身的人們”。正如宣傳詞所言，生于1897年的向坂逸郎的確代表了一代日本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生與思想軌跡。正是這一代日本知識分子見證了日本社會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時代”，同時他們也是創造這一潮流的推手。這代人還包括宇野弘藏、三木清以及“講座派”幾乎所有的論客。他們通常在一戰后進入帝國大學，二十年代受文部省派遣，作為年輕的“進步”學者遠游歐洲，廣泛接受各種社會思潮。與同時代的其他日本左翼學者的相比，向坂的特點在于他的閱讀與寫作在很大程度上執著于馬克思本人的作品。在戰后不久，向坂便著手《資本論》與《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工作，同時撰寫了《馬克思經濟學方法》（1959）、《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問題》（1962）與《馬克思傳》（1962）。對馬克思、恩格斯以外的歐洲經濟學者，向坂言及甚少，但這并不表示他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之外的思潮缺乏關注。譬如，在左翼雜志《在新興科學的旗下》1929年5月號，34歲的向坂就寄稿一篇，對批判德意志歷史學派代表人物WernerSombart《普羅社會主義》（1925）特別提出了批判。

　　馬克思主義在日本的早期傳播并不是一種孤立的、割裂的存在。它通常與無政府主義、歷史主義經濟學以及其他指向社會改革的歐洲社會思想在日本的接受史相互交織。這體現在早期介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日本學者并不一定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且他們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同時，也積極推介那些與第二國際保持距離的學者們提出的學說。舉一個典型的事例，100年前的1918年，正逢馬克思誕辰100周年，福田德三（1874-1930）發表《國民經濟講話》、《勞動經濟講話》以示紀念，同時還集結坂西由藏、大西豬之介、寺尾龍一、大塚金之助等商業學校教員，計劃編纂《馬克思全集》。福田德三今天被公認為是一位自由主義左派，他在1920年前后與河上肇上展開論戰，批判后者的社會主義立場。然而福田對社會公平、社會福祉問題始終抱有熱切的關心。作為日本社會政策學會的領導成員之一，福田汲取德意志歷史學派與英國福利經濟學（welfareeconomics）的傳統，認為放任市場規律不受制約地運行，必然導致勞動者與弱勢群體的困窘化。因此，市場競爭機制只有在國家與社會的相互對抗與相互協調中才能發揮積極作用。除了福田本人的著述外，這一冊還收錄了河上肇、小泉信三、土田杏村等同時代知識分子對福田社會政策思想的評論。因此，對于理解明治后期，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社會改良主義水乳交融的思想狀況來說，此書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從馬克思主義，社會改良主義到三十年代的國家主義，在近代日本社會科學的成型期，德國思想可以說是最重要的源泉。前述福田德三便留學德國，在德意志歷史學派的左派人物 LujoBrentano的門下，以《日本經濟史論》獲得了博士學位。然而德國社會科學在日本的傳播這一研究領域不僅在中文學術界乏人問津，即使在日本，關注度也并不算高。這主要源于以下兩個因素：第一，由于日本大學學科設置的傳統，社會科學的歷史通常由社會科學的從業者以內史的方式進行敘述。社會/經濟思想史在各自學科內作為公共課的地位，導致該方面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對歐洲古典思想家的內部解讀，反而忽視了近代日本社會/經濟思想的水脈。以日本經濟評論社推出的“經濟思想”叢書為例，全11卷中也僅有2006年上梓的兩卷討論日本經濟思想史。這種邊緣性不僅體現在相關成果的數量上，更體現為敘事方式的局限性。傳統的傳記敘事或個別學者思想的內部解讀仍占主流，如日本經濟評論社2008年起推出的系列“傳記·日本的經濟思想”，已出版了大久保利通、柳田國男、澀澤榮一、山田盛太郎、北一輝等人作為經濟學者的傳記。

　　近年來，經濟學者團體逐漸受到注目。如牧野邦昭《經濟學者與日美開戰：起底秋丸機關“虛幻報告書”之謎》（新潮社、2018年）以偵探小說式的情節展開方式，用短短150頁追溯了陸軍省戰爭經濟研究班的經濟學者在諜報工作密集的背景下，服務于當局同時被當局懷疑、監控的真實情景。2015年明石書店推出的辛島理人《帝國日本的亞洲研究：總力戰體制、經濟現實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以海軍省調查課囑托板垣興一的思想與活動為中心，通過重現日本東南亞研究在帝國“南進”過程中的制度變革，考察知識的生成與國家權力間的關系。遺憾的是，1945年以來，英語學界在社會科學領域的霸權使得日本的年輕一代社會科學從業者對歐洲大陸的語言比較陌生，這是社會科學領域中的早期日歐思想互動被邊緣化的第二個原因。作為內史的日本社會科學史無論是以代表性人物、媒體還是制度建設為中心，受到一國史框架的制約非常明顯。

　　在這一背景下，昭和堂2018年推出的論文集《被埋沒的近代日本經濟學者們》在選題方面提供了一種越境思想史敘事的可能性。本書由著作等身的經濟學者八木紀一郎與馬爾薩斯研究者柳田芳伸編著，全書分為前后兩編。上編“近代日本的知識社會與經濟學者”依然延續以人為中心的內部解讀方式，聚焦田尻稻次郎、武藤長藏、太田正孝等六名經濟學者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本書的下編“帝國周邊與經濟學者”。八木執筆的第八章《戰間期在德國的訪學活動：經濟學者的共和國體驗》從文部省的訪學制度、同時期德國經濟學的實態、旅德經濟學者的個人經驗三個方面進行了總括，得到如下結論：這一時期的旅德經濟學者對于馬克思主義、國家社會主義以及經濟理論本身的理解均帶有自相矛盾的色彩。這主要是由于當時風靡德國經濟學界的德意志歷史學在推進社會公平的方向性上與馬克思主義有類似之處。這一流派的思想可上溯至反啟蒙的相對主義思潮，在普魯士自上而下的社會經濟政策改革中又逐漸獲得了反自由放任主義、反英國古典經濟學的色彩，提倡國家對市場的調節和對私有經濟的制約。該流派主要代表人物在1933年后逐漸向納粹靠攏，提出區別于自由資本主義與蘇聯社會主義的“第三條路”，對日本經濟學者的戰時思想轉向有著重大的啟示意義。

　　談及戰間期日本學者的訪德經驗，加藤哲郎2008年出版的《魏瑪時期柏林的日本人：留洋知識分子的反帝網絡》是目前業界引用率最高的著述。加藤哲郎不僅是社會運動的研究者，同時也是積極的參與者。1990年7月日共第19回黨大會召開之前，加藤與清水慎三、加藤周一等著名左翼知識分子聯合發表對日共的批判與諫言，匯成《給日本共產黨的信》一書。結果編者有田芳生被黨除名，《赤旗》更是撰文將執筆者們定性為對黨進行“反共攻擊”的人物。蘇聯解體后，加藤利用俄羅斯解密檔案做了大量關于大清洗的實證性研究，其中包括專著《在莫斯科遭清洗的日本人：1930年代的共產黨與國崎定洞、山本懸藏的悲劇》（青木書店、1994年）與《人間 國崎定洞》（勁草書房，1995）。與八木上述著述相比，本書的特點在于對旅德日本知識分子與日本國內以及駐莫斯科日本人之間關系網的發掘。加藤的主要研究對象是1926年政治學者蠟山政道發起的“柏林社會科學研究會”以及周邊人物。除解密檔案外，作者通過自己豐富的人脈，從當事人、遺族手中廣泛征集未整理史料，同時聽取眾多關系者的證言，也是本書的特色之一。除此之外，作者對在德日本知識分子群體與德國共產黨以及在柏林的中國、朝鮮革命者之間的互動給予了充分關注，其中對章文晉、廖承志、王炳南和成仿吾在德期間與日人的交往也有言及。相對同時代的中國同仁，日本學者優秀的外語能力使得他們更容易參與到當地知識分子的活動中去。另一方面，在“魏瑪式通脹”的背景下，日本學者的經濟優勢也讓他們能夠聘請知名德國教授做家庭教師。

　　作為一名中學生經歷了魏瑪共和國瓦解的霍布斯鮑姆日后回憶道，“如果在1930年的柏林，你還感覺不到自己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那你永遠也不會有這感覺了。”不少生于1890年左右、作為年輕學者經歷了魏瑪共和國的日本人也頗有共鳴，也留下了一些見聞錄或回憶錄。譬如1930年旅歐的左翼作家勝本清一郎《趕赴紅色戰線》（新潮社，1931年）就是同時代的日本革命者的魏瑪體驗記。戰后出版的回憶錄中比較出名的包括經濟學者有澤廣己的《學問與思想與人間》（每日新聞社，1957年）與無產階級戲劇家千田是也自傳《另一部新興戲劇史》（筑摩書房，1975年）。

　　以上列舉出的是近年來日本學者對社會科學草創期“西學東漸”的一些實證研究。實際上歐美學者對這一現象也早有關注。2013年，京都みすず書房推出一本題為《馬克斯·韋伯的日本》之譯著。作者是大阪大學教授、《韋伯全集》的編者之一WolfgangSchwentker。本書將日本的韋伯接受史分為四個階段：搖籃期（1905-1925）、韋伯業績的“發現”（1926-1945）、“第二開國”時期日本的韋伯研究（1945-1965）、70年代之后的韋伯復興。這一時代區分法也反映了日本社會科學的發展軌跡：1880中期以來，日本產業革命進入新階段，決策層對后進資本主義國家普魯士的崛起之路格外關注。除了大日本帝國憲法對俾斯麥帝國憲法的效仿，第二帝國在產業結構調整、貿易發展與社會問題的解決等方面的經驗，也為處于社會轉型期的明治日本提供了他山之石。這一時期積極介譯韋伯學說的多是日本社會政策學會周邊的學者。他們注重韋伯作為國民經濟學者的一面，介譯文本集中于韋伯對農業工人狀況的調查與對資本主義精神的研究。一戰前后，日本的社會學在制度上確立，與政治學、經濟學徹底分家。戰間期日德兩國密切的學術互動使日本的社會科學從學習斯賓塞與孔德的傳統轉而追隨德國社會科學。1930年代，馬克思主義在日本社會科學界成為當仁不讓的唯一真理。在左右兩大陣營的對抗中，被左派斥為“資產階級學說”同時被右派劃為“需要超克的西方思想”的韋伯學說被遺忘。除了《儒教與道教》因在“亞細亞生產方式論爭”中有助于理解“中國為何沒能自發產生資本主義”這一命題而被介譯，其他文本在此時期并未受到主流言論界的關注。1945年后，以大塚久雄、丸山真男、川島宜武為代表的“近代主義者”們帶動了日本的第一波“韋伯熱”。韋伯對西歐社會與亞洲社會的比較研究有助于日本學者理解日本近代化“合理性與巫術性同在、官僚支配與儒教道德倫理共存”的二重性。這一次，韋伯學說并不是從戰后的聯邦共和國直接舶來，而是取道美國而來。汲取韋伯的行動理論發展了結構功能主義的TalcottParsons早在1958年就被介譯到日本學界，其弟子RobertN.Bellah更是以《德川宗教：現代日本的文化淵源》（1957年，日譯本1962年，中譯本2003年）一書直接將作為方法的韋伯與作為對象的日本近代化對接，通過在前近代日本的價值系統中尋找新教倫理的等價物，將日本的特殊性納入近代化的普遍法則中去。

　　RobertN.Bellah的問題意識不僅是日本的韋伯學者們所共有的課題，同時也碰觸到日本言論空間中久而有之的身份認同危機：日本究竟是“亞細亞的”，還是“西方的”？日本社會的發展軌跡，究竟是特殊的，還是遵循普遍規律的？在近代主義退潮之后，日本公共圈對韋伯的關注依然經久不衰。1984年，J.C.B.Mohr刊出《韋伯全集》（MWG）的頭幾卷時，三分之二的銷量都來自日本機構的訂貨。2014年，韋伯誕辰150周年之際，日本的社會學者組織召開“戰后日本的社會科學與韋伯”紀念論壇，主要討論1964年韋伯誕辰百年紀念論壇之后，日本韋伯學的發展狀況。與會者論文結集為《馬克斯·韋伯研究的現在》一書，2016年由創文社出版。

　　以上只是近代社會科學在日本現地化（localization）過程相關研究的冰山一角。雖然這一領域目前對中國讀者來說還比較陌生，但正是這些從歐洲輸入的社會、經濟思想左右著日本人日常和世俗的思考和行為模式。希望通過介紹與引進該方面的著述，讓中國讀者了解一個去東方化（de-Orientalized）的日本，以及這個社會中的人們對勞動、對消費、對資本主義抱有的平凡而真實的想法。

責任編輯：張國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