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銀協

　　金融的未來之爭與中國的機遇

　　序章

　　當今的世界，人類社會又走到了大國興衰交替的十字路口。新一輪信息科技革命孕育興起，深刻影響著全球經濟和政治的發展格局，也顯著改變了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各行各業正在經歷全新的變革，金融科技迅猛創新，點燃了全球金融競爭的新火種。

　　一、人類開啟了全面競爭的金融大航海時代

　　大航海時代對中國而言是一個充滿傷痛的記憶。明朝初年，中國的鄭和船隊曾遠達歐非海岸，但宣揚國威與天威的外交式游歷遠不及歐洲小國為解決土地和貿易的經濟努力持久。十五、十六世紀的大航海時代開啟了人類文明的新紀元，中國在競爭中落敗，西方國家在理論創新、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模式創新等領域全面獲勝，以致出現了中外文化、經濟發展的東西方文明大分流，很多仁人志士扼腕嘆息。

　　金融是建立在信心和信息基礎上的特殊行業，這一輪信息科技革命，對金融業的影響尤其明顯。互聯網時代講求規模效應和金融場景。中國擁有14億的人口總量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量，活躍發達的互聯網產業創造了海量的數據和信息，是金融科技應用最廣泛、場景最多樣、數據最豐富的國家，網絡電商、移動支付走在世界前列。在數字經濟的新時代，社會核心經濟資源已經從原來的土地、人口、能源、礦產轉化為數據和信息，經過數十年不懈的努力，中國已躍升為數字經濟資源大國。

　　歷史總是不斷重演，國與國的競爭永遠沒有終結。雖然上一次大航海時代中國的結局不盡如人意，但在新一輪金融大航海時代的競爭中，中國仍有機會，并在一定程度上占據先機。

　　二、科技創新成為驅動金融發展乘風破浪的“動力槳”

　　我們正處于金融躍遷的時代，過往金融機構的資產規模、分支機構數量、業務市場占有率已不再是成功的保證因素。對未來趨勢變化的洞見，以及把握這種趨勢的能力才是企業生存發展的根本。理論上講，金融機構和互聯網公司、制造業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沒有區別，都是要具有超越競爭對手的獲客能力、更深刻了解客戶的能力，以及為客戶及時全面提供其所需要的產品和服務的能力。通俗地說，賣白菜和賣理財本質上沒有區別，只不過后者需要金融牌照而已。

　　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而言，金融科技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將是未來的核心競爭力。正如中國的高鐵、高速公路的建造能力，推動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多年奇跡般的增長。現在數據作為核心經濟資源，搜集、處理、應用數據的平臺已經成為社會的基礎設施，這些金融科技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決定著國家和地區間的核心競爭力。

　　中國要打造適應未來社會的金融科技基礎設施，就必須解答誰來規劃、誰來建設、誰來運營、誰來應用等基本問題。

　　理論上講，基礎設施規劃需要具有前瞻性、全面性、公平性和權威性，所有的社會基礎設施都應“頂層設計”，金融科技基礎設施也不例外，需要統一規劃和統籌設計。政府掌握制定社會規劃的最全面信息，應建立適應數字經濟發展的規劃機構，對地區和國家的基礎設施進行全面統籌設計，平衡社會各方利益，制定公平、公正的數據資源分配使用方案，讓金融基礎設施從規劃開始就具有正確的導向。

　　建設基礎設施，政府也不能包辦一切。就像建橋修路，國家不能既生產水泥鋼材，又組織施工隊。要厘清政府和市場的職責邊界，高效推進金融科技基礎設施建設，必須吸納專業化、市場化的機構積極參與。建設的過程要秉持開放心態，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匯聚各方資源和技術。在政策層面，由政府制定建設標準和使用規范，是工程的“監理方”和“驗收者”；在實施方面，充分借助各家市場機構和科技企業的專業經驗和優秀人才，又快又好地建設金融領域的“道路”和“橋梁”。

　　二千年前，齊國的管仲就曾在《輕重篇》和《侈靡篇》中一針見血指出，“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真正重要的日常生活必須品，如谷粟布帛，價格必須便宜，而一些華而無用的奢侈品，如珠玉金石，價格可以貴重，反之社會就會出大問題。同樣道理，現在的數據和信息已經成為社會核心經濟資源，必須要保證成本低廉，才能降低整個社會的經濟運行成本。社會的基礎設施不能為個別企業所私有，也不應以個體平臺的利潤高低和股東收益為目標。如果任由平臺巨頭企業壟斷數據價格，將會導致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率降低，社會總體福利下降。早在春秋時期，管仲就曾主張鹽鐵等特殊行業，政府應該建立“官山海”等專營機構進行直接管理。同理，作為管理社會核心經濟資源的平臺，金融科技基礎設施應兼顧經濟屬性和社會屬性，由具有公信力和公益性的機構管理，或采取“政府+市場”的方式運營，降低數據和信息的社會成本，消除“數據黑箱”。

　　縱觀歷史，科技革命往往起到了扶貧助弱的作用。農耕革命后，原先處于弱勢地位的腦力勞動者對狩獵、捕食的體力勞動者實現了反超；工業革命后，擁有核心科技專業技能的白領工人實現對擁有傳統手工技能的藍領工人的超越；信息革命后，原先在金融服務中的弱勢群體中小微企業和社會大眾將是金融科技創新、金融基礎設施發展最主要的受益者。這就像一個城市的公共交通和水電煤氣設施，最初由政府來統籌規劃，商業公司來參與建設，委托公益性企業來運營，最終由社會大眾共享使用。

　　三、正確的金融價值觀是金融創新揚帆遠航的“方向舵”

　　很多人簡單理解金融業的目標是賺錢，認為商業機構的最終目標是追求利潤增長和資產規模擴張。其實，金融是有價值觀的。金融的核心功能是從跨時間、跨空間兩個維度來分配社會經濟資源，通過促進商品交換和跨時空投資，把生產要素資源分配給最需要且最善于利用它的生產個體，提高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讓每個百姓有更多的經濟生活選擇，讓未來的社會有更多的產品和服務可以供民眾消費，從而提升整個社會的“帕累托最優邊界”和大眾的生活水平，這才是金融的初心和使命。好的金融活動能夠擴大這個福利邊界，不好的金融活動是在這個邊界中自己分割一大塊，別人分割一小塊，甚至縮小社會福利邊界。

　　現在金融業的很大問題在于金融機構往往以資產和利潤為最重要的業務發展目標，部分從業者以身居財富榜前列自傲，甚至為了達到這些目的不擇手段。商學院的課程中，資產定價、市值管理、全球資產配置成為熱門領域，很少有課程討論金融的初心使命和投資的價值觀。很多人崇拜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認為市場由看不見的手自發調節，追求私利是市場經濟成功的基礎，卻不知道亞當斯密非常厭惡金錢至上的社會風氣，曾窮其一生精力五次修訂編著《道德情操論》，認為沒有誠信、同情心這些最基本的道德觀念，自由競爭經濟就會引發社會災難。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曾感嘆，不讀《國富論》不知道怎樣才叫“利己”，讀了《道德情操論》才知道“利他”才是問心無愧的。

　　科技創新向來都是“雙刃劍”，如果只具備強大的專業技術能力，卻沒有把它用在正確的方向上，社會最終會受損，而不是獲利。這就像核能的開發利用，如果任其發展不受管理，爆發核戰的社會后果將遠遠大于幾個核電站的商業收益。自然科技如此，金融科技也是如此。這需要所有金融從業者牢記金融的初心和使命，在金融大航海時代，用正確的價值觀來把舵定航。

　　四、數據治理和風險管理制度是金融大航海時代的“壓艙石”

　　人們常常期望，科技的發展可以消除各種危機風險，一勞永逸地解決我們面對的所有社會問題。遺憾的是，實證研究表明人類歷史上的科技創新從來沒有消除風險，甚至沒有減弱風險，現實中每次金融科技創新都增加了風險，需要用一種更復雜、更有力的制度去約束這種創新帶來的破壞力。

　　當前數據已經成為社會的核心經濟資源，我們要像對待核能威力的畏懼一樣，對數據的采集和使用懷有敬畏之心。對商業機構而言，應清楚地界定數據的所有權、使用權、管理權、收益權的“四權關系”，在實際運用過程中科學把握使用的便捷性、數據的安全性，以及主體的隱私性這“三性平衡”。以下是一些基本原則：

　　首先，數據的采集一定要合法，遵循“合法授權”、“最簡夠用”的原則。對個人數據的采集一定要告知客戶主體，并明確采集的目的和范圍，不能捆綁式、壟斷式授權，或者用晦澀難懂的法律文書和停止服務的霸權條款來誘導、強迫客戶簽訂授權協議。授權的范圍一定要和服務功能相匹配，不應要求和業務功能無關的隱私數據。對個人生物特征和生活行為數據的采集和識別要特別審慎，必須要有上位法的支持。

　　同時，數據的使用一定要合規，把握“征信有資質”、“數據要脫敏”的原則。并不是每一個互聯網平臺都可以任意使用在自己平臺上產生和儲存的數據，其實這部分數據的所有權不屬于平臺，依然是客戶個體的。例如，我們很難想象，一個房地產開發商，在房子建成出售給客戶之后，可以指令小區物業機構在公寓門口記錄每一家的人數、上下班的時間、快遞的品種，然后把信息搜集起來賣給社區周邊的商戶，這樣的行為肯定是違法的。如果房地產商不能隨意銷售住戶的信息，互聯網平臺也不應允許隨意銷售客戶的數據。現在很多平臺所進行的數據采集和售賣行為，既沒有資質，也沒有脫敏，理論上都是違規的。今后應該明確，除非有監管部門明確核準的資質，平臺機構不可銷售和使用客戶的原始數據進行牟利，應進行必要的脫敏處理，原則上輸出的只能是總量統計數據或經過處理后的評判指數數據。對數據的管理應由政府或其他具有公共管理職能的機構進行，收益分配要非常謹慎，可以參考工商業務變更需要進行登記備案的要求，數據的盈利模式應該經過審核。

　　對監管部門而言，既要防范風險，也不能因噎廢食，“一刀切”禁止一切創新業務，應該明確兩大原則。一方面，要以金融功能和風險實質監管取代機構名稱監管。比如，如果某機構具有社會集資功能，無論叫銀行、信托、P2P，還是科技公司，都應當設立嚴格的準入機制和要求持牌經營；假如業務模式存在期限錯配和流動性轉換，都應當遵守流動性規則；一旦對客戶做出隱性或顯性承諾，就應當具有存款、準備金等風險損失吸收能力；如果承擔核心市場功能，就要建立恢復與處置計劃的預先安排。

　　另一方面，要按照系統重要性的維度來監管，把握鼓勵金融創新和促進風險防范的平衡。當創新金融機構處于初創期時，可以通過設立試點項目適當放寬監管要求，減少其合規成本，積極鼓勵創新，同時監管部門對試點項目保持密切關注和雙向溝通。隨著金融機構的不斷成長，一旦資金數額或客戶數量突破一定門檻，監管標準以及合規要求就要及時提升，監管強度也要不斷加大。這種模式國際上稱之為“監管沙箱”，其實就是中國一直采取的“摸著石頭過河”和“特區加試點”的模式，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取得巨大成功的寶貴經驗。

　　總之，在這個千帆競發、百舸爭流的金融大航海時代，中國面臨巨大的歷史機遇，一定程度上占據了競爭先機，但先發優勢并不代表著最終的成功。我們要深刻認識到，金融創新興于技術，成于制度，科技創新是“槳”，金融價值觀是“舵”，風險管理制度是“壓艙石”。只有具備超越競爭者的遠見，把握好這些基本原則，中國的金融發展才能夠行穩致遠，贏得未來。

海量資訊、精準解讀，盡在新浪財經APP

責任編輯：趙子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