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人工智能、區塊鏈、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蓬勃發展，“金融+科技”已成為傳統銀行創新轉型的主要方向。然而新形勢下，如何從理念、方法、基礎架構、業務模式、組織機制等方面整體“轉身”，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智慧金融”，拷問著每一個金融從業者。

　　今日，由新浪財經主辦的“2020中國銀行業發展論壇智慧金融峰會”隆重舉行。在上午的演講環節，六位重量級專家分別就人工智能在金融領域的應用、數據的所有權問題、未來銀行與共存金融生態等話題發表了重量級演講。

　　“智慧金融的前提是數據要素的積累，基礎是算法算力的進步，關鍵是適用場景的挖掘，核心是人工智能的應用。”

　　“數據到底是屬于誰的？它有沒有一個所有權的問題？它是屬于數據的來源方，比如數據的產生者？還是屬于平臺方，屬于算法的提供者、數據的整理者、歸集者乃至發布者所有？”

　　“金融機構是服務性的公司，任何科技的運用都要照顧到市場的感受，即服務對象的感受決定了金融機構要運用什么樣的科技、如何運用，以及在何處運用。”

　　本文帶你全覽大咖觀點！

　　李東榮談人工智能：

　　在金融領域應用應堅持四個原則

　　本次論壇，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會長、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李東榮重點就推進人工智能在金融領域的應用進行了探討。在李東榮看來，智慧金融的前提是數據要素的積累，基礎是算法算力的進步，關鍵是適用場景的挖掘，核心是人工智能的應用。

　　人工智能是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性技術，具有溢出帶動性很強的“頭雁”效應。近年來，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巨大的應用需求和開放的市場環境，我國人工智能技術和產業蓬勃發展。

　　具體到金融領域，2017年國務院發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將金融列為人工智能應用試點示范和產業智能化升級的重要領域之一。去年央行發布的《金融科技發展規劃》提出，要穩妥推動人工智能技術與金融業務深度融合。這些政策為人工智能在金融領域的應用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技術本身尚處于不斷發展演進的過程中，其在金融領域更大規模的應用落地客觀上還面臨數據、成本、安全、人才等各種顯性和隱性的障礙。“由于存在技術黑箱、算法共振、算法歧視、數據高依賴度等情況，其在金融領域不當應用可能會引發責任邊界模糊、市場羊群效應、數字金融排斥、個人隱私泄露等一系列的風險挑戰，必須引起高度的重視。”李東榮進一步指出。

　　李東榮認為，為了應對人工智能在金融領域應用的現實挑戰，有必要加強前瞻研究和規范引導。結合有關國際經驗，在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專委會發布的《新一代人工治理原則》總體框架下，李東榮提出人工智能在金融領域應用應堅持四個基本原則：

　　一是依法合規。嚴格遵守以人工智能金融應用相關的信息技術、網絡安全、數據治理、隱私保護、業務監管等領域法律規范，堅守智能金融的合規底線和行為紅線；

　　二是以人為本。以維護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增進金融消費者共同利益為應用導向，尊重社會共同價值觀和倫理道德，持續提升技術水平、改進管理方式，開發“有溫度的”智能金融產品服務，促進數字普惠金融發展；

　　三是安全可控。加強人工智能研發者、使用者及其他相關方的能力建設和行為規范建設，確保相關人員具備人工智能金融應用所需的專業能力、業務知識和工作經驗。加強理論研究、模型測試、安全評估和審計體系建設，不斷提升智能金融系統透明性、可靠性、可控性，逐步實現可追溯、可信賴、可審計；

　　四是權責清晰。從業機構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應推動建立科學合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為本機構應用人工智能所產生的結果負責。主動建立完善清晰、透明、公開的權責清單，明確研發者、使用者及其他相關方的權利、義務和責任，建立覆蓋人工智能應用全流程的問責機制等。

　　楊凱生談數字經濟的“十四五”：

　　關注數據的所有權問題

　　中國銀保監會國際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工商銀行原行長楊凱生認為，在討論數字經濟這個話題時，可以重點關注前不久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所通過的《關于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發展目標的建議》

　　楊凱生指出，中央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建議稿中提及，要加快數字化的發展，發展數字經濟，推進數字產業化，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此外，建議稿當中還提到“要建立數據資源的產權、交易流通、跨境傳輸和安全保護等基礎制度和標準規范。”

　　“我想這一系列提法將成為各個部門、地區考慮‘十四五’規劃時的重要指導思想，會進一步體現出數字化的工業、農業、服務業，包括數字化金融，乃至數字化城市、政府。這些都會慢慢從概念走向現實。這是時代發展的產物，是現代文明的重要進步成果。”楊凱生表示。

　　與此同時，楊凱生進一步指出，在當下這個關鍵時刻，有必要把關系到數字化發展的一系列概念進一步厘清，這樣才有利于數字化發展真正地健康、可持續。

　　“比如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我覺得我們似乎想得不夠。”楊凱生說道：“現在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乃至人工智能等技術的快速發展，我們現在越來越多地會提出一個問題，就是這些數據到底是屬于誰的？它有沒有一個所有權的問題？它是屬于數據的來源方，比如數據的產生者？還是屬于平臺方，屬于算法的提供者、數據的整理者、歸集者乃至發布者所有？我覺得這里面是不同的。”

　　楊凱生表示，雖然近幾年大家開始關注上述問題，但多數是出自保護數據安全、保護數據擁有者隱私、保護商業利益等角度。這固然是對的，但還需思考更深一個層次。

　　楊凱生認為，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分析，隨著科技的進步，數字化對生產力發展的拉動作用是十分明顯的。但是還應注意，生產力最終要影響和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勞動成果如何分配。因此，數據到底歸誰所有、各類平臺和數據的使用者在使用這些數據的過程中需不需要給所有者一定的對價，這些問題需要大家進一步思考。

　　朱小黃談未來銀行與共存金融生態：

　　風控和智能并駕齊驅

　　談及未來銀行的功能演進，在中信集團原監事長、中信銀行原行長朱小黃看來，沒有突然出現的未來，只有逐漸演進的未來。當我們說“未來已來”這個說法的時候，只不過是某些標志性事件或者現象已經發生，而不是整體突然就跨入未來了。因此談到未來的趨勢，要先研究今天有什么特征。

　　“一個時代的銀行決定于它的功能。我們知道傳統的銀行功能大概就是存、貸、匯，就是融資、支付、理財。不管我們現在是什么樣的產品、是什么樣的提法，其實萬變不離其宗。” 朱小黃說道。當代的銀行功能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朱小黃指出，主要有以下幾個特征。

　　一是互聯網改變了金融生態，尤其是渠道的拓展和交易方式的變化，但是這些變化也無法改變金融的基本功能；二是除了存貸匯之外，當代金融可能更多地需要智力的服務，所謂“融資融智”；三是財富的保管。“在我看來存、貸、匯并沒有消失，但是網絡、智力、保管已經來臨，所以銀行要因時而變，功能性的變化已經發生了，是這樣一個事實。”朱小黃表示。

　　朱小黃認為，基于功能的嚴謹，可以看到未來的銀行圍繞“存、貸、匯、網、智、管”六個功能出發，構建新的業務體系。存、貸、匯依賴于風險管理技術，而網、智、管依賴現代智能技術。所以，未來的銀行是一個風控和智能并駕齊驅的銀行。

　　談及是科技創新建設共存金融生態的問題，朱小黃指出，過去幾年金融科技市場投融資規模呈井噴式的增長，全球金融市場的科技投融資總額增長幅度都很大。但是同時也要看到，金融科技的本質是科技的運用，這就意味著金融科技的運用需要回歸到常識，是金融創新，不是科技創新，是服務模式和商業模式的創新。

　　在朱小黃看來，銀行是知識密集型企業，是各種科技運用的理想場景；另外，銀行還擁有雄厚的資金實力，但是這并不是說有資金實力就可以引領科技創新，銀行是沒有科技基因的，只有服務基因，這是銀行的本質。

　　朱小黃進一步指出，金融機構是服務性的公司，任何科技的運用都要照顧到市場的感受，即服務對象的感受決定了金融機構要運用什么樣的科技、如何運用，以及在何處運用。

　　朱小黃認為，未來金融科技的未來趨勢可以概括為以下幾種并存的現象：一是智能化與柜臺服務的長期并存；二是現金與支付工具的長期并存；三是數字貨幣包括區塊鏈幣與主權貨幣的長期并存；四是先進的后臺數據批處理和市場交易層面的人性化、個性化、個人化的長期并存；五是物理網絡和網絡交易會長期并存。

　　黃益平談“后疫情時代”數字經濟：

　　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發生

　　本次論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表示，當下我們正處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當中，數字技術支持經濟活動在未來一段時間會有很大的發展。

　　在黃益平看來，雖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使經濟經濟遇到了前所未有、始料未及的沖擊，但根據經濟學中的“破窗理論”，也可能也會創造一些新的就業和經濟活動的機會。

　　“（新冠疫情）一方面使得我們的投資消費甚至貿易活動停頓下來，起碼是明顯地減速。但同時我們也看到，在這個新冠疫情期間看到了經濟的亮點，就是數字技術在經濟和金融應用當中的優勢明顯地體現，尤其是我們所說的無接觸交易。”黃益平說道。

　　當然，無接觸交易僅僅是數字經濟發展的一個方面，事實上，數字經濟、數字金融的發展已經是延續了相當一段時間。“我們現在一個說法是，我們正處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當中”黃益平稱。

　　“第四次工業革命什么時候開始，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大致是說在過去7到10年以前開始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其實講的主要就是數字技術的大力發展，”黃益平表示，“數字技術對于經濟活動的改進，無接觸交易其實只是一個方面。我們現在看到的大科技平臺、人工智能、大數據和云計算，它們結合起來其實可以幫助我們克服過去經濟活動當中的很多限制。”

　　黃益平認為，數字技術應用到經濟活動中有很多方面的優勢，如果簡單地總結，就是可以擴大規模、提高效率、改善體驗、降低成本，甚至控制住風險。黃益平以金融科技信貸為例進行了說明。

　　過去銀行信貸都是在線下進行，銀行需要做盡職調查。傳統信用風險評估的方法有三條。一是看財務數據，但是很多中小微企業沒有這些信息；二是用抵押貸款的方法，但很多中小微企業也沒有房地產做抵押；三是關系型貸款，銀行信貸員對企業主有充分的了解，根據軟信息來做信貸決策。黃益平表示，當數字技術運用到金融里，實際上產生了一些突破。

　　第一個模式從2007年開始，國內叫“個體網絡借貸平臺”，或者叫P2P。黃益平指出，P2P是有一定的價值，但是這個模式有個比較大的短板，即它是一個信息中介，平臺不能做征信、不能做擔保、不能做資金池等。

　　黃益平指出，“這樣的一個業務模式在我們國家可能運行起來比較困難。因為這些平臺既不能用央行的征信系統，也缺乏很好地評估對方信譽的方法。如果不能了解對方，可能會引發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把錢借給了不合適的對手，另外一個是道德風險”。

　　第二個是大科技信貸，就是大科技公司利用它的大科技平臺和大數據對信用風險分析模型，決定要不要做貸款。這樣業務模式從本質上來說，第一是利用大科技平臺來獲客；第二是用數字足跡評估信用風險。這類信貸服務的企業規模一般都比較小，但也非常重要的群體。

　　第三個模式是數字供應鏈金融。黃益平認為，數字技術應用到數字供應鏈金融里其實有兩個方面的作用。一個方面的作用就是驗真，另一方面就是動產質押。黃益平認為，這一模式將來會有進一步的發展。

　　劉曉春談銀行數字化轉型：

　　金融科技只是一段小插曲

　　在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曉春看來，金融科技或者說互聯網金融，只是金融史上的一段小插曲。

　　“從長遠來看，科技總會被廣泛地使用。當整個金融體系都用上了科技，或者說我們現在講的所謂的數字技術，那么金融還是金融，無所謂所謂的金融科技、互聯網金融、數字金融，不可能在所謂的金融之外有一個互聯網金融的概念。所以，這只能是說一個小插曲。” 劉曉春說道。

　　現在金融行業為什么講要數字化轉型？劉曉春認為，是因為在整個經濟往數字化轉型的過程當中，金融也要跟上趨勢。但對銀行來講，更需要解決怎樣更好地讓金融觸達客戶這一根本問題。

　　首先，從客戶端來講。現在有越來越多的集團性企業，這與銀行傳統對企業風險的評估邏輯已完全不同。在這種情況下，銀行如何評估這一類集團企業包括集團企業下面子公司的個體風險，是金融科技非常需要的一個方面。

　　第二方面，現在新興的行業、新興的產業越來越多。這些新興的產業、行業的運行規律和傳統風險評估的產業運行規律不同。怎樣尋找新興產業的運行規律、風險規律，也是希望能夠通過金融科技技術提高風險管理的能力。

　　第三，現在商業模式越來越多，特別是數字科技的應用。隨著數字社會的建設，許多行業會更多地寄托于數字技術，公共平臺會越來越多。如何評估新興的商業模式的風險，也需要銀行借助于新興的技術，來提高管理的針對性。

　　第四，現在整個金融環境在發生變化。當下多層次的金融市場在建立，企業有更多的投資渠道，有更多的融資渠道。一方面當然對我們銀行帶來了競爭。但是另一方面，也對我們怎么來評估企業的投融資風險，帶來了新的課題。

　　最后，從銀行自身來講，銀行的資產負債表現在也有了非常大的變化。原來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主要就是存款和貸款，但現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當中信貸資產大概只占了一半左右，有些銀行甚至于低于一半，也就是說銀行的資產負債表當中有更多其它類的資產，對銀行自身的管理就帶來了許多新的課題，內部的管理也更復雜了。加上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等，也帶來了許多管理的復雜性。像這樣一些（問題），也需要通過應用新的數字技術使得銀行自身的運作更有效、更精準。

　　郭田勇談商業銀行：

　　未來很長時間仍是社會融資主渠道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在本屆論壇上表示，雖然近年來中國銀行業在發展過程中暴露出了很多問題，特別是今年受到疫情的影響，銀行業的經營面臨很大的壓力，但他仍對未來銀行業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及前景充滿信心。并且郭田勇認為，雖然未來要發展直接融資市場，但是銀行業在未來的很長時間內仍然可能是社會融資的主渠道。

　　“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看。一方面中國目前的儲蓄率還是比較高的，雖然較前些年降低了，現在總體上還是能達到40%、50%的水平。我們形成這一塊儲蓄，勢必要通過間接融資的方式來對這個儲蓄進行消化。”郭田勇說道。

　　“第二方面，從中國的投資者來看，其實風險規避型的投資者占比還是非常高的。” 郭田勇以資管新規為例。在資管新規出臺后，各家銀行保本型的理財產品都要逐步停發，未來要變成凈值化管理。但是據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的調研，銀行的客戶其實對這種凈值型產品，接受程度普遍不算太高。

　　郭田勇說：“所以，未來銀行業從發展來看，我們的‘武器’、‘彈藥’應該還是比較充沛的，關鍵是我們要找到一條可持續的商業化的發展之路，這一點非常重要。”

　　一是要順應當前科技創新以及現在以國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兩個循環相配合的發展格局。“以國內循環為主體，我們在國內的居民的消費支付，包括為國內的居民和企業服務，在這些領域，商業銀行必須把這一塊工作真正做好。同時未來繼續降低金融業的服務成本。” 郭田勇稱。

　　二是要守住初心，真正提高經營效率，提高資產質量。郭田勇認為，銀行業從未來的發展來看，整資金的需求包括財富管理的需求還是非常龐大的，在這個過程中商業銀行要提供更好的服務。

　　最后，郭田勇表示，希望未來監管政策能夠給商業銀行的發展提供一個更好的空間。郭田勇認為，銀行最重要的監管是資本監管，但是資本監管未來應該有更大的彈性空間。

　　“比如我們知道巴塞爾協議，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是8%，但是我想問，每家銀行的經營情況跟資產結構情況都不一樣，也不意味著資本充足率是10%的商業銀行的穩健程度就一定比現在的資本充足率是8%的商業銀行高，因為你要看內部結構包括資產負債的整體情況，可能都是有差異的。”郭田勇表示。

　　郭田勇認為，未來最理想的監管方式是將大數據、云計算運用到監管上，監管機構如果能夠透徹地分析出每家商業銀行的資產質量情況，是可以給商業銀行的監管、包括資本管理，制定出“一行一策”的政策。

責任編輯：張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