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訊 據北大新聞網消息，中國共產黨黨員、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原副主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原副主任，“改革先鋒”獎章獲得者、經濟體制改革的積極倡導者，著名經濟學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先生因病醫治無效，于2023年2月27日19點31分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享年92歲。北京大學已成立治喪工作組，開展相關工作。全校師生沉痛悼念厲以寧先生。

　　2018年6月26日，經濟學家厲以寧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報告廳主講“中國改革開放是這樣起步的”。

　　厲以寧，1930年生，經濟學家。他主持了《證券法》《證券投資基金法》等法律法規的起草工作，曾獲 “孫冶方經濟學獎”、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獎（個人最高獎）、第十五屆福岡亞洲文化獎——學術研究獎、第二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等學術獎項。圖為厲以寧（左）在新書《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1978—2018》發布現場（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主辦）。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見證者和參與者，厲以寧在經濟學領域著述甚豐，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理論，并對轉型理論進行了探討，這些都對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產生過不可忽視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1978—2018》

　　作者：厲以寧

　　版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2018年5月

　　改革緣起，“改革要從最薄弱的環節突破”

　　今天我講的題目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是這樣起步的》，這個問題一定要從1984年開始，當然再往前還有一個重要節點，那就是1978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國家領導人華國鋒當時提出“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個思想阻礙改革，但1978年開始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聚攏了大家的觀點，當時都認為這個才是對的，只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不是本本主義，也不是領導講話。

　　改革要從最薄弱的環節突破，最薄弱的環節是哪里？根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經過學術界反復的研究，最后認為是農村。因為農村跟城市不同，無論經濟怎么困難，票據能夠給城市一些優惠，但農民是沒有糧票的，一旦糧食短缺只有挨餓。農民曾在60年代自發地搞過一些承包制，但當時是困難時期，中央認為，人都快餓死了，就不要再束縛農民手腳。但在經濟狀況稍好之后，承包制又被取消了，當時凡是堅持搞承包制的要么被開除黨籍要么進了監獄。所以，改革從哪兒開始？就從這兒突破。

　　1978年，小崗村的部分村民合影。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最大功績在哪里？就是在改革問題上聽從農民的意見。農民希望做什么就尊重他的意愿，比如說，安徽18戶農民冒險簽了承包合同，合同上寫著“如果誰將來被抓了，其他各家有義務把他們的孩子撫養成人”。農業承包制出現了，這是在農村中最大的變化。

　　從這個時候開始，農民的積極性增加了，除了種田，還養豬、養雞、養鴨了，農貿市場一天比一天豐富了。糧票、肉票、棉花票，各種票證逐漸地消失，證明改革是有效的。

　　此外更重要的方面是，農村勞動力增多了，開始投入鄉鎮企業。辦鄉鎮企業的資金最初是農民自己籌劃的。沒有技術人員，就到城里去聘用已經退了休的工人。當時最時髦的方向是建筑材料，要發展經濟，各地都想先修房子。鄉鎮企業提供了各種各樣的建筑材料，從磚瓦到各式設備乃至一些小五金。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農村人的生活也漸漸好轉。到八十年代初，出現了一個很時髦的事情，大家開始去擠火車、擠公共汽車、擠輪船，穿著西裝的農民推銷員也出現了。

　　就這樣，鄉鎮企業市場慢慢也起來了，農民有了自己投資的地方，經濟就開始發生變化了。在計劃經濟之外，一個競爭性的市場產生了。光有承包制不夠，光有鄉鎮企業不夠，必須有鄉鎮企業市場，這就是在計劃市場之外多了一個東西，中國改革走上了一條新路。

　　這些還不夠，還在靠近香港的深圳設立了經濟特區。在經濟特區里完全按照市場規則運行，香港在這里投資，深圳以極快地速度發展起來。

　　總之，中國的經濟變了，三個大變化開始了：

　　第一個變化，農業承包制。農業承包制提供了許許多多的農牧市場的產品，人們的票證取消了，生活改善了。

　　第二個變化，鄉鎮企業起來了。能夠在市場上提供老百姓、工廠所需要的建筑材料、小五金等等。

　　第三個變化，經濟特區來了，經濟發展速度很快，中國完全有可能按照最新的技術來發展。

　　這個就等于給平靜的水面上丟下了三塊大石頭，三塊大石頭一丟整個的波浪起來了，中國經濟再也回不到過去了，這就是八十年代初的情況。

　　改革重心轉向，“中國要走產權改革的路”

　　改革還沒完，為什么還沒完？前面所講的都是農村的改革、鄉鎮企業的改革。而真正的改革要改城市、改國有企業，怎么改？這是擺在八十年代前期的一個大問題，改革的重心轉入城市、轉入工業，這樣中國才能變。

　　1986年8月3日，沈陽防爆器械廠被宣布破產倒閉。這是第一家正式宣布破產的公有制企業。

　　具體怎么改？當時有兩種思路：

　　一種是世界銀行的意見，放開價格，參照西德的經驗。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受到了嚴重的破壞，被分成兩塊，一塊是東德，民主德國；一塊是西德，聯邦德國。英美法三個國家把西柏林建成了經濟特區。所謂放開價格，就是政府不要管價格，讓它在市場上升升降降，經濟自己有規律。通過放開價格，西德的經濟很快就恢復了。

　　但是在這個關鍵時刻，北京大學提出了另一種改革思路：中國學西德是走不通的，要走產權改革的道路。于是圍繞學不學西德又開始了一場爭論。

　　1986年4月下旬，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在北京大學校園里開始了。4月26日，那天是人山人海，大家都為了聽一聽中國該怎么改。在會上我的第一句話就說：“中國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中國改革的成功必須取決于產權改革的成功”。

　　這個消息傳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問我，你為什么提出不能放價格？為什么提出必須走產權改革的道路？我當時的意見是，西德放開價格是對的，因為它是私有制社會，私有制社會里不要控制它的價格，價格放開了，它根據市場的波動自己會找到規律，慢慢就改變了。但中國不行。中國是公有制社會，這決定了單純的放開價格是沒有用的，國有企業放開價格以后只會導致價格的猛漲，卻不能改變企業的地位。

　　那怎么辦呢？應該考慮到如何先調整經濟結構，調整產權，讓每個企業都成為自負盈虧的，自己為國家負責的，自己納稅的經濟單位。這個單位有了，改革慢慢才行。

　　《工業化和制度調整：西歐經濟史研究》

　　作者：厲以寧

　　版本：商務印書館 2010年8月

　　第二個理由是，西德搞價格改革有美國馬歇爾計劃的援助，放開價格后，物價上漲、糧食短缺，都可以通過進口來幫助它，使經濟穩定下來。但中國行嗎？哪一個國家能夠來幫助中國放開價格？沒有的，價格只能是越漲越高，所以這樣是不行的。

　　以上兩個理由還不足以讓領導人放心。我把風頭一轉，又提出第三點，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只放開價格，但整個體制沒有變，內因起不了作用。另外，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生產決定流通，放開價格是流通領域的改革，沒用。只有產權改革讓企業成為真正的主體才能夠成為真正的市場經濟單位。

　　改革之路波折往復，“中國的改革不是那么容易的”

　　大概到了下半年，中央一個決定說試試看股份制行不行，在一些企業做試點。當時考慮以四川試點，重慶是四川下面的一個市，包括重慶在內。為什么呢？因為整個西南以四川為界，國有企業多，所以須股份制改革要從國有企業多的地方開始。

　　八十年代的重慶。

　　但是因為后來政治形勢發生變化，試點停止了，又回到放價格的論調上。放開價格不能試點，消息一出來，物價猛漲。老太太在街上聽說要漲價了，忙買一大包肥皂扛回去，怕漲價。什么東西都搶購，整個經濟就亂了。結果到了1988年，又回到了從前，暫不放開價格。當初還有一個計劃，價格調整要分開種類調，但價格調整的消息一出來就不是這樣了，是賣的就搶。所以說回想過去的經驗，中國走放價格的路是行不通的。

　　接著又發生了政治風波，無論是放開價格還是產權改革，都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不被認可。于是，經濟改革又處在停滯階段。只是到了九十年代初鄧小平再次講話，中國的改革才走到正常的路上來。所以，中國的改革不是那么容易的，要經過反復的試驗、甚至挨批、撤職，這就是我們經過的歷史。

　　鄧小平二次南巡講話以后，股份制終于被肯定下來了，但又碰到了一個問題，有些老干部擔憂國有企業改制后變成私有企業。其實股份制怎么是私有化呢？明明是公有企業改成了股份制，股份制改革一定要國有企業，國有企業不改革，光靠民營企業能建幾個企業？這種情況下，包括我在內的經濟學界，提出了兩個辦法：第一，增量先行。第二，存量暫緩。

　　什么叫增量先行？比如這個國有企業有100億的財產，增量就是我先拿20億出來上市、出賣。存量暫緩，就是還有80億暫不動，不影響大局。這樣一來，這個事情終于可以實行了。但是實行以后又有問題，問題在哪里？董事會雖然建立了，但是沒人來參加，增量不是大頭，只能做分散的小股東，這樣掌握不了董事會的決策權，所以增量先行變成一句空話，行不通，還得動存量，這才是中國的股份制改革真正的開始。

　　當初增量先行的時候承若了存量暫不動，可現在要動存量，就違背了當時的承諾，這就是違約，那怎么辦？原來買了增量的人，他們可以再拿錢出來。這樣一來，中國的股份制進入了“二次革命”階段，什么階段呢？就是給原來購買股份制增量的人一定好處，然后就解放了那些原來不讓上市的股東。

　　上市怎么補償呢？按照市場規則來做，效果好的這些10配4，效果中等的10配3，效果差一點的10配2，這樣一來這個難題總算解決了。但這已經到了《證券法》公布以后才做成，所以說，就是中國的改革不是那么容易的，是一步一步艱難走來的，這是可以給我們借鑒的歷史。

　　《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

　　作者：厲以寧

　　版本：經濟科學出版社 2010年4月

　　有一個問題一直很重要，就是農業承包制雖然已經做了，但是承包制有沒有權利呢？按照正式的文件，承包制沒有權利。因為承包的土地是公有。這就是習近平當初在福建林權改革上提出的問題。林權是很長時間的經營，你要林權改革那就應該延長林權的承包期限，他提出70年不變，這個在當初是很大的振動，因為林權一般都是30年不變，但最后還是延長到70年。第二，林權可以抵押，以前是不讓抵押的。第三林權可以轉讓，農田不能轉讓，林權可以，只要人家愿意經營林地你就讓他經營。

　　改革還在繼續進行之中，到現在承包權可以抵押，但是跟林權一樣期限應該延到70年不變，這樣的話才有農田發展的可能。林權改革了，農田最后怎么改革呢？現在還沒有定，為什么呢？現在只是說承包權落實到農民，但《憲法》規定了公共土地是國家的、是集體的，這個還得看下一次《憲法》修改的情況，在這個過程之前已經同意的就是林權的很多東西可以搬到農業中使用。4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大體就是這么一個情況。

　　作者/厲以寧

　　現場記者/實習生 董可馨

　　編輯/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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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恒星 SF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