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一年一度的“兩會”既是國家大政的檢閱臺，也是地方呼聲的擴音器，今年又適逢“換屆”，各級地方大員對與其政績和仕途攸關的經濟增長目標、經濟發展模式，自然比以往投入更多關注。但幅員遼闊的中國各地經濟發展差異巨大的現實，又讓各個地方政府采取不同的姿態，萌生不同的訴求。無論是抓住機遇、奮起直追，還是及時反思、加快轉型，無疑都有其自身的內在合理性。

　　遼寧省省長陳政高飛離北京的那一天，天津濱海新區綜合改革配套方案在等待兩年之后，終獲批準。而陳政高的心中，一定也盼著這樣的一天，因為就在不久之前，他治下的沈陽與大連剛剛向國家申請改革試驗區和經濟特區的“特殊待遇”。

　　陳政高的心態正在成為“換屆”完成之后諸多地方大員心態的寫照與縮影。在經歷了“十七大”前后短暫的平靜之后，重構中國經濟未來版圖的競爭又重新開始，“換屆經濟”的能量正在蓄勢待發。

　　“要政策”

　　陳政高絲毫不否認自己是在向中央要政策。全國政協委員、擔任國務院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領導小組組長的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國寶告訴記者，國家發改委確實受理了遼寧省關于在沈陽設立綜合改革配套實驗區的申請。

　　記者了解到，在國務院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工作規劃當中，給予東北的優惠政策更多的是諸如社會養老保險改革試點、企業所得稅增加固定資產折舊等政策。當遼寧試圖向未來經濟的發展進行試探時，卻遭遇了“當頭一棒”——知情人士告訴記者，沈陽的沈北新區曾經十分有望“當選”繼上海浦東、天津濱海之后的又一個綜合改革配套實驗區，但最終卻失之交臂。

　　“主要原因是規模太小，而且當時遼寧的主要問題還是要解決老國有企業體制改革與轉軌的問題。”上述人士告訴記者，正因如此，中國決策層否決了沈陽沈北新區、鄭州鄭東新區的申請，“經濟格局上的第二、第三梯隊，當時也都沒有給予詳細的考慮，這是當時的戰略。”

　　在遼寧團的小組討論上，陳政高似乎對此“耿耿于懷”。按照他的邏輯，以大連為軸心的遼東海岸線是中國最后一條沒有完全開發的海岸線，因此，理應獲得特區待遇，而沈陽，在經歷了國企改革的陣痛之后，也已經進入了經濟發展的新階段，綜合改革配套試點的授予，應該成為沈陽乃至遼寧經濟新階段的起點。

　　“求放權”

　　“現在的經濟局面處在一個關鍵階段，尤其是宏觀調控要控制投資規模，所以權力上收得比較集中，這是適應目前經濟局面的方式。”目前對中央政府在經濟發展職能上“控制過死”的質疑，張國寶如是解釋。

　　2007年全年，以國家發改委的政策為核心，各種審批權逐步上收，直至歲末年初，投資額超過5000萬元的項目均需要上報國家發改委審批，再加上土地政策的嚴格控制、信貸政策的收緊，都令地方政府感覺到“處處受制”。

　　“這種情況下，最受影響的就是我們這些經濟發展起步比較晚的省份。”兩會期間，一位不愿具名的副省長向記者坦言，“那些先一步走的省份，管得很松的時候就已經放開手腳大干了很長時間了，積累都是那時候留下的，我們剛剛起步，什么積累都沒有，但已經管得很死了，對我們很不利，這實際在一定程度上，會加劇區域間發展的不平衡。”

　　對于這一點，中央政府并非沒有意識到，因此，在本輪機構改革當中，明確提出了國家發改委要精簡微觀環節審批事項，集中精力做好宏觀調控工作。“我很贊成這一點，職能改革很大的一塊，要取決于對國家發改委的職能調整到什么程度。”吉林省委書記王珉直言不諱地表示。因此，他最為關注的，是機構調整的“三定方案”（定職能、定機構、定編制）。

　　“放權是個問題，希望不要出現過去的那種情況，‘三定方案’出來第一年、第二年，還比較遵守，但是到了第三年、第四年，超出職權范疇的現象就開始多起來，甚至有的時候國務院的有關部門，也要越權管理地方的事務，這種情況要防范發生。”王珉強調。

　　“三梯隊”

　　國家發改委區域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肖金城表示，中國整體的經濟發展基本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屬于廣東、上海、江蘇、浙江等省域引領的第一波高速發展的周期，在他們的帶動下，武漢、重慶、天津等扮演了經濟格局中的第二梯隊，而目前，東北、中西部地區一些相對經濟發展比較領先的省份，開始謀求扮演第三梯隊的角色。

　　“無論是伸手要政策，還是要求中央給更多的放權，都是這種心態的反應，因為第一、第二梯隊在中國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已經穩固，目前進行的宏觀調控，雖然會對他們的經濟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但不會動搖地位，但對于那些剛剛起步的省份來說，目前進行的宏觀調控，就可能會有很大的影響，這種效果，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都不能不考慮。”他說。

　　在中國區域經濟研究會副會長劉維新看來，中國經濟目前所處的關鍵階段，如果試圖尋求新的突破，一方面需要在發展模式上做文章，而另一方面就是要尋找中國區域經濟中新的增長點。目前，傳統經濟區域的經濟發展已經達到了一個比較高的水平和規模，只能在增長方式上再做文章，而非傳統經濟的強省，則有成為新增長點的空間。

　　顯然，這正是第三梯隊省份的行政首長們的基本邏輯。中國經營報記者：李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