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第二十五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

　　2024年1月7日，第二十五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在北京大學百周年紀念講堂舉行，本屆論壇的主題為“增長動能 中國探索”。論壇上，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教授劉俏代表光華管理學院課題組發布了《中國式現代化目標、方向和路徑研究報告》。

　　劉俏表示，目前，我國居民消費占GDP 的比重大概是38%的樣子。從國際比較看，這一比重與美國70%左右、日本約65%的水平相比明顯偏低。到2035年，我們能否把居民消費率提升到60%，特別是其中服務性消費占比能提高到60%左右。這對我們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方向，評估我國現代化的進展具有重要意義。

　　他認為，消費背后，可支配收入是關鍵因素?，F在，我國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約為43%，未來能否把這個指標也提高到60%甚至更高一些，這對評估經濟發展質量意義非常大。這里面有很多環節可以入手：比如說第一次分配中，勞動生產率能否提高？第二次分配在稅收方面能否以轉移支付等形式，增加城鄉居民的消費能力？

　　以下為發言實錄：

　　大家上午好！接下來，我代表學院做一個過去一年最重要的政策研究報告發布。簡單介紹下報告背景：黨的二十大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特別是提出“五大特征”之后，大家都很關注中國式現代化到底是什么樣的具體圖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需要何種路徑選擇、做哪些關鍵工作部署等問題。

　　光華管理學院的兩個課題組在2023年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從兩個角度進行了研究。第一個角度是重點關注中國式現代化指標體系，也就是如何用若干指標描繪出中國式現代化圖景；另外一個角度是如何用一些總量指標來衡量中國式現代化這樣一種發展理念?，F在大家用GDP（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或者是人民福祉，但是對此的批評比較多，那么體現中國式現代化理念的宏觀指標是什么，我們這兩個課題最后聚焦形成今天大家看到的這個報告。

　　報告本身合在一起大概是55個指標，從四個維度——經濟、社會、政治、生態來反映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特征”，以及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認為需要重點關注解決的關鍵問題。根據中國式現代化的底層邏輯，我把55個指標稍微再做一個分類和梳理，聚焦最重要的五個指標，以幫助我們理解和判斷中國經濟社會到底處在什么樣的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存在哪些挑戰。

　　第一點是全要素生產率。在近期的各類關于經濟的工作會議里面，全要素生產率出現頻率是非常高的，這兩天講到新質生產力也提到，新質生產力本身是以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為標志的。

　　全要素生產率為什么重要？其實邏輯本身可以追溯到我們講的增長理論。根據Robert Solow提出的索洛模型，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由要素（資本、勞動力）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簡稱TFP）的增長來解釋。中國在經歷了工業化進程之后，靠資本投入、勞動力投入來支撐經濟增長的勢頭就不那么強勁了。未來我們講高質量發展，或者是持續性增長，更多要靠全要素生產率。

　　我們看到，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在過去四十多年時間經歷了一些變化：改革開放前三個十年在4%以上，基本上解釋了中國經濟能夠保持一個10%左右GDP的平均增長，因為一般情況下構成增長的三個組成部分，勞動力的增長、資本的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大概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已經占到40%，這個指標如果是4%的平均增長，一年的GDP增長大致是10%。

　　到本世紀第二個十年，我國的全要素生產率下降到了2%以內。這也是為什么大家可能對中國經濟現在產生一些預期轉弱，或者是信心不足的重要原因。所以很多人比較悲觀，而且悲觀背后有一些歷史數據的佐證，比如大家看美國，美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基本上完成了工業化進程，但是美國全要素生產率只有1%以內，最近幾年降到0.4%、0.5%的樣子，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美國長期增長率就是1.5%的樣子。

　　現在很多人講，中國是不是也進入到美國這個階段，我們在完成工業化之后，全要素生產率開始下降，這種情況下我們怎么能夠保持5%，甚至更高的一個增長？這背后最為關鍵的點在于為什么選擇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作為最核心的一個指標。換言之，某種程度上講，中國式現代化能否實現、相關工作推進是否順利，本身取決于全要素生產率增速能否從目前低于2%，反彈到2.5%左右的水平？

　　在未來十幾年，投資很重要。因為投資和全要素生產率之間有非常強勁的正向關系。怎么保持我們的投資率？考慮到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有個特點——通過“政府+市場”聚焦節點行業和節點領域的投融資，具有拉動上下游市場主體就業的巨大能力，因此我們想要保持投資強度，就需要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對這種節點行業或者是未來的節點行業保持投資強度。近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也提到了一些戰略性新興行業和未來產業。這些行業未來都應該會成為節點行業領域，我想在這些方面保持投資強度、解決制度性障礙，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是我們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最可依賴的路徑。

　　全要素生產率基本上就來自于兩個環節——一個是剛才講到的未來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發展，能夠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另外一個，是通過體制改革和進一步高質量的開放，破解制約中國經濟增長、制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結構性問題。

　　第二點是全球價值鏈。不管全球化怎么變化，現在畢竟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積極參加全球的分工布局，按照大國來講，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參與度非常高，我們進出口中間品貿易在整個貿易中占比達到60%以上。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你在全球價值鏈上是一個什么樣的位置——如果處于下游，很容易被處于上游的經濟體或者是國家遏制住。

　　經過我們測算，按照經濟學指標，在整個全球價值鏈上，我們位置處于中游甚至偏下游一些。如果做全球價值鏈上游程度的國際比較的話，美國這個指標是0.29，我們是0.01。美國是明顯處于上游，而我們是處于中游偏下游。在全球化進展比較順利的時代，這可能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是我們現在強調整個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性，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是要關注在全球產業鏈上的定位。所以這個指標本身也是關注現代化進程發展質量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簡單講，就是我們需要往上游走，達到日本、德國甚至是美國的水平，未來十幾年時間我們需要做很多這方面的努力，最重要的努力就是研發。這些年，國家非常重視研發，我門研發強度在不斷上升，但其中基礎研究占比還不理想。2022年，我國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剛剛突破2000億人民幣，只占到整個研發的6.3%，而這個數字在美國應該是15%以上。我們粗略估計了一下，美國用于基礎研究的經費換成人民幣應該是1萬億人民幣以上，是我們的5倍。從這個角度講，未來我們為了避免在很多重要的關鍵領域被人遏制住，需要在基礎研究、在一些關鍵領域有突破?；A研究的突破是一個國家真正掌控在全球競爭中制高點最重要的基礎。未來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往上游邁進過程中，需要很多耐心的資本。所以我們也借此機會建議，進一步發揮財政在基礎研究上的引導作用。   

　　第三點是居民消費率和可支配收入。目前，我國居民消費占GDP 的比重大概是38%的樣子。從國際比較看，這一比重與美國70%左右、日本約65%的水平相比明顯偏低。到2035年，我們能否把居民消費率提升到60%，特別是其中服務性消費占比能提高到60%左右。這對我們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方向，評估我國現代化的進展具有重要意義。

　　消費背后，可支配收入是關鍵因素。現在，我國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約為43%，未來能否把這個指標也提高到60%甚至更高一些，這對評估經濟發展質量意義非常大。這里面有很多環節可以入手：比如說第一次分配中，勞動生產率能否提高？第二次分配在稅收方面能否以轉移支付等形式，增加城鄉居民的消費能力？

　　第四點是一個數字，“18%到0”。我簡單解釋一下，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我國收入不平等主要體現在城鄉二元結構上。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不斷縮小。目前，我國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的2.5倍左右。作為共同富裕的示范省，浙江這個數字最低，也有1.7倍。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時候，這個數字應該是降到非常低的比例。

　　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城鄉收入差距？一方面是農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比較低。2020年農業GDP占比為7.4%，但是仍然占用24.6%的就業人口，基本上是就業人口的將近四分之一的樣子。這么龐大的就業群體貢獻這么小的附加值的話，全要素生產率是非常低的，說明農業改革、鄉村振興迫在眉睫。到2035年，如果說達到現代化國家的水平，農業就業人口可能下降到6%左右的水平，意味著未來十來年將有1.4億農業就業人口需要跨行業轉移。

　　另一方面，也有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程度較低的原因。2021年，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非農業人口與戶籍總人口之比）為47%，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在城鎮生活六個月以上的人口數與年末總人口之比）為65%。兩者中間有18個百分點的差異。這意味著，中國有2.55億人居住在城市，但是沒有戶籍。加上未來還有1.4億人要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總計未來可能有4億人需要在城市里居住下來，有社會身份上的變遷。

　　當城市有了大量的人口的流入，他們的消費對當地的產業結構、公共服務領域的投資效率都將帶來影響。比如，房地產領域，這些新市民首要的選擇可能不再是購買商品房，而更多是考慮保障性住房，或者保障性租賃住房，這就會帶來全新的房地產發展模式。

　　最后解釋一下“超越GDP的經濟指標”，因為這也是我們報告里面最重要的核心工作。 國內生產總值（GDP）是用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運行規模的宏觀經濟指標，具有全面性、系統性、科學性、連貫性、可比性等特點，被廣泛應用于政治、經濟、外交等領域。 曾有經濟學者將GDP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然而，將GDP用作衡量人類福祉的指標也并非完美。例如，GDP無法衡量非物質福利，無法衡量增長的質量，忽略了負外部性問題，在發展中國家的適用性、準確性也受到質疑。

　　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的研究團隊采用了類似金融學的研究方法，在指標構建選取方面突破GDP的局限性，創造性提出“GDP調整因子”概念和 “有效GDP”（Effective GDP）的概念。其中，有效GDP反映“理想發展模式”理念下各國的真實發展水平；GDP調整因子是一系列重要的、衡量人們生活質量或福利水平的指標的函數，可以作為各國發展水平對標“理想發展模式”的折現因子，對GDP起到調整、修正的作用。

　　構成GDP調整因子的指標體系包括7方面：勞動生產率、基尼系數、出生時預期壽命、全要素生產率增長（5年平均）、家庭可獲得基本公共服務的人口比例、國際貧困線以下的就業人口占比、客運量。需要強調的是，這樣一個基于七個指標體現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理念、發展特征的GDP調整因子，與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的近200多個指標（SDG）關聯性非常高?！俺紾DP的經濟指標”是未來我們評估中國發展水平的一個總匯指標，它背后體現的還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理念、發展方向以及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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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