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財經年會2025：預測與戰略

　　《財經》年會2025：預測與戰略暨2024全球財富管理論壇于12月13日-12月15日在北京舉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出席并演講。

　　劉俏在演講中表示，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高，GDP的增速就相對會高一些。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在于在未來如何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因為增長是解決一切問題最有利的手段，尤其在目前這樣一個階段。

　　他指出，投資強度跟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之間是一個非常強的正向關系，未來我們還需要再去尋找能夠幫助我們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投資領域。

　　未來我們聚焦什么樣的關鍵行業？劉俏表示，要投資科技革命催生出的新節點行業，這是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被掣肘的領域

　　由此產生的政策啟示：中國從因變量變成自變量。

　　“我們習慣了講，我們面對各種各樣的變局，面對各種各樣的挑戰，幾層疊加，很困難。在這個思維方式上，我們大概把自己總是當成一個因變量，外部環境風吹浪打，我怎么樣去應對。但是事實上中國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全球經濟或者是全球治理的一個自變量。占全世界增長30%，制造業占全世界30%，而且其中全球制造業18個百分點是中國制造的，而且供外國市場來用。這種情況下說你是一個因變量，你對全球政策或者說全球化的演進本身沒有影響力，沒有一定程度的決定力，這是一種思維的定式。”他說。

　　怎么做好“自變量”？劉俏表示，要做到以下幾點：

　　1．科技-金融-產業的高水平循環。

　　劉俏指出，想要做到科技創新，研發就變得很重要。

　　“因為在全球價值鏈分布里面我們處于中下游，我們的上游程度非常低，這樣容易受制于人。沒什么別的一些竅門、捷徑，只有通過長年累月的研發投入。”他說。

　　看到中國政府高度重視，我們的研發強度在過去將近30年時間里一直是線性上升的趨勢，去年達到了GDP的2.64%，但是遠遠低于美國的3.3%，低于日本的3.4%，低于韓國接近5%的比重。未來我們在這里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此外，還要重視基礎研究。基礎研究現在只占到整個研發的6.65%，必須大力提升對基礎研究的投入，怎么改變？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寬松的貨幣政策，超常規地調節，我們的財政政策在部署方面能夠做一些支持，中國的基礎研究的經費能達到美國將近1萬億人民幣的水平，提高4倍到5倍，這一點要能做到。

　　2．大力增強對可持續發展與數字經濟的投資強度。

　　劉俏表示，針對一些關鍵領域，形成未來產業的重要領域，保持投資強度。

　　劉俏表示，我們預測數字經濟增加值2030年將達到總量經濟的30%，其中產業數字化帶來的增加值有很大彈性空間。

　　3．經濟再平衡。劉俏指出，我們的消費太低，居民消費率38%、39%，相較于發達國家58%的水平，美國接近70%的水平，我們確實有很長的路要走。

　　“消費起不來，不可避免落入到產能過剩或者是產業政策的指責。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太低。怎么通過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包括一些財政政策的配套，最終讓我們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能夠提高，這一點其實是沒有任何選擇的，是必須做的一件事情。”他說。

　　4．中國的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之間有一個18%的差距。

　　數據顯示，我們有2.6億人居住在城市，沒有城市戶口，享受不到對等的公共服務，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沒有城市戶口，享受不到對等的公共服務，對人力資本的投入很難以平等戶籍人口來對待，長期形成人力資本投資不足，也會帶來收入上達不到自由狀態。

　　“怎么消除18%的常住跟戶籍人口的差距，可能是未來我們的一個政策目標，意味著我們的戶籍制度改革，意味著農村土地的制度深化改革，意味著農業轉移人口徹底市民化方面要做大量這方面的投資，公共服務體系在保障居民收入方面，保障居民的社會保障方面去做大量的投資。一方面跟保持投資強度、提升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契合。另一方面，也確確實實能夠增加居民未來的可支配收入，對我們提振消費是有價值的。”他說。

　　5．將財政金融體制改革、宏觀政策和產業政策施力重點逐漸從生產端向需求端和最終消費傾斜。

　　他指出，我們現在講到積極的財政政策、寬松的貨幣政策、超常規調節，我建議我們的思維方式需要做一個大規模的轉型，從過于強調生產端跟產出端，向消費端、最終需求端做傾斜。

　　“明年的赤字、明年特別國債的發行，規模多少不重要，關鍵是錢用在什么地方”他說。

　　比如把錢投入到基礎研究，我在高校，把基礎研究的經費能夠增加3倍到4倍，達到美國的水平，大家可以考慮。

　　另外，低收入居民的轉移支付，效果應該非常好。城市的公共服務體系，讓流動人口能夠徹底市民化，也會帶來很大的對經濟增長的驅動。

　　“中國現在有1.7億人異地打工的流動人口，如果真正拿到城市戶籍，消費大概能增加1萬億人民幣。我們去年消費是47萬億，基本上能夠提高2個百分點，消費拉動整個GDP增長的70%、80%，單一政策本身能拉動1個百分點GDP的增長，這種政策本身效果非常好，也可以利用到我們的財政政策。”他說。

　　劉俏還以中國的股市為例，據他統計，去年年底整個上市公司應收款的總量達到8.3萬億，過去三年年均增長1萬億人民幣。

　　“假如有一個財政上的專項計劃來化解應收款，可能是三角債了。如果我們化解1萬億人民幣的應收款，意味著企業的現金流增加1萬億。應收款反映在利潤里，但那是假利潤，因為沒有現金流，這種情況下相當于企業真實的利潤可能增加了1萬億人民幣。我們現在16倍的市盈率，如果這個邏輯通，相當于我們整個市值提高16萬億，這樣一個單項舉措能提高600個點的上證指數，何樂而不為。”他說。

　　他最后表示，財政政策需要一些創新的政策工具，需要擺脫思維定式，做一些大膽地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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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思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