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來看，在農產品生物能源方面的應用、雪災及PPI上漲壓力等各種因素的推動下，未來我國的通脹壓力仍然十分艱巨。

　　內外因素下的多重通脹壓力

　　筆者分析認為，目前導致我國通貨膨脹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房地產價格上漲

　　雖然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是流動性過剩，但是房地產價格上漲在本輪通貨膨脹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甚至可以說是導致本輪通貨膨脹的深層次原因。

　　首先，這場始于2006年的通貨膨脹，一個不可忽視的背景就是全國各大城市的房價漲幅驚人。

　　在剛剛過去的2007年，以深圳為首的很多城市房價都上漲了100%。與房價緊密聯系的是地價，而與地價緊密聯系的是地租，地租又是構成商品價格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制造商的角度來看，房價的上漲最終會導致地租的增加，而制造商是以獲得利潤為前提，這必然促使商家將房租的成本通過商品價格的上漲轉嫁給最終的消費者。隨著越來越多的商品價格的不斷上漲，這就推動了通貨膨脹的產生、發展和演變。

　　其次，房地產稅費“多如牛毛”。

　　在房地產的價格構成中，建筑成本占30%-40%，地價、稅費及開發商利潤占到60%-65%左右。如果開發商的利潤和土地出讓金占15%-20%，那么剔除這部分后，房價構成中各種稅負比重就達到了40%左右。房價快速上漲從某種意義上看是地方政府向居民征稅。居民的生活成本提高了，自然要求提升工資，在和諧社會的氛圍下，工資上漲的趨勢將不可逆轉。　

　　再者，在當前負利率的情況下，富人們急需為自己的資金找到保值增值的途徑，房地產強大的保值增值功能加速了其供不應求的局面，這樣會進一步促使房價的上漲。并且在通脹持續的情況下，房租的上漲不會停止。

　　房地產是貨幣供給和通貨膨脹之間重要的傳導渠道，其價格的上漲首先帶動了鋼材水泥產能的擴張，城市的擴大也使通勤距離拉長，交通更加繁忙，更多家庭選擇購買私家車，從而加大了對煤炭、鐵礦石和石油等資源品的消耗，而目前國內根本無法滿足這些資源品的消耗，所以資源品對外依存度的上升又給國內帶來了很大的輸入型通脹壓力。

　　二、勞動力成本上升

　　根據“菲利普斯曲線”(“菲利普斯曲線”是用來表示失業與通貨膨脹之間交替關系的曲線，通貨膨脹率高時，失業率低；通貨膨脹率低時，失業率高。由英國經濟學家W·菲利普斯于1958年最先提出——編者注)可知，通貨膨脹是實現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保持低失業率的代價與成本。

　　現今肉類等食品價格的上漲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下降，較大影響了消費者的購買力。本來就已很低的工資難以維持工人的最基本生活需求，迫于生活壓力，提高工資的呼聲會越來越高。政府一方面通過行政手段控制物價的上升，另一方面不斷出臺宏觀調控政策來試圖平抑物價。眾所周知，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是開放競爭的。但現在已經有了最低工資的管制。從經濟學上來講，一種政策的實施必然會引起或刺激其他經濟問題的產生，必然要犧牲其他宏觀經濟目標來為這種政策的后果買單，正所謂“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在此則意味著，最低工資制和新《勞動合同法》等政策措施，一方面保障了社會普通居民的利益，特別是低收入階層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可能引起物價水平的進一步上升，最終走入“工資——物價螺旋”(“工資——物價螺旋”意指當物價開始上漲時，工人會要求提高工資，由此導致生產成本提高，進而導致物價進一步上漲。物價上漲后，工人又會要求進一步提高工資，由此形成“工資——物價螺旋”——編者注)，通貨膨脹將更加嚴重。

　　總的來看，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只能對宏觀經濟的一個或幾個部分產生作用，而在政策的執行中要以其他經濟目標為代價，這也驗證了“阿羅不可能定理”，即公共選擇的規則不可能實現以個人為基礎的公共利益。為此，阿羅認為，如果能夠利用市場規則，就應該盡可能地利用市場選擇的規則，而公共選擇的規則應該盡可能地少用。因此，盡可能地使人類事物沿著市場機制去運行，為市場機制創造條件，就成了首要的選擇。由此可見，中國對勞動力市場的干預，以及相關宏觀政策的出臺確實保證了充分的就業，但同樣也在一定意義上將整個社會帶進了一個通脹的世界里。筆者認為，現在政府應該“兩害相權取其輕”：當充分就業的宏觀經濟目標已經實現時，著手考慮采取措施解決通脹。

　　三、輸入型通脹壓力的推動

　　輸入型通脹，主要指由于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而推動了國內產品價格的上漲，并最終影響CPI上漲所形成的通脹。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促使中國對進口原材料的依存度逐年提高。其中對大宗資源型商品的依存程度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預計2008年原油對外依存度將達47%，鐵礦石對外依存度將達57%。對于原油價格而言，長期來看，價格將不斷上漲。前期鐵礦石談判已經塵埃落定，2008年鐵礦石價格漲幅為65%-71.5%。對于這些工業生產所必須的原材料價格，中國政府和企業的發言權不大。因為這種大宗商品的價格決定權在國外，所以國內宏觀調控部門對這些因素的控制力也很弱。在這種情況下，上游產品價格上漲傳導到中下游的產品，會進而引發輸入式成本推動型的通脹。

　　四、基礎貨幣的過度投放

　　筆者認為，中國的匯率改革還是相對保守的，人民幣匯率仍然主要是緊盯美元。但隨著美元的貶值和削弱，人民幣的實際購買力也在削弱。如果人民幣不加速升值或升值不到位，那么國內企業在購買國際大宗商品的時候，貨幣的購買力是受到限制的。

　　人民幣匯率升值和一些直接的財稅政策(如關稅政策)都會有效地減輕通脹壓力，使得對國內產品的需求轉向對國外產品的需求，這種效應被稱為減少需求的“替代效應”。從這方面看，目前最有可能的選擇還是讓人民幣升值，而現實的選擇是讓人民幣加速升值，并且應該加大升值幅度。

　　目前中國筑堤攔截國內外資金流通，凡進入中國的外匯都必須通過增發人民幣，然后再由央行沖銷。為匯率升值不足的情況下，外匯不斷流入中國，央行必須不斷增發人民幣，將外匯吸收為外匯儲備，而這些增發的人民幣，將直接流入國內經濟生活中。因此，即便生產率再高，老百姓也只能面臨貨幣貶值之苦。

　　于是，中國經濟就進入了一種惡性循環，經濟不斷走強，人民幣得到升值預期，外資大量涌入，國家必須不斷增發人民幣購買外匯，在外匯儲備屢創新高的同時，人民幣的等量發行導致國內通貨膨脹；同時，流動性過剩使富人變得更加富有，他們將資金大量投入樓市，加劇了房價的上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