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非標增量業務收縮明顯 資質下沉成為機構重要策略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楊志錦

　　“今年太難了，接不到活。”半年時間已過，甄士杰（化名）對今年的業務開展情況如是感慨。

　　甄士杰是一家資產管理公司的合伙人。去年年底，他和安徽一家城投基本談妥了融資合作，但沒想到新冠肺炎疫情來了，對方回復說：融資先緩緩。一個月后，對方回復稱，當地城商行答應做一筆1.5億的貸款，非標融資只做原規模的一半。再一個月后，當地農商行又承諾提供一筆貸款。

　　“城投公司這次直接說，非標融資我們不要了，煮熟的鴨子就這樣飛了。” 甄士杰稱。

　　這并非孤例，多個非標項目經理都反饋稱：今年非標增量業務明顯收縮。記者采訪了解到，疫情發生后，貨幣政策穩健略偏寬松，非標兩大融資主體地產和城投流動性壓力緩解，因此減少了非標融資。與此同時，為了獲取增量業務，資質下沉成為機構的重要策略。

　　業務收縮

　　甄士杰所在的資產管理公司，一頭需要發掘城投公司或地產企業的融資需求，另一頭需對接金融機構：資質好的，就找信托公司來做；略差的，就找租賃公司；再不行就找定融，“總有一款產品適合企業。”

　　可是，今年上半年甄士杰發現，融資主體需求明顯下降。往常年份，公司一年能做五六十單業務，但今年到目前為止只做了6單業務，部分業務還是去年就談成的。

　　“城投、地產公司資質好的都去發債、找銀行貸款了，也就不需要高成本的非標。” 甄士杰說，“資質差的地產公司不敢做，畢竟小地產公司破產的案例很多，只能做城投業務。”

　　他舉例稱，以前做政信信托業務，信托公司的準入門檻是區縣財政收入要達到30億（不需抵押，下同），現在有個別信托公司20億也做了，有不少信托公司25億肯定做。

　　多年的政信業務實操經驗使他的“城投信仰”更加堅固：即便城投公司出現違約，至多也是延期，不至于不還錢。當然，一些必要的風險控制措施還是需要的。早年間政信業務增信方式為“三件套”（政府承諾、財政擔保、人大決議），但上述方式有新增隱性債務之嫌，近年的增信方式有所改變。

　　甄士杰操刀的政信定融產品主要通過引入當地另一家城投公司擔保、受讓應收賬款等方式增信。舉例而言，某城投公司對當地政府擁有一筆3億元的應收賬款，定融、信托融資后受讓該筆應收賬款。如此，城投公司相當于提前“變現”了債權。

　　再如，對于資質較差的平臺，他會將這一產品在當地銷售，以增加當地居民對城投及地方政府的約束力。“假如違約了，投資者就在當地，地方政府處置壓力很大，因此會想辦法還錢；如果投資者是外地的，約束就弱了很多。” 甄士杰說，“此外，如果不是在當地銷售，這些（融資主體資質差）定融產品很難在金交所備案。”

　　實際上，央行原行長周小川多年前就提出過相關建議。周小川2012年9月在《中國金融》刊登的署名文章中指出，中國今后若能建立地方政府債務體系，地方債應主要出售給當地居民：當地居民會基于自身的養老金、福利等問題來考慮是否購買，這樣就構成了對地方政府債務的制約。去年，部分地方政府債券在商業銀行柜臺發售被視為對該理念的實踐。

　　業務量減少的并非只有甄士杰。“去年這個時候，忙得要死，一堆政信項目要審。現在沒有存量業務要審了，來了就可以看。” 某大型信托公司風控部經理坦言，“今年政信業務量相比去年少多了，但業務規模相比去年還略有增長，主要是去年已經審批的今年陸續投放，預計6月后存量規模也會下降。”

　　一家央企下屬的金融租賃公司項目經理介紹，以前項目都是市級AA+以上才準入，現在江浙區縣級優質AA主體也開始做了。“原來的客戶，現在都不缺錢，下沉資質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該人士稱，“此外，因為疫情影響不能出差，就不能盡調、簽合同，所以業務出現收縮。”

　　兩大原因

　　前述租賃公司因為背靠央企，資金成本具有優勢，7%的融資成本尚能為江浙AA融資主體接受。但甄士杰由于資金成本略高，已轉戰其他區域。這主要因為江浙地區今年對融資成本控制較為嚴格。

　　今年來，多個地區已要求城投公司壓降融資成本。江蘇泰州、鹽城、常州要求縣級市（區）下屬企業融資成本不得超過8%，并制定成本8%以上融資清退工作方案。

　　南京某區縣城投公司負責人表示，今年財政部門對融資成本管控非常嚴格。一方面要求將以前高成本的融資降下來，半年內將所有超過6%的融資成本都要降到 6%以下。另一方面，新增項目貸款和流貸等常規的融資成本也要求不超過6%。

　　甄士杰介紹稱，蘇北某地市一區縣融資平臺3月份的融資成本還是9%，4月降至8%，而6月份已降至7.4%。

　　“成本8%以上融資主要是信托、租賃等非標融資。當前由于貨幣寬松預期，市場利率已明顯走低，隔夜利率一度低于1%，城投債發行利率也走低。地方可能寄望于通過該舉措降低融資成本，比如通過發債置換原有的非標、信貸融資。”滬上某券商信評人士稱，“清退不等于強行、剛性地提前結束，要征求債權人的同意。具體的兌付和置換都將是企業行為，由企業自主協調。”

　　Wind數據顯示，截至6月17日今年城投債發行規模約為2萬億，凈融資規模為9057億，雙雙創出歷史新高。

　　從歷史上看，當對城投、地產監管趨嚴時，二者通過非標融資的規模較高；而當貨幣寬松、監管略有放松時，銀行增加對二者的信貸投放，非標融資自然下降，今年的情況則是后者。

　　“今年穩增長措施會使城投平臺獲得更多信貸資源，對地產融資的限制也出現邊際趨松的趨勢。”前述滬上券商信評人士表示。

　　“今年大部分城投確實好過多了。我們政信業務客戶資質沒有去年好，一些業務還是老客戶存量到期產品的續作，而一些客戶已經提出要求，要將信托貸款提前償還。” 前述大型信托公司風控部經理表示。

　　在他看來，公司壓降非標業務還受資金信托管理辦法的影響。5月8日公布的《信托公司資金信托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要求，信托公司管理的全部集合資金信托計劃向他人提供貸款或者投資于其他非標準化債權類資產的合計金額在任何時點均不得超過全部集合資金信托計劃合計實收信托的百分之五十。目前部分信托非標業務占比超過50%，面臨壓降壓力。

海量資訊、精準解讀，盡在新浪財經APP

責任編輯：張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