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聯社5月27日訊（記者 梁柯志）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召開會議，審議《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問責規定（試行）》。

　　會議指出，“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事關國家安全、發展全局、人民財產安全，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跨越的重大關口”，進一步將金融風險防范化解提升到新的戰略高度。

　　5月27日，多位金融監管和地方金融委人士對財聯社表示，金融風險防范和化解是近幾年中央一直強調和推進的重點工作。本次政治局會議審議問責規定，從中央層面來定調風險問責規定并不多見，顯示對此項工作的重視和迫切性。

　　會議還指出，制定出臺《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問責規定》，就是要進一步推動在金融領域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切實加強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進一步壓實金融領域相關管理部門、金融機構、行業主管部門和地方黨委政府的責任。

　　其中一位華東地區地方金融委人士認為，金融風險有社會性和外延性的特點，這次問責規定可以讓各級決策人和操作人有更多的風險意識，尤其是認識到金融風險防范化解的政治性。

　　另外，在金融工委組建和地方金融體制改革以后，從黨委的角度來推動問責更為全面和有效，可以突破之前的地域、部門和機構的條塊分割的問責局面。

　　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工作依然不容忽視

　　5月21日，在機構改革后首次全國地方黨委金融辦主任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指出，“當前要統籌做好房地產風險、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地方中小金融機構風險等相互交織風險的嚴防嚴控，嚴厲打擊非法金融活動”。

　　財聯社記者注意到，金融監管總局官網顯示，5月22日至23日，金融監管總局黨委書記、局長李云澤帶隊赴貴州調研，圍繞落實城市房地產融資協調機制、金融支持化解地方債等工作，與地方黨委政府座談交流，深入現場調研典型樓盤。

　　李云澤強調，要深刻認識房地產工作的人民性、政治性，地方政府、房地產企業、金融機構各盡其責，繼續堅持因城施策，重點支持在建已售未交付住宅項目，打好商品住房爛尾風險處置攻堅戰。

　　在風險機構方面，央行2023年底發布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23）》顯示，2023年二季度，4364家參評的銀行業金融機構結果顯示，“紅區”銀行337家，資產規模6.63萬億元，主要為城商行、農合機構、村鎮銀行。

　　5月27日，廣東某地農商行董秘對財聯社表示，現在從監管、地方政府和銀行本身都認識到中小金融機構實力和風險的問題，對于縣域經濟的促進作用是有，但是一旦大環境不好或操作不當，帶來的金融風險也是當地難以承受的。

　　截至2023年末，我國有銀行業金融機構4490家，中小金融機構的數量仍超過4000家。

　　在地方金融，繼3月份首次集中關停之后，5月10日，山東、吉林、深圳、江西、青島等地的地方金融監管部門先后取消各自轄區內金交所的業務資質，并提示相關風險。第二輪地方金交所整頓風暴來襲，全國接近一半的金交所已被關閉。

　　金融穩定法6月繼續審議，問責制度日趨體系化

　　5月27日政治局會議強調，要切實抓好《規定》的貫徹落實，堅持嚴字當頭，敢于較真碰硬，敢管敢嚴、真管真嚴，釋放失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推動金融監管真正做到“長牙帶刺”、有棱有角。

　　上述其中一位山東監管人士認為，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是一個系統性和專業性很強的領域，需要包括此次中央發布的問責規定，此前的監管部門規章制度、金融穩定法等一系列的制度建設。

　　早在2021年1月31日國家發布的《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行動方案》就提到“健全金融風險預防、預警、處置、問責制度體系”。

　　當時就有學者對此進行過研究。2021年，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宋清華曾在中國金融雜志撰文《健全金融風險問責制度體系》，一旦出現金融風險事件，金融機構問責是內部問責、同體問責，它是監管問責的基礎；監管問責是外部問責、異體問責，是金融機構問責的重要補充。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宋清華認為，對地方政府問責也要適度適中，權力與責任要對等，地方政府不能包攬一切，股東、債權人和金融消費者也應承擔各自相應的責任。

　　另外，從2022年就啟動金融穩定法立法進程近期有了新進展。在2022年12月初次審議18個月后，全國人大常委會5月8日公布2024年度立法工作計劃明確，《金融穩定法》的繼續審議時間為6月。

　　在金融穩定法即將繼續審議前夕，財聯社記者注意到，5月2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經濟法室研究員肖京在《學習時報》撰文稱，金融穩定法立法不能僅僅停留在技術層面的分析，而是應當以問題為導向，從全局和整體的高度，牢牢把握我國維護金融穩定、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直接現實需求。

　　針對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各方責任不夠清晰、資金來源不夠明確、機制不夠健全等問題，應當提出解決方案，補齊制度短板；針對金融領域專業性強、風險處置要求高的特點，要滿足高效處置金融風險的實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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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