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小林

　　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玖龍紙業董事長張茵指，《勞動合同法》“保護勞動者，不保護企業”、“‘炒’人難造成新失業”等。頗具戲劇性的是，廣東省總工會副主席孔祥鴻此后稱，愿意和張茵上電視PK。但張茵表示，“沒有必要，也沒有時間”。

　　全國兩會及兩會之后，《新勞動合同法》的爭議在繼續，工會未來的角色及作用也在爭議之中。

　　近日，本報記者專訪了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副院長、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勞工問題研究中心顧問委員會常務主席、全國工會學研究會副會長馮同慶教授。

　　體制內發揮功能整合作用

　　《21世紀》：目前中國工會的角色定位是什么？

　　馮同慶：工業化初期，勞方比資方實力弱，因此工會作為勞方利益代表應運而生。二戰結束后，工會作為勞方利益代表的功能逐漸被納入了國家治理的結構之內，除了代表勞工利益外，更多的是實現勞資之間的功能整合。

　　建國后，工會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的體制內的功能整合；改革開放后，工會作用繼續加強，80年代《勞動法》的制定保護了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之間的權利，工會更能代表工人來和用人單位進行合同協商等，強調維護職工利益的職能。

　　90年代末到20世紀初，工會主要強調維護內部職工利益的作用。當時，國家主要以經濟發展為先，而企業則是突出經營者作用。

　　工會無論從宏觀還是微觀都受到這個大的背景影響，雖然工會很努力，但取得的成效卻有限。此后，中國共產黨提出要從革命黨轉化為執政黨，給工會創造了更大的發展空間，雖然還是在體制內發揮功能整合的作用，但更加突出維護職工利益的職能。

　　《21世紀》：現行法律賦予工會的地位和權力是怎樣的？

　　馮同慶：現階段，《工會法》，《勞動法》都有相關規定。現在工會具有建設職能、教育職能、民主管理職能和維護職工權利職能，當然更多的是執行維護職工權利職能。在宏觀上，可以參與法律政策的制定，在微觀上可以參與法律合同制度協定來發揮自身作用。

　　《21世紀》：現實中工會起到了理論上的作用嗎？

　　馮同慶：應該說，工會還是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的。我們跟蹤發現，國有企業在重組之后，新出現的工會比過去的工會更有實際作用；而新建的工會，在私營企業起步比較難；但在外資企業里，特別是歐美的大型跨國公司里，一旦建立了工會，得到了更大的尊重。

　　在一些鄉鎮企業，私營企業，總體來說工會還處于發展階段，甚至出現假工會，老板工會，老板娘工會。但我相信經過一些年經營后，規模擴大了，經營規范了，勞動關系的調整也越來越規范了，工會作用也越來越大，所以從趨勢上看企業會越來越尊重工會。

　　沃爾瑪經驗：建工會是職工的事，不是企業的事

　　《21世紀》：剛才講到一些企業尊重工會，但目前出現的部分地方政府不積極支持工會的現象，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馮同慶：對于這種現象，一方面，是因為地方政府采取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的做法，但隨著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的提出，這些地方政府也會對工會有個全新的認識。

　　另一方面，我覺得工會本身更多地在強調維權的同時，要改革和轉型。把過去在計劃體制下，主要以功能整合為主，逐漸改變到增加利益維護和利益代表的功能。當然這有很多工作要做。

　　比如沃爾瑪工會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教訓，當然后來也變成了一個好的經驗。沃爾瑪對我們說，建工會是你們職工自己的事情，不是我們企業的事情，你如果能組織起來，就組織。后來在福建的晉江，沃爾瑪在總工會和地方工會的發動下成立了工會，沃爾瑪就不得不承認了。

　　《21世紀》：工會建立后，工會領導的產生過程是如何的？

　　馮同慶：過去很多工會基本上是黨委和行政協商后就擬出了工會領導名單。但實際上《工會法》，《工會組織章程》對于工會負責人都有規定。

　　選舉要改革，要有新的辦法，多個方面都可以提出候選人，包括原來的工會也可以提出候選人，工人也可以自薦來參選，這些都是有法律專門規定的，但我們這些方面做得不夠。這些年來在一些企業，已經開始實踐這些，比如湖北全省就要求所有湖北企業09年之前實現工會領導民主和直接選舉，并且我相信這種做法會越來越多。

　　雖然這也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發動，但這已經改變了以前的行政安排的局面。在建立之后，政府的支持也很重要，保證組織有權威，能夠正常發揮作用。這和西方的情形是不同的。

　　勞動者隊伍的變化

　　《21世紀》：工會如何處理好和企業以及政府之間的關系？

　　馮同慶：有相關法律保障是最重要的。過去工會主席是上面委派的，所以要考慮上面的看法，而且工會經費是從企業撥款的，所以可能出現工人不認同這個工會領導，但工會領導卻可以從企業領到工會經費；而且工會組織的活動也是考慮配合企業行政的活動，很少考慮到工人的訴求。隨著和諧社會的提出，包括整個體制的調整，工會自身不能抽象地談維權，要結合自身的轉變。

　　怎么轉型呢？要按照工會的法律和章程，工會干部要實現民主選舉，甚至工會主席是直接選舉的。

　　目前可以考慮，從經費的使用經過程序來突破；活動本身可以由會員決定，而不是由領導決定。除了工會自身之外，還要靠勞動者隊伍的變化。

　　《21世紀》：勞動者隊伍的變化是什么意思？

　　馮同慶：勞動者隊伍發生的巨大變化，我認為對工會的改革有推動作用。

　　現在，他們逐漸從過去被動地享受人民的權利變成一種公民維權。比如，沃爾瑪建工會，起因是幾個職工意識到自己應該建立工會。

　　前段時間，珠三角地區形成了好幾百個“公民代言人”，這些人專門幫助農民工打官司。雖然這些人沒有正式的律師資格，但他們幫農民工打官司，而且還贏了。我覺得工會應該把這些人吸收進來，這是工會法特有的規定。

　　比如現在很多教師，以及科學院系統，有很高的素質，他們開教代會，會議質量還是非常高的。我們的職工正在向公民社會轉化，和國家向憲政轉化的進程是一致的。

　　《21世紀》：你對工會發展有何期待？

　　馮同慶：當前工會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解決了很多職工維權的問題。我很喜歡期待這個詞。胡錦濤在中央黨校演講時就說過：“我們不管制定什么樣的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群眾的期待。”

　　我專門查過“期待”這個詞的意義，從社會學意義上講，在工業化時代對工人來講，期待就是將對公正性的期待，希望社會公正。工人會關注在工業化中自己應該得到了份額有沒有實現。

　　我相信隨著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實施，工會也會更大的改革，會確認代表利益的功能，制度建設上會實現工會民主選舉制，工會經費實現民主化和公開化，更好地聽取群眾的意見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