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誠龍

　　《孟子·梁惠王下》記載了齊宣王與孟子的一次對話，齊宣王問孟子：“湯伐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于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wù)D一夫紂也，未聞弒君也。”

　　齊宣王的這次問話是非常“刁”的，成湯伐桀，武王伐紂，是下對上的冒犯，到底是正義還是非正義？設(shè)想，若齊宣王將這事來問孔子，我很疑心孔子無法作答，他要么王顧左右而言他，要么將成湯與武王大罵一頓，要么強詞奪理敷衍一番，如歷史學(xué)家胡克森所說：“誅獨夫民賊的理論是孔子絕對不敢說出來的。”其實胡先生所說孔子“不敢”，并沒有說對。齊宣王設(shè)下的這個陷阱式的提問，應(yīng)該說是專門針對“孔子學(xué)說”來設(shè)問的，孔子是不敢說嗎？孔子根本就不會這么說。“不敢”是心里這么想，因為怕死而不說，“不會”是因為孔子的心里想都不會這么去想。孔子在魯國為政，搞了一次“外交活動”，到齊國出訪，齊國安排了一些侏儒之類的優(yōu)伶獻(xiàn)上一臺歌舞晚會，孔子認(rèn)為“娛樂亂政”，說侮辱了“領(lǐng)導(dǎo)”，便氣勢洶洶地叫執(zhí)法者繩之以法。僅以“侮辱”構(gòu)罪，即將齊國的這些文藝工作者“格殺勿論”了，更何況湯伐桀、武王伐紂這些典型的“犯上作亂”呢？

　　孔孟之道，看起來好像是一人之道，是一脈相承之道，其實，孔道是孔道，孟道是孟道。孔道是仁，然其“仁”的內(nèi)核是什么？我以為孔子心目中“仁”的內(nèi)核是“禮”，“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fù)禮曰仁’”。而其所謂“禮”，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也就是“貴賤有別，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貧賤之人對富貴之君，絲毫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必須嚴(yán)格遵守“禮節(jié)”。桀是君主，湯是臣子，臣子以暴力來推翻君主，這不是以下犯上嗎？這是嚴(yán)重違反孔子之“禮道”秩序的，若齊宣王以此來問孔子，孔子如何作答，他會推翻自己的理論嗎？

　　孟之道也曰仁，但是，孟子仁的內(nèi)核是什么？在下以為，是“人”，或者說是“民”。孔子的“仁道”是“君道”，孟子的“仁道”是“民道”。孔子之仁很大程度是“單向”的，只是上對下，君對民，而孟子則反之。如果在君主利益與人民利益中只能“二選一”，那么孔子極有可能選的是君主利益，而孟子呢？一定選人民利益。所以，孟子對于齊宣王之問，一點也不“口吃”，一點也不期期艾艾，毫不含糊地說成湯伐桀、武王伐紂是非常正義的行動，不是誅君不是犯上，而是“誅獨夫民賊”。桀紂橫行暴政，視人民生命如草芥，在孟子眼里，推翻其統(tǒng)治是天經(jīng)地義的。

　　孔子是“述而不作”，其言都是在“講課”時“脫口而出”，雖然有其基本立場，但是，其中肯定有一些話是“率爾操瓠”，漫口言道的，如東漢王充所說：“夫賢圣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而孟子卻是“述而作”，“用意詳審”，站在民眾立場立言，是其一貫立場。孟子理論的核心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這“一切”的內(nèi)涵是什么？是地主？是官僚？是既得利益集團？孟子不把這些與人民利益放在同一桿秤上來稱，他所要來稱的是重量級的，是國家，是君主，人民利益高于國家，人民利益更高于帝王。

　　也許國家是需要“君主”的，但君主的權(quán)力是必須“制約”的，誰來制約？是宰相？是科道言官？孟子把這些體制內(nèi)的人都排除在外，他把制約君主的權(quán)力交給人民，在孟子的理論里，制約君主并不一定要實行“暴力革命”，完全可以運用“民主方式”。齊宣王問孟子，對那些不行仁道的“自家君主”該怎么辦？孟子說：“君有大過則諫，反復(fù)之不聽則易其位。” 那么對那些“異姓君主”不行仁道又怎么辦呢？孟子說：“君有過則諫，反復(fù)之而不聽則去之。”這就是說，不論是誰當(dāng)政，人民對他都有彈劾權(q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