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恒鵬在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新機遇論壇上發言

　　2005年3月17日，第二十四期中關村論壇在海淀區政府常委會議室舉行，新浪財經全程直播此次論壇。以下為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朱恒鵬副研究員在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新機遇論壇上發言實錄：

　　主持人：

　　袁總談了他自己的理解。前面有七八個人發言，我想這里面有人看到的是問號，有的是省略號，有的是感嘆號，每個人的角度是不一樣的。前面是來自于實踐企業家的一組發言，下面把時間留給我們的幾個專家學者。在這之前，我先介紹四個剛到的嘉賓：海淀區政協副主席、北京師范大學中國農民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孫津；美國投資集團的任虹小姐；大北農張家旺副總裁；互聯網實驗室CEO王俊秀先生。現在請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朱恒鵬先生發言。

　　朱恒鵬：

　　約我參加這次會議之前，《中關村》雜志問我，看沒看到這36條，有什么感受？去年的郎顧之爭我在搜狐網上發表過兩篇文章反駁朗咸平，自此形成了每天一上網就到搜狐網看財經新聞的習慣，36條一出來我就看到了。看到之后沒有什么高興的感覺，和心理預期差別太大。在我看來，那36條意見的題目不應該叫《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若干意見》而應該叫《關于減少對非公有制經濟歧視和限制的若干意見》。什么叫鼓勵，我不愿意干或者盡管打算干但干勁不足，你推動我干，這叫鼓勵。現實情況不是這樣，意見中提到的許多事情民營經濟憋著勁想干，卻限制他們干甚至不讓他們干，36條意見是要減少這些約束和限制，是在給民營經濟松綁。算不上鼓勵。

　　當然，我們也要承認，政策的出臺是一個利益博弈的過程，有許許多多的政治考慮，不可能盡如人意。不管怎么說，出臺這么一個意見，至少比沒有還是要好一些。這一點我同意。但是我對這個意見的感覺是遠沒有達到預期。其中，有兩點我認為應該明確提出的意見都沒有提到：在競爭性領域堅定不移地實施國退民進和大力減少政府管制。而這兩點不在政策上予以明確，所謂的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很難讓人相信政府有足夠的誠意。

　　第一點是要真正讓民營經濟獲得國民待遇，獲得平等競爭、平等發展的機會，那么就必須要堅定不移地實施國退民進，關于這個問題，經濟學界是有很大共識的。實際上，1999年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決議中就明確了這一點。那個決議已經是六年前的了。不過從去年一年看，在這個問題不但沒有大力推進，甚至還有所退步了，甚至不提國退民進了。去年國資委幾個官員講國退民進這個說法是片面的。我認為國資委官員的這種說法不對，遂寫了一篇文章《國退民進不能動搖》投給了《南方都市報》。南都報說寫得很好，但是不敢發。搜狐網也不敢發。這篇文章后來發在《改革內參》上了，同時也放在了我們所的網站上，前段時間我發現上海國資委的網站轉引了這篇文章。

　　為什么要堅定不移地實施國退民進呢？國有經濟無效率，已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在競爭性領域國退民進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結局。即使在為數很少的非競爭性領域，譬如公共產品或服務部門，國有民營亦會大大提高效率，這亦被各國實踐充分證實。從邏輯上講，如果存在公平競爭，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會被自然淘汰，本不需要政府搞什么“國退民進”。然而問題決不這么簡單。只要存在國有經濟，所謂的競爭性領域就不可能有公平競爭和優勝劣汰。其實，不管是競爭性還是非競爭性行業，只要那個行業既有國企又有民企，那些國企就會是“特權”企業，那些民企的日子就不好過。如今的中國，國有企業特別是那些直屬中央政府的大型國有企業享受著綿綿不絕的父愛，外資企業享受著中國入世以后對他們按WTO規則辦事的國民待遇。當然，和民企相比，那是超國民待遇，如果我們把民企看作是國民而非臣民的話。36條意見中明確表示允許外資進入的行業和領域，也允許國內非公有資本進入。這是一個明顯的進步。但是對這樣的原則性意見，我們不能太樂觀，許多政府部門并不真正貫徹執行中央的意見，對外商他們按WTO規則辦事，對民企他們按中國的潛規則辦事，別說WTO規則，就是中央政府制定的那些落在紙面上的言之鑿鑿的規則民營企業也享受不到，所謂超國民待遇，這種規則的不平等是其重要表現之一。

　　公平競爭，國有企業是競爭不過民營企業的。不但公平競爭競爭不過，給財政補貼，給銀行貸款，給上市額度還是競爭不過，最后只能等政府親自出手直接助其清理競爭對手。去年控制投資規模，從表面上講，不以所有制為標準，誰的投資有效率，誰的投資更能促進社會發展就支持誰，就批準誰。可實際情況是，以冶金行業為例，民營冶金行業的投資審批幾乎一個也沒有通過，國有鋼鐵企業最終批準的投資規模比國務院的計劃突破一倍，這一事實典型地說明了只要在競爭性領域存在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就不可能和國有企業公平競爭。

　　我們必須清楚：所謂國有，必然是政府所有。作為市場競爭監管者的政府同時又是國有企業的慈父，在國企也是市場一員的情況下，政府根本不能維護公平競爭。政府總是千方百計地幫助國有企業，有時甚至親自出手為國企清理競爭對手。當然理由總是那么冠冕堂皇：“加強宏觀調控”，“防止重復建設”，如此等等。實際上，這些年來，政府就是這樣在保護國企與維護公平競爭這兩種相互沖突的角色中糾纏不清，而市場也因此無法實現公平競爭。

　　因此，國有經濟不退出，不可能有公平競爭。這正是我們主張政府必須堅定不移地實施競爭性領域的“國退民進”的基本理由之一。在完善市場經濟的進程中，“國退民進”的方針不能動搖。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國有經濟是作為市場失靈時的拾遺補缺的角色。我們必須清楚，盡管今天還有不少國家對企業持股，但是歷史上有哪個國家的長久興盛是靠國有經濟支撐的？今天最強大的國家都是靠私營經濟發展起來的。

　　好多人說浙江經濟發展好，那是民營經濟好。浙江民營經濟搞得好有一個前提，浙江國有經濟是最弱的。浙江是全國人均國有投資最少的一個地區。沒有國營經濟需要保護，發展民營經濟也就沒有什么包袱。浙江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而且在咱們國家今天，你別看廣東經濟怎么發達、山東經濟怎樣發達，浙江的經濟不但發達，還是整個中國最健康的。有一個數據很典型，浙江所有的銀行呆壞帳率都是全國最低的，這就反映了在咱們國家這個問題具有地域特征，要說浙江中行比建行呆壞帳率低，那是銀行的原因，所有浙江的銀行呆壞帳都低，那就是浙江的原因了。這說明浙江經濟不但發展得快，還發展得很健康。第二點，為什么要大力減少政府管制？咱們國家非公有制經濟都憋足了勁要干好多事情，問題是政府管制太多，這不讓你干那不讓你干，干什么都有好多手續和限制，讓你有勁使不出來。從去年到今年年初，有一個事情很反映我們政府的特征，那就是關于出臺《反壟斷法》的事情，三個部委爭奪該法的立法權，爭得實際上是執法權，如果出臺這個法律的真實目的是為了促進競爭，促進經濟發展，促進全社會的利益，三個部委何必要爭呢？誰干還不是為人民服務？誰干不可以？爭得實質上是權力，是更大的管制經濟從而謀求部門利益的權力，從三個部委的爭奪中我們可以看出這種立法的結果會是什么。這種法律咱們國家是不需要的。美國為什么出臺反壟斷法？權力制衡，生活中不能出現強權，這是美國人從建國開始就根植于內心的理念。和許多人通常的理解不同，十九世紀美國出臺反壟斷法主要不是出于經濟考慮。美國人的立國思想是建立一個沒有強權、權力分散的民主制國家。十九世紀末美國人制定《反壟斷法》的主要動機是擔心經濟權力的集中對民主不利，需要通過立法解決這個問題。了解《反壟斷法》發源地的這個歷史背景，有助于我們對中國是否制定《反壟斷法》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和美國的一個根本性區別是，今天的中國，經濟權力過大的是各級政府，而非企業。出臺一部進一步增加政府經濟權力的《反壟斷法》與該法的精神恐怕完全是背道而馳。咱們國家現在的問題是政府管制太多，導致許多東西發展不起來，也導致所謂的和諧社會建立不起來。

　　前一段時間《中國經營報》采訪我們談建設和諧社會需要什么樣的公共政策。采訪可以，說什么報道什么，最后報道的和我們說的不一樣。咱們國家為什么現在還不是一個和諧社會，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收入差距太大。為什么收入差距這么大，讓老百姓意見很大？各國的發展經驗表明，一個公平的、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下不會出現這么大的收入差距，像美國、以色列、澳大利亞、加拿大。研究表明，那些移民國家，那些起點比較平等、競爭規則公平、政府管制很少的國家，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存在收入差距，但不會很大，不會大到造成嚴重的社會矛盾。收入差距懸殊的國家都是存在著明顯的特權階層的國家。在這些國家，大量富人不是靠他們的聰明才智、不是靠辛勤勞動、不是靠誠實經營發家致富，而是靠特權攫取聚斂財富。我們國家今天收入差距過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府部門的權力太大，一部分人利用政府的特權來攫取財富。如果大家靠發展經濟，靠創造社會財富來發家致富，這個社會沒有那么多的問題。那些陽光下發財的人，像張朝陽，像丁磊，他們很富，大家對他們沒有什么意見。老百姓也明白，人家錢是怎么賺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錢就是再多大家也不會仇視他。我們的老百姓現在對貧富差距過大的不滿集中在什么地方？集中在這樣的地方：有人不付出勞動，不創造財富，不生產產品，卻能夠成為千萬富翁、億萬富翁，天下有什么人有這樣的能力？只能是那些能夠利用政府特權的人，如果政府沒有那么多權力，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利用特權發財。咱們國家收入差距過大，主要就是這個原因。在北京我們就說北京，政府管制太多，北京的出租車行業就是一個典型，北京現在的出租車司機多數是郊區的農民干，一天至少干12個小時，一個月至少干28天，一個月交五千左右的份錢，自己最好也就落個2000元左右。勞動強度過大，嚴重的職業病，但凡有點辦法的不干這個活。五千元的份錢交給誰了？查一查出租車公司上交國家的稅收很少。國家沒有拿到多少錢，咱們消費者抱怨出租車不方便，出租車司機過得不是人的生活。北京出租車司機這個群體在咱們國家肯定是一個典型的弱勢群體，他們比下崗職工好不到哪里去，北京好些下崗職工都不干這個活。原因在哪里？出租車行業北京市管制太多。這個行業根本不需要管制，放開干就是了，誰愿意干誰干，滿大街都是私家車了，放開了讓大家自由干出租，會增加北京的交通擁擠和環境污染嗎？一個出租車頂10輛私家車，當然也能頂10多輛公車，取消管制，放開出租車經營，北京就不會有交通擁擠了，就不會有那么多汽車尾氣了。如果沒有管制，收入差距就會大大縮小，一天干八個小時一個月掙兩千多元，和一天干十三四個小時才能掙到兩千元絕對不是一個收入水平。

　　政府管制過多、行政特權過多導致收入差距過大、社會不能和諧發展的例子很多，今天我們國家的一個典型現象是，一方面是那些行政壟斷行業利用壟斷地位攫取了過高的利益，使得這些行業的從業者獲得了遠高于他們的勞動付出亦遠高于社會平均水平的收入水平；并嚴重制約了整個社會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的提高。電信行業是這方面的典型。另一方面大量的低收入階層生活困頓，增收乏力。我曾經以移動通訊為例講過如果我們取消電信管制會給全社會帶來什么好處：政府管制導致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資費居高不下，兩家移動通訊公司通訊能力明顯閑置，國內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講，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是生產過剩的危機，并且拿1929大危機期間美國的牛奶場主把牛奶倒入大海一事來證實這一點。今天我們知道，造成美國牛奶場主這一做法的根本原因是其壟斷地位。為了維持壟斷高價帶來的高利潤，牛奶場主寧愿閑置生產能力也不愿意增產降價。而現在我們的移動通訊公司也是這樣寧愿閑置通訊能力，也不降價。可以說我們的移動通訊公司天天在把牛奶倒進大海里。而這種做法又帶來了一個怪胎，那就是一種已經被淘汰了的移動通訊技術即所謂的小靈通在中國大肆發展起來。小靈通的發展空間就來自于被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的高價格拒之門外的廉價移動市話需求。如果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將每分鐘的話費由四毛降到兩毛，小靈通就沒有生存空間了。這樣做的結果是基本不需要增加投資，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就可以滿足包括小靈通所提供的服務在內的所有移動通訊需求，而我們在小靈通上的投資就完全可以節省了。如果我們并不在乎浪費在小靈通上的這些資金，我們又何必花費那么大的成本大力引進外資呢？如果我們存在著嚴重的資金短缺，必須大力引進外資來彌補資金不足，我們為什么連自己的資金都用不好，無謂地浪費在小靈通這種項目上呢？ 事實上，如果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的話費由四毛降到兩毛，將會帶來以下四個結果：一是滿足包括小靈通所提供的服務在內的所有移動通訊需求，節省了我們現在投資在小靈通上的資金。二是讓更多的老百姓用上手機，提高了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三是即使降價導致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的利潤下降，那么這些下降的利潤無非是中國的手機用戶少花的，對于整個國家來說并沒有損失。老百姓節省下來的錢會用于其它支出，比如購買家電、旅游、下飯館，這樣還會增加全社會的就業。第四是那些在乎每分鐘話費是四毛還是兩毛的人都是窮人，移動通訊話費由四毛降到兩毛他們購買的手機肯定都是低檔手機，而低檔手機全部是國產手機。這樣，移動通訊話費下降會大大促進國產手機產業的發展，又會進一步增加國內的就業和稅收。行政壟斷的主要責任在政府部門，比如中國聯通和中國移動早就在悄悄地打價格戰，不準他們降價的是信息產業部。由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減少政府管制，是大大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促進和諧社會的建立的。

　　政府管制過多還有一個更大的弊端，那就是抑制經濟發展、抑制就業增加。由于我們的政府權力太大、管制太多，你辦一個企業，這里蓋章，那里蓋章，少得的二三十個，多的二三百個。問題不僅僅是蓋章那么簡單，蓋章就要敲詐你，經濟學有一個很好的詞叫尋租，指的是利用行政權力謀取利益的做法。當年我高中有個同學寫了一篇作文叫《支書釣魚》，講的是他們村的支書告訴村民，為了保護耕地，不能隨便蓋房，宅基地必須經過他審批通過你才能蓋房子，村民要想蓋房子就得到支書家去蓋章，空手去是蓋不了章的，你得拎著禮物，我的同學把這個比喻為支書釣魚。咱們政府現在的好多管制就是這樣，要干什么必須要讓政府部門蓋章批準你才能干。大家可能都聽說過鄭州有個饅頭管理辦公室的事，這是一個經典的政府尋租的笑話：為了保證鄭州市民吃上干凈衛生的饅頭鄭州市設立饅頭管理辦公室，沒有饅頭管理辦公室的許可證你就不能賣饅頭，而鄭州饅頭辦最終的做法成了只要交上幾千塊錢就發給你許可證，這種做法對保證饅頭生產的衛生毫無幫助，僅僅是增加了饅頭生產者的成本。這種尋租方式當然很低檔，但是在一些層次更高更為復雜的政府管制中存在同樣的問題，只是不這么明顯可笑罷了。這種管制的結果是什么，是抑制創業，抑制經濟發展，抑制就業。大家想一想，我開辦一個饅頭鋪一年能掙多少錢？也就兩三萬吧，結果交給饅頭辦幾千元，這個辦那個辦幾千元，算一算一年白忙活，落不下幾個錢，那我就不干了。如果不交這些錢呢？我能落兩三萬，我就干，雇上兩個人，一年給每個人六七千元的工資，再給國家交千兒八百的稅，這意味著什么，這意味著一年解決三個人的就業，創造著三五萬的GDP，為構建和諧社會貢獻一點力量。可是由于這樣那樣的政府管制，這個饅頭鋪經營不下去了，三個人的就業沒有了，三五萬的GDP沒有了，和諧社會也就沒有了。絕大多數政府管制根本沒有必要。香港的管制很少，香港搞得怎么樣？香港都沒有政府部門管就業問題，結果呢，香港也沒有就業問題。香港人的文化素質不比大陸高，據說香港影視界最高學歷的是劉德華，本科，結果是一個六百萬人的城市出現了那么多的世界級明星，可大陸13億人，有幾個世界明星？我們不可能出那么多明星，上面又是這個局那個署的，怎么會出世界級明星？印度的一個部長說得好：印度之所以出那么多世界美女，是因為印度沒有選美部。政府管制越多的地方，經濟越發展不起來，想要依靠國資委發展世界500強，那肯定是南轅北轍。所以我有一句話，把發展經濟的任務，再加上一句話，建立和諧社會的任務，交給政府官員而不是交給自由的企業家，絕對是一個錯誤。我們國家經濟要搞好，關鍵是必須大力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對于那些通過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創造社會財富，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發家致富的私營企業主，我相信該老百姓不會仇視他，如果你真的認為私營企業主的收入水平和財富水平和廣大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差距太大了，這不符合和諧社會的要求，那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也絕不是限制私營經濟、抑制私營經濟、管制私營經濟，也不是通過稅收來劫富濟貧，這些辦法只能是南轅北轍，記住限制抑制富人不能讓窮人變富，只能使富人變窮，窮人變得更窮。正確的方法是鼓勵更多的人去創業，去當私營企業主，鼓勵小私營企業主變成大私營企業主，私營企業主的增多、大私營企業主的增多，必然意味著勞動力需求增多，在勞動者供給量不變的情況下，這必然導致就業的增加或者工資水平的提高或者兩者同時發生，這自然就意味著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和財富積累的增加，這是基本的經濟學原理。所以縮小收入差距、建立和諧社會的根本之道是大力鼓勵非國有經濟的發展，鼓勵更多的人當私營企業主，鼓勵更多的小私營企業主變成大私營企業主。如何做到這一點，很簡單，大力減少政府管制，大力消除市場壁壘，就能夠大力減少創業成本，減少市場進入門坎，增加創業收益，自然就會有更多的人去創業，去當私營企業主，去力爭變成大私營企業主。上面我們講那個饅頭鋪的故事實際上已經把這個道理說明白了。所以我們要記住，我們只能通過鼓勵更多的人發家致富來帶領大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鼓勵更多的人當資本家是增加就業、促使工人收入水平提高的最有效的、也是最根本的手段。別指望國有經濟來實現這一目標，改革開放前的二十年，數千萬城市知青安排不了就業不得不趕到農村去種地的事實已經讓我們領教了國有經濟解決就業的能力，改革開放前長達十多年工資水平固定不動的事實業已讓我們領教了國有經濟提高工人收入的能力，這是計劃經濟下的國有經濟的能力。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九十年代以來，所有新增就業全部由非公有經濟解決的事實也讓我們領教了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國有經濟解決就業的能力。

　　所以，為了構建和諧社會。今天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要做的首要工作是大力減少政府管制，減少政府權力。只要政府管制少，政府約束少，我們的經濟就會發展得越好。必須記住，把發展經濟的任務交給自由的企業家，而不是政府官員，這才是建立和諧社會的根本之道。

　　嘉賓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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