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近的漸進式退休

　　原創 賈銘 秦朔朋友圈

　　延遲退休是近幾年來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的熱點話題。社會各界對延遲退休早有猜測，各有預期。2月26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就業和社會保障情況新聞發布會，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游鈞明確表態：實施漸進式的延遲法定退休年齡，人社部正會同相關部門在研究具體的改革方案。

　　至此，算是“靴子落地”。

　　事實上，從國際上來看，延遲退休年齡是世界各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普遍做法。近幾十年來，多數國家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退休年齡，世界主要經濟體的退休年齡普遍都在65歲以上。

　　結合中國老齡化的社會現實，延遲退休年齡無可厚非，但需要厘清幾個問題。

　　漸進式延遲退休

　　簡單講，“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是指，在既定退休年齡上，每一年延遲幾個月，或者說每幾年延遲一歲。

　　國際上比較流行的成熟方案有兩種，一種是每年延遲三個月，這樣，每四年能延遲一歲；另一種是每年延遲四個月，每三年時間延遲一歲。

　　2008年金融危機席卷全球，2010年歐洲出現債務危機，為緩和財政支出的債務負擔，歐盟的十幾個成員國都延遲了退休年齡，大部分成員國采取的都是漸進式延長的辦法。

　　如果按三年延遲一歲計算，女工退休從50歲延遲到60歲，需要30年，如果延遲到65歲，需要45年；如果按四年延遲一歲，那便需要40年時間才能延遲到目標法定退休年齡。

　　考慮到國際經驗和現實國情，從研究層面來看，中國大概率也會選擇一年延遲三個月或者四個月的做法。因為，如果一年延遲兩個月，六年才能延遲一歲，時間過長，達不到緩解社保壓力和節約人力資源的預期目的。如果一年延遲五個月甚至六個月，那確實可以達到預期目標，但社會阻力太大，社會成本太高，實無必要。

　　原由

　　人口老齡化是大背景。在此大背景下，有三個主要原因。

　　第一，目前的退休制度，主要是建國初期根據當時的人均預期壽命、勞動條件、用工方式等諸多因素確定的，符合當時的條件，但現在的情況變了。

　　第二，老齡化背景下人口結構的變化導致勞動力供求關系出現錯配，造成人力資源浪費。

　　第三，社保基金缺口問題顯露。

　　毫無疑問，第一、二點是客觀存在的社會現實，但第三點才是社會最關注的重點。

　　不同口徑下的養老金缺口

　　早在201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課題組就對養老金缺口進行了測算。

　　課題組2013年發布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3》序言中寫道：

　　如果繼續執行現行養老保險體系，到2023年，全國范圍內職工養老保險即出現資金缺口，到2029年，累積結余將消耗殆盡，到2050年，職工養老金累計缺口占當年GDP的比例將達到91%。

　　另外，到2050年，中國全社會總養老金支出（包括職工和居民養老保險）占GDP的比例將達到11.85%，這一水平與當前歐洲一些高福利國家的水平大致相當。

　　而根據世界銀行此前公布的一份報告，如按照目前的制度及模式，2001年到2075年間，中國養老保險的收支缺口將高達9.15萬億元。

　　媒體上關于“養老金缺口”的聲音更大。那么，養老金到底有沒有缺口呢？

　　“缺口”要分“當期”和“累計”兩層概念。當期缺口就是當年收支相抵之后，如果為負，那就存在缺口。累計缺口是指，整個養老金賬戶都沒錢了。概念很簡單，當期和累計就像打工人的年收支和存款。年收支是當年的收入支出，存款是好多年收支結余下來的家底。

　　據人社部說，2019年的養老基金當期收支相抵之后，是略有結余的，約3400多億。累計結余也有，大概4.7萬億。所以，短期來看，似乎不存在養老金缺口的問題。

　　但事實上賬不能這么算。

　　自2013年開始，社保基金每年征繳的保費收入就已經不足以覆蓋當年支出，需要依靠政府財政補貼來補足缺口。此后，財政補貼的數額逐年增加，從2013年的7372億元擴大到了2019年的1.94萬億元。由于養老保險在社保體系中占比70%，所以實際盈余同樣連續7年為負。

　　所以，如果剔除財政補貼，養老金缺口確實是存在的。

　　解決方案

　　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未來10年間養老金將面臨越來越大的虧空風險，完全依靠財政補貼的模式是不可能持續的。而收不抵支的解決方法就是開源節流。因此可能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1、加快推進國有資本劃轉，補充養老金；

　　2、增加養老金投資收益；

　　3、逐步取消社保雙軌制；

　　4、推進個人退休金計劃，發揮養老保障體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

　　5、延長退休年齡；

　　6、延長養老金繳納時間。

　　這里，前3種解決方案是首選項，后3種解決方案是補充項。

　　由于歷史因素，計劃經濟時代“國企辦社會”，部分人群未在退休前足額繳納保險費，但享受了養老金發放福利，這部分歷史欠賬是目前缺口的重要原因。所以，國有資產作為早期的受益者，承擔一部分“改革的陣痛”責無旁貸，應成為補養老金缺口的首要資金來源。

　　事實上，國務院早在2017年起，就已經開始計劃劃轉部分國有資本補充社保基金，以擴大基金規模，以期保證社保基金可持續發展。據國務院2017年的《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實施方案》制度設計，國有資本劃轉對象為中央和地方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中型企業、金融機構，劃轉比例統一為企業國有股權的10%。

　　財政部數據顯示，2018年，已經完成18家中央企業規模為750億元的股權劃轉。2019年9月末，已有67家央企和中央金融機構完成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共劃轉資本總額8601億元。

　　按照2017年規定的國有股權10%的比例，未來國資股權劃轉規模大概在6.7~8.7萬億元之間。所以，待劃轉規模仍接近6萬億。

　　那么，再回到上述問題：養老金到底有沒有缺口呢？

　　從國家的資產負債角度，國有資本完全可以涵蓋養老金差額，似乎又不存在缺口。

　　當然，劃轉國有資本，并不是直接將劃轉的國有資本用于養老金發放，而是為了獲得股權分紅，擴大養老金資本來源，應對收支缺口。所以，有了國有資本這只“雞”，更重要的就是利用好它多生“蛋”，那就需要，在控制投資風險的同時，適當擴大養老金投資范圍，增加養老金參與資本市場的比例，提高養老金投資收益率。

　　從世界其他主要國家的養老金投資組成來看，約有40%~50%的比例投資于權益類資產，但目前我國養老金投資于權益類資產的比例還稍微低一些。

　　當然，這又與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建設和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有關。雖然目前來看，以A股為代表的股市波動幅度有時候還比較大，但長期來看，我國的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正在穩步推進，在制度建設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還有一個問題在于，既然社保基金的國有資本收益主要來源于股權分紅，那股權分紅比率就很重要。

　　OECD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2018年中國國有企業的實際分紅率為16.1%，其中非金融企業僅為5.8%，低于十八屆三中全會設定的目標（到2020年達到30%），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還處于較低水平。比如俄羅斯和印度的這一數字分別為50%和60%。

　　除了直接劃轉國有資本，提高國企利潤上繳比例用于財政補貼養老金，也是可以考慮的渠道。

　　從歷史上看，建國以來，國有企業利潤分配形式大體經歷了統收統支階段、利潤留成階段、利改稅階段和利稅分流階段四個階段，現在處于利稅分流階段。所謂利稅分流，就是國家在參與國有企業稅后利潤分配的過程中，除了按照法律征收所得稅，還以適當的形式參與企業稅后利潤的分配。

　　春節期間，我曾經與一位國企中層管理人有過短暫交流，他就一直強調國有企業為財政創造的巨額稅收。這當然是事實，比如2018年國有企業繳納稅費約4.6萬億元。但不能忽略，企業繳稅是法定義務，而國資委作為國有企業的出資人，企業利潤中扣除留存收益的部分，理論上應該全部上繳。

　　而目前，我國國企利潤上繳按企業類型分為五類，上繳水平在0%~20%之間。

　　近年來，國企利潤不斷增加，比如，財政部數據顯示，2019年國有企業稅后凈利潤為26318.4億元，同比增長5.2%，歸屬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凈利潤15496億元。但是2019年全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卻只有3960億元。即使假設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全部來源于國企，那利潤上繳比例也只有15%多一點，低于國際慣例“上市公司股東分紅比例為稅后可分配利潤30%到40%之間”水平，更低于丹麥、芬蘭、法國、德國、新西蘭、韓國等的國家企業，他們上繳比例最高的達80%~90%。

　　我國從國企利潤的使用情況看，大部分紅利仍在國企內部流動，較少用于公共財政和改善民生方面。提高國企利潤上繳比例，有利于倒逼國有企業改革，淘汰落后產能，節能降耗，提高效率。利潤上繳比例提高的部分，用來補充財政的社保和養老開支，有利于補足資金缺口，縮小貧富差距，從而使得全民貢獻改革發展成果。

　　所以，在目前階段，開源和節流，也就是前文提到的至少六種解決方案，都要用。但國有資本劃轉和提高利潤上繳比例，應該是優先項，其他方面應該是補充項。

　　事情沒有這么簡單

　　國內外的眾多研究一致認為，國有企業存在嚴重的委托代理問題，內部人控制問題十分顯著。

　　比如，從國有資本收益的支出數據來看，納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國有資本收益，主要用于解決國有企業自身的問題，比如，歷史遺留問題、調整國有經濟結構、推動產業升級、支持科技創新和合作，資本在內部配置，也就是上繳的錢在內部重新分配，國有企業自然就會希望能夠少繳、多分，分割其他國企上繳的收益以增加自身的收益，容易引發搭便車行為。

　　此外，如果簡單的采取“一刀切”的模式，按行業類別上繳利潤簡單便利，但只考慮了行業壟斷程度，并不一定適應具體的企業。例如，不同規模的企業對資金的需求程度不同，大企業對資金需求更大，而固定的上繳比例使其沒有辦法靈活調整留存利潤比例，容易產生“鞭打快牛”現象。很可能轉而促使企業增加盈余管理來隱藏企業利潤，導致其凈資產收益率下跌，損失資本利用效率。

　　結語

　　綜上所述，如果充分發揮體制優勢，國有資產凈額可以完全涵蓋包括養老金缺口在內的社保缺口。所以，普通公民不需要擔心養老金發放問題。

　　但為了提高社會運轉和資金利用效率，國有資產劃轉、增加利潤上繳、雙軌制改革、個人養老金計劃、延遲退休和延長繳費等，都是可以綜合施行的策略。但是，在具體的策略選擇上，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涉及到改革的方方面面。例如，國有資產劃轉和利潤問題，就與國企改革息息相關。

　　改革，需要時間。

　　某種程度上，改革是“等”出來的。

　　作者：賈銘，青年經濟學者、自由撰稿人。研究領域為行為與實驗經濟學，關注政治經濟學、國際關系、政商關系、博弈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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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