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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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經記者 丁舟洋 朱鵬　每經編輯 易啟江 宋紅

　　為何他的去世，引發了舉國關注和學界內外的深切悼念？

　　2月27日晚間，厲以寧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

　　改革先鋒、中國股份制開創者、主持起草證券法、經濟體制改革的積極倡導者、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厲以寧身上有著非常多權威顯赫的標簽。

　　他的學生中不乏身居高位的主政者、從商有道的企業家、卓然而立的著名學者，但在學生們心中，厲以寧從來不是高高在上、不可觸摸的泰山北斗，厲老師就是厲老師，他永遠都是學生們最熱愛的老師。

　　經濟學界這一個個響當當的名字，他們都曾是厲以寧的學生：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原副校長、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創院院長海聞，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林雙林，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顧清揚，北京大學經濟學院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平新喬……

　　2月27日深夜，2月28日清晨，當《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向厲以寧當年的學生們提出想從“我的老師”的角度采訪報道時，這些名師大家們無不傾心相告，他們談起與恩師生前交往的點點滴滴，音容笑貌，歷歷在目。

　　說到他們最后一次見到厲老師的時間，大概都在幾年前。那時早已功成名就的厲老師，還住在原來的教師公寓里。

　　“客廳很窄，沙發離電視機很近，就是窄窄的一溜兒。”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林雙林告訴每經記者，“他沒住過大房子，房子里沒有一個大廳。對吃也很簡單，煮一個大骨頭，就著米飯和幾片咸口的小魚干……”

　　林雙林不由想到一次厲老師到美國開會的情景。“會議結束后，我還跟厲老師一塊兒去過黃石公園，我連續開了五天的車……這就算……”言至此，林雙林聲音哽咽。

　　這是學生想到自己曾照顧老師時心里的一點點安慰。

　　龜兔賽跑有三次

　　時間回到1978年2月，跨入北京大學大門的77級經濟系學子林雙林，推開了人生新的大門。

　　77級大學生，也被稱之為站在拐點的一代，中斷11年的高考恢復，中國社會即將推開一道新的時代大門——改革開放。

　　“當時大家興頭很高，老師學生爭分奪秒，想把過去被耽誤的時間補回來。”林雙林說，1977年，陜西眉縣教育局任干事的他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

　　林雙林如饑似渴地學習，為了學英語，他走路時手上都拿個單詞本，站在食堂排隊時也拿著，嘴里不停地念。“大家都特別努力地學習專業知識，還很關心時事政治，每天課間就趕緊到外面看看櫥窗里的報紙。所以就是一邊好好學習，一邊關心國家大事。那時，我們北大學生喊出了‘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口號。”

　　北大經濟系名師薈萃，厲以寧老師的課一下就吸引了沒有經濟學基礎、年齡層次不齊的77級學生們。

　　“厲老師知識淵博，講課清晰明了，把復雜的經濟學原理用淺顯的語言講出來，讓人聽得明白，記得實在。”時隔四十多年，厲老師講的內容，林雙林仍能脫口而出，“厲老師用左右兩邊食指比劃出一個十字叉，他說經濟學很簡單，就是兩條線一個點。一條線是供給，一條線是需求，中間是供給需求均衡。”

　　“你說，這是不是很生動、很形象？我一輩子都記得這個，后來我教書，也給學生說經濟學就是兩條線一個點，他們都覺得豁然開朗。”林雙林說，“厲老師也是很偉大的教育學家，能把深奧的理論用簡單的語言表達出來。”

　　這種講課生動形象的風格，厲以寧一以貫之。2004年，林雙林曾主持召開一個學術研討會，探討民營經濟與中國發展，邀請了厲以寧和歐美多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別人一般都講民營經濟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到厲老師這，他講中國民營經濟發展遇到什么問題、怎樣解決。”這時候，厲以寧又說出了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形象比喻，“他說龜兔賽跑的故事咱都知道，但龜兔賽不光是一回。到第二回，兔子就不睡覺了，兔子就跑了，龜就輸了；龜兔賽跑還有第三回，兔子跟龜商量一下，咱們賽跑時一起跑，遇到河的時，烏龜幫兔子過河，到陸地上兔子幫烏龜。你看，厲老師這個故事實際上講的是不同主體在市場中的合作共贏，雙方的利益都得到保障。”

　　他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

　　在林雙林看來，學生們熱愛厲老師，因為他講課好，更因為他真心愛護學生。“他說老師對學生，能幫一下就幫一下。厲老師是這么說，也是這么做的。”

　　從1978年入校到1982年畢業，77級學生和整個社會一起經歷著社會思想的解放與激蕩。

　　林雙林還記得在畢業時，班上有一位叫何小鋒的同學。“在上學時我們學的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石就是勞動價值論，勞動創造價值。可是我們同學何曉峰提出，不止勞動創造價值，勞務也創造價值，也就是說服務業也創造價值。”

　　服務業創造價值，在現在看來是再合理不過的事實，但在當時卻引發一場風波。

　　“1982年，在77級經濟系的畢業典禮上，一位老師現場發難何小鋒，說這位同學提出了反馬克思主義觀的點。厲老師站起來反駁，不能這樣對待學生，不能這樣上綱上線。他說年輕人有一些新的想法，我們應該允許包容。”林雙林回憶道。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年輕人，都經歷過新舊思潮的對撞。林雙林在進入北大前，也是讀著“西方世界一團糟，每天吃不飽穿不暖”的言論。到了北大，思想一下被打開，“大家奮發圖強，對國家充滿希望，真心覺得國家的將來會更好”。

　　改革開放的思想奔流到湘西小城，遠在湖南的顧清揚，1982年從湖南師范大學數學系本科畢業后，分配到懷化學院任教。當時的中國還處于改革初期，各種改革的新思想層出不窮，最引起顧清揚注意的就是厲以寧老師的文章。

　　“于是1984年，我給厲老師寫了封信，那時候也不知天高地厚，給一個大教授寫信，表達了想讀研究生的愿望。結果我萬萬沒有想到厲老師居然親自給我回了信，鼓勵我報考。”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顧清揚在接受每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得知厲以寧逝世的這一晚，他深夜坐在客廳久久不能平靜，心緒回到學生時代。

　　1985年，顧清揚如愿以償考入北大高等教育科學研究所，讀的是教育經濟與教育管理專業，厲老師就是他的導師之一。自此走上研究治學的道路。

　　“我聽到厲老師去世的噩耗，當時最大的一個感受就是，厲老師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如果當時厲老師沒有給我回信，我今天也許就不是現在這樣一個狀態。”顧清揚由衷地說，“厲老師當時是大忙人、大教授，我只是一個在偏僻小學校里教書的普通年輕老師。他能親自給我回信，讓我非常感動。在我人生關鍵的路徑上，他點撥了我一下，我就走向了這個方向。”

　　家庭幸福不在于物質豐裕，而在于感情的融洽

　　在顧清揚眼中，厲老師講課非常風趣，他是一名學者，雖然深度參與政策決策，但身上絲毫沒有別的氣息。“他非常執著，追求真理，又非常和善，帶著一種純真浪漫、樂觀向上的知識分子氣息。”

　　“厲老師的課和現在四平八穩的經濟學教學方式很不一樣，他給研究生上的課主要都是他最新的研究成果。”

　　“他是典型的中國式老師，集教育養成、知識傳授為一身的先生。”所以，顧清揚從不會稱厲以寧是教授或大師，就叫他厲老師。

　　課堂下的厲以寧，對待學生亦是親切自然。顧清揚到厲以寧家中請教論文問題，厲以寧一般不坐在桌前，他一邊收拾家務一邊和顧清揚交流。“因為當時師母的工作朝九晚五，厲老師在家辦公做研究的時候，就把和學生的交流當成一個活動手腳的間隙。”

　　“我記得有一次他拿起一個小盆子到米袋子里舀了幾勺米，然后一邊淘米，一邊聽我講我在做研究時遇到的問題，然后他把米放在鍋里煮著，說等師母回來，飯就熟了。”顧清揚說，“就在厲老師淘米的這十多分鐘，他就聽我把問題講完了，隨后回到案桌前給我寫一寫要注意哪些要點。”

　　“那時候的米還不像現在，把水放進去淘一下就完了，當時的米還有一些米糠等雜質，要去把它挑出來。”厲以寧做這些動作的畫面，定格在顧清揚的腦海中。

　　和林雙林的直觀感受一樣，厲以寧的生活十分簡樸。“做學問，探索真理，教書育人，為國家獻計獻策，為國家的命運進行把脈，這是他的追求。其他的物質享受不在他的視野范圍之內。”

　　物質生活雖清簡，厲以寧與妻子何玉春相濡以沫的感情卻讓人羨慕。

　　“厲老師每次送我書，都會在落款處把他夫人何老師的名字寫上。相當于夫妻兩人贈我這本書，他們是一起經歷過很多風風雨雨的夫妻，感情至深。”林雙林說。

　　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多次采訪厲以寧的中國新聞社北京分社原社長、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原常務副院長徐泓告訴每經記者，在她的采訪中，發現厲以寧先生不僅在經濟學方面治學嚴謹，著述勤奮，多有建樹，而且在文學上也頗有造詣，寫得一手明麗流暢的好詞。厲以寧在詞中展示出他至情至性的一面：夫妻愛篤、舐犢情深、同窗之誼，變作一篇篇詩詞躍然紙上。

　　“厲以寧先生說，家庭的幸福不在于物質生活的豐裕，而在于感情的融洽和互相理解。他的妻子何玉春是電力工程專業的高級工程師。我第一次去厲家拜訪，就感受到他們夫妻之間的和諧與默契。當厲先生高談闊論他的經濟觀點時，何玉春老師靜靜地坐在一旁，偶爾插上幾句話，都恰到好處。厲以寧解釋說：她整天同我在一起，讀我的文章，還幫我設計某些經濟關系框架圖、示意圖，所以她也能講解我的經濟觀點。”徐泓回憶稱。

　　說厲老師是改革旗手，一點沒錯

　　厲以寧曾寫下《相見歡》：“邊城集鎮荒丘，大山溝，多半見聞來自廣交游。下鄉怨，下海戀，下崗憂，了解民情不在小洋樓。”作為經濟學家，他認為理論必須源于實踐，不聯系中國實際，經濟學是沒有出路的。

　　基于大量的調查研究和對中國社會的深刻認識，在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時刻，總能聽到厲以寧的聲音。

　　上世紀80年代初，針對國有企業存在的種種體制弊端，厲以寧態度鮮明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取決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公開呼吁進行所有制改革。這涉及工廠倒閉、工人下崗，厲以寧面臨的壓力和質疑，至今盤旋在互聯網上。

　　“國企在當時債務重、效率低，厲老師在那種情況下提出了國企改革。否則把企業拖死，又有何出路？”林雙林向每經記者回應道，“但是對改制后人員的安置和福利，可能需要考慮得更周全，要把大家的后顧之憂解決掉。”

　　“我在后期有時候也看到過外界對厲老師觀點提出的不同看法，但我始終認為，厲老師的觀點在當時的改革中，在那樣的場景中是非常有意義的。”顧清揚說，“所有的理論都要放在時代的背景中去考量，理論是否對實踐有指導作用，關鍵在于它是不是面對著那個時代的困境和瓶頸，把它從具體情況中抽象出來作評價，我認為是不公允的。”

　　顧清揚進一步補充道：“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中國的改革開放從1979年開始，到了1985年才6年，傳統的計劃經濟束縛非常深。在那種背景下，厲老師這些觀點就像驚雷一樣，對整個社會帶來啟發作用。從這個意義來講，說厲老師是改革的旗手，一點都沒有錯的。”

　　關于厲以寧有名的“股份制改革”在提出之初如何被提出、被質疑、被推行，北京大學經濟學院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平新喬記憶猶新。

　　平新喬向每經記者坦言，厲以寧的股份制改革方案也并非十全十美，也曾因為其中不完善的構想導致相關部門在2006年啟動了第二次股權改革。“厲老師的寶貴之處就是他能持續與時俱進、發現問題、改正問題。國有企業的改革還要繼續，股份制也要繼續完善。我們今年也在做新的方案，雖然厲老師已經走了，但這個方向是他開辟的。”

　　他所有成就都體現在80多本著作里

　　“驚聞厲老師千古，沉痛哀悼。他不僅是‘改革先鋒’獎章獲得者、經濟體制改革的積極倡導者、著名經濟學家，更是我們的老師和經濟學思想的啟蒙者。”2月27日晚，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原副校長、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創院院長海聞在朋友圈里發文悼念。

　　關于厲以寧是怎么寫文章的，曾擔任厲以寧助手的平新喬完整地給每經記者復述了一遍。首先是通過大量的閱讀和思考迸發出一個想法雛形，當天就整理成筆記；然后拉著一幫系里的青年教師討論交流、爭論，改一遍；再出去做調研，再改一遍；之后去某個大學做講演，結束后再改一遍。

　　厲以寧非常善于從紛繁的討論和辯論中理清新的思路。平新喬回憶道，上世紀80年代中期，北大經濟管理系一共不到20個老師，當時房子緊張，沒有多余的科研教室，經濟學院就把四院水房里面的辦公室分給經濟管理系做會議室。“開會前我們在一旁閑聊，他就坐在角落里處理各種事情。聲音再大，也吵不到他。”

　　彼時厲以寧當選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需要處理的各種文件非常多。“當時我們每個老師都有一格信箱，我們的信箱兩個月才有一封信，厲老師的信箱每天都是滿的。”

　　平新喬告訴每經記者，在2000年之后，已年屆七十的厲以寧筆耕不輟地繼續寫了20年，出版了6卷關于國外經濟史的研究著作，超過300萬字。“我覺得如果想要知道厲老師是什么樣的人，最好的方式還是通過他的書，他所有的成就都體現在他已經出版的80多本書里。”

　　要說厲老師對自己的影響，林雙林也提到了勤奮。“每次和厲老師談話以后，我都覺得我不敢懈怠，厲老師一直努力工作。到他80多歲高齡時，我每次去看他，他都送我一本他的新書。我都覺得自己挺慚愧。厲老師，真的是不停地思考，不停地寫作。”

　　（實習生許萌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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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