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售業是國民經濟的晴雨表—一個國家或城市的零售企業往往是這個國家或城市經濟活力的窗口。過去三十多年中,中國經濟出現“增長奇跡”,經濟規模已躍全球第二,然而,如此巨大的市場規模,卻未造就一個有影響力的跨國零售企業,其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從市場的規模和成長性來說,中國成千上萬的零售企業中,產生一兩個類似于“華為”這樣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品牌性企業應該不成問題。然而,截至去年,我國零售企業銷售過千億(人民幣)的只有4個。其中規模最大的蘇寧電器(微博)2011年的銷售總額為1947億人民幣,而同年,美國沃爾瑪年銷售額是4190億美元,差距多大?且不折算,即使是將其直接改成“人民幣”,也不到一半。即便這樣,廣州市前十強零售企業的銷售規模,加起來也不到蘇寧的一半,甚至紛紛陷入“成長疲憊”中,變成了“小老頭”。
由此可見,這些零售企業普遍“難做大”。“做不大”成為全國零售企業的“通病”。而那些稍微有點大的零售企業,如蘇寧、國美、百聯,卻又基本“大而不強”,從盈利能力、業績穩定性、產業鏈與價值鏈管理、客戶忠誠、品牌價值等多方面看,這些企業普遍都沒有進入真正的“強盛期”。從現狀來看,中國零售企業“難做大,難做強”基本上是普遍規律,是一種不容懷疑的客觀事實。
按理說,船小好調頭,中小型零售企業應該更具靈活性、生命力,從而有著較長的生命周期,然而,從全國的總體情況和各區域、各行業的局部情形看,自2008年以來,全國各地的中小零售商戶,尤其是超市、百貨店、個體商戶,停業及關閉的比例相當高,全國范圍內約15%,而有些城市的局部區域高達30%。某些商業街、市場內的商戶,成片關閉歇業,多數個體零售商戶的平均生命周期不到五年。
之所以我國零售企業普遍“大而不強,小而不活”,是因為我國零售企業的發育成長的土壤出了問題。除了營養不良、土壤貧瘠、生態失衡等系統性問題,還有“三重枷鎖”將我國零售企業困住了。
第一,現行內外貿分割等舊體制使我國零售企業發育成長遭遇體制約束。我國零售企業,不允許有自己的進出口權,不能自主經營對外采購和銷售,在產業鏈和業務鏈上,被舊體制人為地割裂。香港利豐集團之所以能做大做強,就是因為它可以在內外貿一體化和供應鏈管理基礎上實現批發、分銷、零售、貿易、物流的一體化經營,而這一點,在我國現行體制下,國內零售企業難以進行。而這些,正是沃爾瑪、家樂福等能在國際市場上長驅直入的基本條件。
第二,現行稅費體制使零售企業“連鎖擴張”成為虛架子。由于我們地方政府對GDP、稅收等指標的頑固追求,使得地方政府以及現行的法律規章成為阻礙零售企業全面推行跨區域連鎖擴張的主要力量。至于基于土地成本過高而導致的房價過高所產生的租金成本、商品成本等問題,也是企業在盈利模式上難以轉型的主要原因。前有阻力、后有拖力,使得零售企業進退皆難,于是發力到一定程度,就后繼乏力。
第三,現行產業政策體系不利于零售企業擴張。在各級政府的產業扶持目錄和產業政策體系中,零售業似乎都被列入“傳統服務業”而被打入冷宮。由于它不是所謂的“新興現代服務業”,而往往得不到政策的扶持和援助。結果,這個從一開始就是沒有被重視的基礎性服務業,就一直沒有被真正“重視”過。
當然,導致我國零售企業難以做大做強的原因還有很多,諸如不懂得并購擴張、缺少清晰的盈利模式、缺少人才等。但相比而言,上述三種枷鎖的壓抑才是最根本的。如果不突破,我國零售企業將陷入長期性做不大,做不活的“半僵尸”狀態,從而使我國服務業的整體水平長期得不到提升。
(作者系廣東商學院流通經濟研究所所長)
編 后 語
策劃這樣一個專題,并不是想說明中國零售業發展得多么糟糕,畢竟這也是國際成熟市場零售業發展曾經經歷過的必經階段。之所以仍要梳理,主要是想還原一個真實的現狀,尤其是零售業目前面臨的諸多困惑,以期引起有關部門的一絲共鳴。
擴大內需,流通先行。流通業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不言自明。但包括零售業在內的中國流通業的發展,先不說亟需呵護,但最起碼也需要一個公平的環境。尤其在這發展的彷徨和混沌時期。
令人欣喜的是,國務院在日前下發的《關于深化流通體制改革加快流通產業發展的意見》中,首次將流通業作為一個產業的概念明確下來,同時也首次確立了流通產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性和先導性產業的地位。總算是給流通業“正名”了。
《意見》不僅提出了2020年我國流通產業發展的總體目標,同時還出臺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
但一直作為“邊緣性”產業的流通業要想有序、健康、快速的發展,也絕非是一朝一夕的事,同時也不是幾個零散的政策就能解決的事。它很多還需要從基礎開始,尤其是理論研究;也需要國家從戰略層面系統考慮,尤其是長效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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