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能夠在日常生活的焦慮出現時，建設性地面對它，便能避免日后病態性焦慮的壓抑與退縮。所謂勇敢，并不是沒有焦慮，而是即使焦慮也依然前行的能力

　　文|宋文娟

　　編輯|袁滿

　　與恐懼有具體的對象不同，焦慮是無形與無名的不安，是一種模糊而具體的焦躁，讓人心神不寧、煩躁不安，注意力難以集中。

　　據中科院陸林院士近日統計，疫情三年新增了超過9000萬焦慮癥患者，數億人出現睡眠障礙問題。

　　對于生活節奏快、壓力大的金融人而言，焦慮更是普遍現象，也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金融人的焦慮

　　有金融投資經理表示，今年上半年股市動蕩時候，感覺心跳加速、腎上腺素飆升，全身的感官都處于警戒狀態。“為了平復焦慮情緒，在市場暴跌的時候，痛苦得把電腦都關上——不敢看盤了。”

　　他坦言對依靠資本環境吃飯的金融人而言，上半年世界經濟增長放緩，通脹壓力持續走高、地緣政治沖突加劇，金融市場震蕩加劇，讓其工作也增加了很多復雜、困難、焦慮的因素。“現在我們選投資標的更謹慎了，畢竟不確定因素在增多”。

　　金融行業高管們面對業績壓力、董事會壓力、強監管壓力，更是感到壓力重重，盡管在外人看來，他們高薪、錦衣玉食，身處光環之中。

　　某位企業家坦言，在公司融不到資的時候，曾焦慮得九天九夜沒有睡覺，安眠藥、注射藥都不管用，第十天開會的時候直接暈倒。

　　“感覺自己時刻走在懸崖、鋼絲繩上。神經一直得繃著。”另一位金融機構高管坦言，在巨大的壓力下，不僅脫發嚴重，容貌快速衰老，失眠也成了日常問題。

　　對于一位事業生涯維系在歷次考核通關的人而言，業績的壓力也成了創傷和災難的處境源頭，并因此產生失序的行為和焦慮。如一位金融機構中層人士認為，“我們這樣的中層背了不少指標，單位每個月、每個季度都要對我們進行考核，尤其是到了臨近考核最后幾天，如還沒達到業績目標，我們焦慮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因為一旦考核不合格則面臨淘汰、降級。”

　　心理學家霍妮筆下的神經性焦慮癥描述則與部分身處高位的金融高管高度吻合，“他相信：他應該能駕馭一切，無論是多么困難的處境，他都應該立刻就能對付它。這種理想漸漸與驕傲感聯系起來。他既希望控制自己，也希望控制他人。凡不是由他發起或贊同的事情，他都不希望發生。如果一個人如此徹底地壓抑了他自己控制他人的欲望，他就可能變得懨懨不樂……而對權力、名望和財富的病態追求不僅被用來作為對抗焦慮的保護措施，也是受壓抑的敵意得以發泄的途徑”。

　　焦慮與競爭息息相關，個人競逐成功既是現代社會的主導目標，又是最普遍的焦慮情境。與競爭失利相伴的是嚴厲的懲罰，與競爭獲勝同行的則是豐厚的報酬。這種引導使得個人的價值感也完全仰賴競爭得勝。

　　與競爭帶來的焦慮相伴還有人與人之間的敵意與侵略。在焦慮情境下，敵意攻擊會被當事人當作避免產生焦慮處境的方法或者防衛機制——努力勝過他人，成為勝利者而不是受害者。

　　敵意與侵略通過競爭奮斗，成為個人自我肯定的動機。競爭的野心也造成了人際間的疏離。在孤立與疏離的個人中，更多會體驗無力感與無助感帶來的焦慮。

　　精神醫學家哈里·斯塔克·沙利文認為，焦慮是人際關系分裂的表現，我們都是在與周圍我們有重要關系的人結成的“一體化”情境中生活，依據他們認可和傳遞的標準來評價自己。

　　當我們個體獲得滿足的方式得到這些重要人物的否定或指責時，個體會覺察到其人際關系出現裂縫，就會產生焦慮。

　　沙利文說，焦慮是自尊遇到危險的信號，是一個人在重要人物心目中的地位遇到危險的信號。

　　焦慮的兩面性

　　焦慮雖然殺傷力很大。不過對于焦慮，我們仍需要辯證地兩面地看。

　　焦慮不全是壞事，適度的焦慮是有作用的。適度的焦慮能使人在變化的情境中識別危險和強化對目標的篤定和認知，及時推動行動和解決問題。

　　2011年美國《時代周刊》將焦慮問題作為封面故事進行深度報道，它提出一個問題：Why Anxiety is Good for you（為什么焦慮對你而言是件好事）？

　　在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看來，原始人最初的焦慮體驗，是來自野生動物的尖齒利牙的威脅警示。

　　危險是生活的一部分，焦慮使我們識別危險。正常的焦慮是個體的存在受到威脅的指示燈，能讓我們對可能出現的問題保持警惕。

　　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認為，我走在懸崖邊上，這懸崖對我來說是危險的，是我要躲避的東西，我不能改變懸崖，但是我卻可以通過提醒自己留心路上的石頭、遠離懸崖的邊緣而避開它。

　　某金融機構總裁認為，“正常的焦慮，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危機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有危機感說明頭腦清醒，知道存在的問題和風險所在，便于針對性地去采取措施。明確了努力方向和工作重點以及避免踩的坑，可以避免危機出現，保障事業健康發展。從這方面來說，只有有智慧的人、清醒的人才會有危機感。”

　　焦慮是個體聯結、接受與解讀壓力的方式。有智慧的人有危機感，但不至于陷入病態的焦慮。

　　某券商董秘表示，“我焦慮的時間相對比較少，這與我工作幸福感指數、工作順利情況是相關的。畢竟在這個工作中，我與領導、同事相處愉快，對公司制度、政策是認可的，工作中我做的事情也是自己喜歡的，也相對比較得心應手。”

　　不過她坦言，“盡管我焦慮感比較低，但一些項目關鍵節點我也會遇到焦慮時候。比如我們保薦業務上IPO（首次公開募股）能否過會，報監管審批后存在不確定性。參加一個項目方的關鍵會議，遇上疫情管控要求隔離，我也會很焦慮。”

　　哲學家克爾凱郭爾認為，人在實現可能性的過程中一定會產生焦慮，可以說焦慮是可能性變成現實性過程中的一個中介因素。

　　在心理學家羅洛·梅看來，焦慮之所以無所不在，正是因為我們察覺到人類是隨時要直接面對摧毀存在之物的非存在的存在。羅洛·梅強調，焦慮的管理問題是將它降低到正常的水準，并利用這種正常的焦慮作為增加我們覺察、警戒和生存熱情的刺激。

　　羅洛·梅認為，正常的焦慮反應具備與客觀的威脅不會不成比例、能夠在意識覺察層次上建設性對待、不涉及壓抑或其他內在心靈沖突的機制等特質。而病態的焦慮則是對正常焦慮定義的顛倒：（1）與客觀危險不成正比；（2）會有壓抑、分裂和其他心靈沖突的形式；（3）會產生許多形式的退縮行動與警覺。

　　如何管控焦慮？

　　一個人能夠在日常生活的焦慮出現時建設性地面對它，便能避免日后病態性焦慮的壓抑與退縮。所謂勇敢，并非沒有焦慮，而是即使焦慮也依然前行的能力。

　　那么，在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張弛有度地與焦慮共處？

　　概括而言，走出焦慮有下列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首先，接受不確定性，停止對不確定未來的“可怕想象”。對未來的災難性想象，會放大個體的焦慮，制造出更多群體焦慮。對不確定性培養積極的思維方式，進而可帶來積極的心理感受。其次，在不必要的情況下限制技術的使用是降低焦慮情緒的一個辦法，如睡前一兩個小時，停止使用電腦或智能手機。現代技術的發展給我們帶來便利的同時，也推高了我們的焦慮水平。還有不要拖延，拖延通常會導致機體的焦慮水平處于高位。

　　此外，要留意培養自己的精神支持系統，在陷入焦慮情緒的時候，身邊正能量的人可及時把自己拉回正常軌道。

　　瑜伽、正念冥想等也是現代人靜心、減壓的好方法。安靜下來，專注下來，越專注越安寧，內耗減少，決策更理性，效率也會提高。

　　巴菲特的老師、有華爾街教父美譽之稱的證券分析師格雷厄姆說過，“一個成功的投資者，往往具有冷靜、耐心、理性的氣質，而投機者正好相反，他們常常會陷入焦慮、不耐煩和非理性之中。他們最大的敵人不是股票市場，而是自己。這些人或許在數學、金融和會計等方面都具有超凡的能力，但如果不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緒，他們自然無法從投資中獲利。”

　　長期而言，如何面對日常生活的焦慮，有賴于個人對自己和自己存在價值的認定，清晰自己的價值所在，就不會被他人的質疑和否定牽繞。正如尼采所言：“一個人知道自己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種生活。”

　　所以最為重要的是，要有穩定的精神內核，“我的人生目標是什么？”“我們究竟要追尋什么？”“我為什么而奮斗？”這些是我們時時捫心自問的問題。

　　而弗洛伊德說，要找出焦慮這個“謎題”的答案，就必須照亮我們心理存在的全部才行。這無疑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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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余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