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中國金融雜志

作者｜陳四清「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工商銀行原黨委書記、董事長」

文章｜《中國金融》2024年第24期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加快構建促進數字經濟發展體制機制，完善促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政策體系，并對積極發展數字金融作出部署。數字金融利用信息技術等數字化工具和數據要素等新型生產資料，改造傳統金融服務模式，形成與數字經濟發展高度適應的金融體系。推動數字金融高質量發展，對于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促進我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數字金融發展具備良好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數字技術開始全面重塑我國金融業，經過持續努力，我國數字金融加快發展，步入全球第一方陣。有研究表明，截至2023年，我國數字金融市場規模近42萬億元，占全球市場規模超15%，數字金融業態已覆蓋支付、信貸、投資、保險、征信等多個領域，發展成效顯著。

構建起相對完善的數字金融政策支持體系。黨中央高度重視數字經濟與數字金融發展。黨的二十大以來，中央級會議多次學習研究數字經濟、數字金融的議題；黨中央、國務院出臺20多部涉及數字經濟、數字金融發展的政策文件；31個省份已發布數字經濟相關發展規劃，其中22個省份發布數字經濟“十四五”專項規劃、15個省份在金融工作規劃中將數字金融單獨列出。總的來看，我國已經形成從中央到地方、從宏觀指導到具體實施的多層次、全方位政策體系。

持續加速的科技創新為數字金融發展提供了有力技術支撐。黨中央將科技創新擺在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關鍵位置，推動我國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日益占據主動，前沿技術研發和應用成果不斷涌現。這些技術極大地提升了金融機構的數據處理和分析能力，促進了金融服務的個性化、智能化和實時化，為數字金融的創新應用開辟了廣闊空間。例如，人工智能推動了風險管理智能化升級，大數據分析為金融機構提供了精準的市場洞察，云計算則實現了資源的高效利用和靈活擴展。前沿技術在金融領域的應用與融合，正在推動我國數字金融向著更高效、更安全、更普惠的方向發展。

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取得積極成效。目前，我國六大國有商業銀行均已成立數字金融與科技相關委員會，將數字化轉型納入戰略發展規劃。金融機構以數字技術為基礎，利用多層次、多維度金融數據，通過“數字技術+數據要素”孵化數字金融應用場景和服務模式。比如，不少銀行以手機銀行、開放銀行、移動金融咨詢平臺為載體，拓寬服務邊界，構建全面高效的數字金融服務網絡。在打造數字金融創新成果過程中，金融機構積極探索數字金融建設新機制、新體系。比如，工商銀行實施“揭榜掛帥”機制，集中技術和資金力量開展創新攻關，加速數字化創新突破，形成高效、敏捷的數字金融產品鏈。同時，金融機構也高度重視數字化相關的科技投入和人才培養。據統計，2023年我國六大國有商業銀行金融科技投入合計達1228億元，同比增長5.38%；科技人員總數達9.3萬人，平均占員工總數的5.19%。

全球數字金融發展的新趨勢與新特征

出于對數字經濟、數字技術的重視，數字金融也成為國際競爭的新熱點，全球主要經濟體紛紛加大了數字金融布局。例如，歐盟推出歐洲數字金融戰略（EDFS），美國推動金融科技立法框架，英國創設金融科技“監管沙盒”。同時，作為數字金融主體的各類金融機構，推進數字金融發展的思路、策略、路徑等也在發生新的變化。

科技投入的角色定位發生轉變。近年來，國際金融機構積極部署數字金融發展戰略，持續加大資金投入，全球銀行業科技投入年均增幅超9%，平均占到銀行營業收入的十分之一。摩根大通2023年科技投入高達153億美元，占其營業收入和非利息支出的比例分別達到9.7%和17.5%。在投入力度加大的同時，金融機構科技投入的定位已超越支持傳統業務運作的范疇，轉變為引領業務創新和數字化轉型的關鍵力量。高盛集團借助每年10億美元以上的持續金融科技投入，成功打造基于區塊鏈的數字資產平臺GS DAP，以分布式技術為核心實現了自身資產管理業務的數字化和自動化轉型，走在了行業發展前沿。

技術應用的演進路徑逐漸清晰。與產業技術升級一般規律一致，數字金融的技術發展也呈現出“外部引進—自主創新—技術輸出與共建”的路徑。以人工智能應用為例，在發展初期，金融機構人工智能技術儲備有限，相關業務往往向科技公司外包。隨著應用經驗和技術積累加深，部分金融機構開始自主研發人工智能解決方案，如摩根大通、星展銀行推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垂直大模型。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外溢，金融機構可能針對核心、涉密業務需求和長尾、泛化客戶需求的差異，采取“AI自研+第三方科技”合作共建的技術模式；科技領先的金融機構有望向外輸出自身AI技術，構建AI金融生態，進而改變金融業的競合格局。

數字化場景從業務體系外圍走向核心。在數字金融發展早期，數字技術主要在支付、客戶管理、市場營銷等領域發揮作用。隨著技術的成熟和市場接受度的提高，數字金融開始深入銀行信貸、投融資服務、風險管理等核心業務，成為金融發展的重要基礎設施，為解決信息不對稱、信用風險、交易摩擦等問題提供了創新思路和解決方案。這一進程不僅是科技與金融業務加速融合的象征，也體現了數字金融作為一項基礎能力對金融業態的重塑。

數字金融“敘事能力”受到高度重視。數字金融的發展不僅在于技術積累與業務實踐，也在于市場投資者和消費者的認可。國際金融機構通過多樣化渠道和場景對其在數字金融領域的探索與成就進行故事化營銷與品牌塑造。摩根大通除通過定期披露渠道發布數字金融與科技創新進展，還通過組織論壇、峰會、產品發布會等形式向公眾描繪其數字金融的發展藍圖、經典服務案例等。2024年1月，摩根大通簽約商業播客Acquired并播出金融科技系列節目，帶動當月股價上升11.4%，體現了優秀敘事能力對增強投資者信心、提升品牌價值的積極影響。

推動我國數字金融高質量發展的策略思路

數字金融不僅是傳統金融的延伸，更是金融發展模式的變革；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等發展，也離不開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的有力支撐。新形勢下，我們要按照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中央金融工作會議部署，統籌發展和安全，以前瞻思維和務實舉措做好數字金融大文章。

謀劃好數字金融能力建設的科學路徑。數字金融的發展，不是單純的技術“軍備競賽”，而是旨在提升金融服務能力與客戶體驗的戰略轉型。對金融機構而言，應堅持需求導向，緊緊圍繞經濟社會發展要求、客戶金融需求痛點，結合自身資源與技術稟賦、業務特點以及監管合規要求，制定既務實又前瞻的數字金融發展路徑。

及時構建數字金融收益成本評價體系。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金融機構往往需要在技術升級、系統改造等方面進行大量投資。如果僅重視投入而忽視產出，不僅會帶來資源的不當配置和財務損失，甚至可能導致戰略方向的偏離。金融機構在推進數字化轉型時，要從成本和收益兩端進行系統考量，因地制宜構建收益成本評價體系，對項目進行全生命周期財務分析，全面評估數字金融的價值貢獻和實際成效。

推動數字金融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數字金融，要落腳于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助力經濟運行效率提升。金融機構要通過數字技術豐富產品供給，持續拓寬數字金融服務場景，積極發展數字普惠、“數字+科技”金融、數字供應鏈金融等新型服務，增強對各類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科技創新企業的服務效能，進一步降低企業融資門檻和融資成本，構建綜合化、全天候的數字金融服務生態。

深化數字金融領域對外開放。數字金融的發展，必須融入國家制度型開放大局，通過完善數字金融基礎設施、加強數字金融監管合作等，構建更加開放、透明、規范的金融市場環境和服務體系，助力金融強國建設。金融機構可以通過搭建開放平臺，與金融科技公司、第三方服務提供商等形成技術與生態合作，繁榮金融科技市場，豐富金融產品和服務層次，實現金融機構、科技公司與消費者的多贏局面。

積極參與全球數字金融治理。數字金融的興起打破了傳統金融的地理界限，使得風險傳播更為迅速和廣泛。全球數字金融的快速發展客觀上也要求建立統一、明確且具有前瞻性的標準體系。我國金融機構應當積極參與全球數字金融標準、技術規范等制定，搶占發展主動權，為我國發展數字金融創造良好國際環境。同時在守牢安全底線的前提下，主動融入金融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強與國際領先金融機構、重要行業協會等的務實合作，推動技術標準升級和服務模式創新，提升數字金融發展質效。

數字金融不僅是技術革新，更是理念升華；不僅牽動金融業的持久繁榮，更關乎金融體系的穩健與未來。要按照人民銀行等七部門聯合印發的《推動數字金融高質量發展行動方案》，加快推進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完善數字金融治理體系，讓數據要素和數字技術成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堅實底座，更好支撐和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責任編輯　趙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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