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新浪財經2021年會暨第14屆金麒麟論壇

　　新浪財經2021年會暨第14屆金麒麟論壇于12月2日在線上舉行。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黨委書記、院長劉尚希出席并演講。

　　劉尚希在演講中表示， 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數字革命已經到來，人類文明也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數字文明。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該如何去適應這種數字化的趨勢，也加快數字財政的建設，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個重大的課題。

　　對于“數字化”，劉尚希表示，數字化不只是一個概念，而是一場新的革命。“數字革命放在工業革命的框架下認識，有可能貶低了數字革命的重大影響以及它的意義。毫無疑問，數字革命是在工業革命的基礎上面發生的，但是數字革命的邏輯遠遠已經超越了工業革命”他說。

　　劉尚希強調，數字財政建設需要財政理論的創新。

　　他表示，在人類文明進入數字文明的新的歷史機遇面前，有必要在繼承的基礎上面，對傳統的理論進行重構，對許多原有的概念、指標，也都需要重新定義，這意味著我們的知識體系需要更新。

　　“財政、政府的收入，比如說稅收，我們平時說的直接稅、間接稅等等這么一些基本的概念，實際上也需要全新去定義，這就意味著在數字化的趨勢下，數字財政建設面臨著許多新的理論問題，需要深入去探討。”劉尚希說道。

　　他進而談到，數字經濟帶來了新的稅基，因為數字平臺超時空的這種供給的匹配方式，導致這個交易過程是在虛擬空間完成的。“過去針對實體的這種征稅基礎已經不存在了。所以，澳洲就開始征收數字稅，比如說法國，已經開始實施數字稅。我們國家實際上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未來的發展，數字稅是不能繞開的一個大問題。”他說。

　　最后，對于如何建設數字財政，劉尚希表示四個方面的任務。

　　一、要形成更大的數據整合能力。在大數據思維下，要通過財政數字化建設，要對現有的結構化數據進行整合，這樣就可以為整個國家財政進行立體的畫像。同時還要將這些財政數據拓展到非結構化數據，包括行為數據、文本數據、圖片數據等等。融入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數字技術，打造財政數據中臺，通過自動采集、自動分析，自動形成圖表，甚至自動形成分析報告。

　　二、完善數字財政建設的會計基礎。在數字化時代，伴隨著經濟的金融化、財富的金融化，會計要素問題變得越來越模糊了。“比如說我們時常談到的一個概念——明股實債，就是一種權證，它既不是股票，也不是債券，這種權證現實中會不會存在？實際上它已經存在，就是明股實債。我們有時候是當成一個問題去討論的，實際它就是一種新的形態，只是我們沒把它當做一種新的形態去認識，我覺得它既不像債，又不像股票，名義上是股票，實際上又是債務。所以，我們不如承認它，其實這正是一種新的形態。”他舉例說。

　　所以，現在資產的計量上也出現了不確定性的問題，面對諸多的不確定性，這會從底層架構上影響宏觀經濟的運行，改變宏觀經濟的運行邏輯。這些問題在數字化、金融化疊加在一起的這種條件下，可能對我們整個在工業化時代的經濟學、會計學、財政學都帶來了一個巨大的挑戰。

　　三、數字財政建設要有完善的法律基礎。劉尚希解釋稱，數字化是共享經濟，這成了一個鮮明的特點，這種共享實際就是超越了傳統的所有權，在使用權上通過數字技術，大家在不同的時空，可以跨時空地來共享，這將改變我們整個經濟的一個基礎。產權是市場經濟的基石，而產權中再加入數據這個關鍵生產要素之后，產權的內涵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這對稅收制度、預算制度、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都會產生深刻的影響，這意味著原有的財政體系的架構也需要重新去考慮。

　　四、要著力打造財政大數據的應用場景，為社會提供更優質的服務。他談到，過去財政主要任務是要提供公共服務，現在數字化條件下，應當提供基于大數據的各種應用場景的服務。數字化應用場景的打造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了，在這些方面，企業的探索遠遠走在政府的前面，一些數字巨頭通過他們發現的大數據應用場景，將數據轉化為了一種資源、一種資產，形成了品類繁多的數據產品，也帶來了巨大的商業價值。“但是對政府來說，大量的數據，比如說財政數據，怎么轉化為產品，怎么樣讓社會來共享，這個問題涉及到政府的治理能力的提升。”

　　劉尚希最后總結，在數字化趨勢下加快數字財政建設，它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還涉及到財政理論更新的問題，更是涉及到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它的這種作用能不能充分發揮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講，財政數字化建設或者說數字財政，它是整個國家治理的基礎設施。因為它是基礎，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很自然，數字財政也是國家治理的基礎設施的重要內容。“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要加快數字財政建設的進程。”

　　以下為演講實錄：

　　各位領導，各位嘉賓：

　　大家好！非常高興參加這個盛會。我發言的題目是“適應數字化趨勢，加快數字財政建設”。

　　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數字革命已經到來，人類文明也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數字文明。這意味著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交方式和以往都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數字化生存已經成為一種現實。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該如何去適應這種數字化的趨勢，也加快數字財政的建設，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個重大的課題。

　　我想講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數字化不只是一個概念，而是一場新的革命。我們對數字化的理解，有的是放在工業革命的框架下去認識的，認為數字技術革命是新一輪的工業革命，有的稱之為“第四次工業技術革命”。我認為把數字革命放在工業革命的框架下認識，有可能貶低了數字革命的重大影響以及它的意義。數字革命應當與農業革命、工業革命放到同等的歷史地位上去考察，因為數字革命與歷史上發生的農業革命、工業革命的邏輯是不一樣的。毫無疑問，數字革命是在工業革命的基礎上面發生的，但是數字革命的邏輯遠遠已經超越了工業革命。所以，這意味著我們從工業文明已經進入到數字文明，數字革命的核心就是要通過數據與技術的融合，對整個社會進行重構。像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等，它不僅僅是一種技術，這些技術整合在一起，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交往方式都會發生重構，這就意味著傳統的理論可能都逐漸地不太適應了。我們傳統的經濟學、財政學都是誕生于工業化時代，進入數字文明、數字化時代，可能就需要理論上面的變更，只有這樣才能跟上數字革命，跟上數字化這種趨勢。

　　所以，在這里我想強調的是數字文明不同于工業文明，數字革命超越工業革命。只有從這個角度去看，才能真正認識到人類文明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才不會簡單地把數字化視同為工業化的一個延伸，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數字財政建設需要財政理論的創新。

　　從大的歷史階段來看，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的理論有一個大的變化，在計劃體制下基本是按照傳統的政治經濟學來構建的。改革開放之后又吸收了很多西方的文明成果，引進了很多的理論和方法，在這個基礎上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一些理論，以及相應的一些指標體系、管理體系。從整體上看，我們現在很多理論問題、很多概念、很多指標都是基于工業化時代的理論而形成的，有不少也是來自于西方國家。

　　如今我們國家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人類文明進入數字文明的新的歷史機遇面前，我們有必要在繼承的基礎上面，對傳統的理論進行重構，對許多原有的概念、指標，也都需要重新定義，這意味著我們的知識體系需要更新。

　　數字革命會顛覆傳統的社會架構，比如說企業專門已經習以為常的這么一種組織形式，在數字化的趨勢下，其實就發生了大的變化。比如說數字平臺企業跟傳統的工廠、公司，它在功能上、盈利模式上、管理上，以及它的社會屬性上，其實都有了全新的變化，這就意味著我們需要去重新認識。

　　再看財政、政府的收入，比如說稅收，我們平時說的直接稅、間接稅等等這么一些基本的概念，實際上也需要全新去定義，這就意味著在數字化的趨勢下，數字財政建設面臨著許多新的理論問題，需要深入去探討。

　　如果缺乏理論的支撐，僅僅通過技術手段和按照傳統的理論框架、傳統的概念、指標來定義數據，來推進數字財政建設，可能僅僅是一個信息化，它不能稱之為數字革命，那就意味著可能我們沒有跟上這個數字革命的步伐。比如在我們傳統的理論中，區分什么是直接稅、間接稅，就是判斷稅賦能不能轉嫁，能轉嫁的就是間接稅，不能轉嫁的就是直接稅，現在看起來這么一種方法，或者說這么一種認識，已經越來越不相適應，因為現在的直接稅其實它也是可以轉嫁的。比如個人所得稅，從當前來看似乎是一個事后的再分配，其實它可以通過價格去進行轉嫁的。在現實生活中間這樣的例子很多，最典型的比如財產所得，應當財產所得是要交納所得稅的。比如說我們賣房子，賣房子的人，房子的差價形成的所得要繳納所得稅。但是這種稅往往是在交易的價格中是由買方負擔的，所以，在談交易價格的時候，其實就把這種稅賦轉嫁給了買方。這就是說在這種資產交易中，這種所得它往往可以通過資產定價的方式進行轉嫁。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直接稅也是可以轉嫁的。比如說還有工薪所得，這也是所得稅的一個重要內容。

　　工薪所得交納所得稅，其實它也可以進行轉嫁，比如說一些用工協議里頭，他的工資可以進行約定，是稅前收入還是稅后收入？工資作為勞動力的價格，它也是可以轉嫁它其中所包含的稅賦，當然這取決于勞動者的地位。如果說是研發人員，毫無疑問，他的轉嫁能力就比較強，但普通的打工人，可能就難以轉嫁。所以，傳統的理論來區分直接稅、所得稅，來看待稅賦的轉嫁，很顯然現在是越來越不相適應了。在數字經濟條件下，更不相適應。所以，數字經濟帶來了新的稅基，因為數字平臺超時空的這種供給的匹配方式，導致這個交易過程是在虛擬空間完成的。過去針對實體的這種征稅基礎已經不存在了。所以，澳洲就開始征收數字稅，比如說法國，已經開始實施數字稅。我們國家實際上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未來的發展，數字稅是不能繞開的一個大問題。

　　過去我們國與國之間考慮的是怎么避免重復征稅，在數字經濟條件下，面對著全球化的趨勢，可能不僅僅是避免重復征稅的問題，而是這個稅基在世界各國之間怎么樣進行分配的問題，這涉及到各個國家的稅收主權和國家利益，這就成了一個全新的問題。

　　所以，從這些方面看，數字財政的建設不僅僅是一些技術基礎設施，而是事關利益關系的調整。這不僅僅是關系到國內，也關系到國與國之間利益關系的調整、利益的分配。尤其作為一個大國，大國財政的素質能力，對一個國家利益的保護，那是至關重要的。

　　第三點，數字財政建設將面臨著至少有四個方面的任務。

　　一，要形成更大的數據整合能力。財政是生產數據的，每天都會產生各種各樣的數據，但是這些數據是分散在各個部門、各個地方、各個單位，這些數據還未能整合起來讓社會共享。在大數據思維下，要通過財政數字化建設，要對現有的結構化數據進行整合，這樣就可以為整個國家財政進行立體的畫像。同時還要將這些財政數據拓展到非結構化數據，包括行為數據、文本數據、圖片數據等等。融入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數字技術，打造財政數據中臺，通過自動采集、自動分析，自動形成圖表，甚至自動形成分析報告，這樣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它的這種作用就能更充分地發揮出來，財政政策的作用、效果，也能得到更精準的預判和進行分析。

　　二，完善數字財政建設的會計基礎。大家知道會計是所有經濟活動甚至政治社會活動的基礎，這就涉及到一些會計要素在數字化時代怎么去確認和怎么樣計量的問題。比如說什么是資產，什么是負債，什么是權益性的，什么是負債性的，在工業化時代這些問題似乎都是清晰的。但是在數字化時代，伴隨著經濟的金融化、財富的金融化，這些問題變得越來越模糊了。比如說我們時常談到的一個概念——明股實債，就是一種權證，它既不是股票，也不是債券，這種權證現實中會不會存在？實際上它已經存在，就是明股實債。我們有時候是當成一個問題去討論的，實際它就是一種新的形態，只是我們沒把它當做一種新的形態去認識，我覺得它既不像債，又不像股票，名義上是股票，實際上又是債務。所以，我們不如承認它，其實這正是一種新的形態。比如說REITs，基礎設施的REITs發行的收益憑證，其實它既不是股票，也不是債券，類似這些問題其實是越來越多了。比如說像獨角獸的企業，它的估值既不是按會計準則去進行估值，也不是按照資產評估來進行估值，也就是根據市場的看法，基于它未來潛在的價值來進行估值。過去我們看資產的價值，可能更多的是考慮它的歷史成本，考慮它現有的價值，比如說公允價值，但是還得要考慮未來它的潛在價值及其風險。所以，現在資產的計量上也出現了不確定性的問題。資產的確認計量，我們要讓它客觀，但是它可能不準確。所以，一般現在不按歷史成本法，而是按公允價值對資產進行確認和計量。但即使采用這種公允價值來進行計量，比歷史成本法進了一步，變得真實了，但是它不準確，它沒有考慮到風險。如果再把風險考慮進來，這個時候它才是真正是準確的潛在的未來資產價值，但這三者不可兼得，所以，這一項資產同樣出現了測不準的問題。

　　這些問題在數字化、金融化時代，這就完全不同于工業化時代的那種確定性。面對諸多的不確定性，這會從底層架構上影響宏觀經濟的運行，改變宏觀經濟的運行邏輯。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有人稱之為是資產負債表危機，實際就是資產與負債的估值在高度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快速地發生變化。原來有凈資產的變成了資不抵債，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形成一連串的風險的傳遞，進而引發公共危機。所以，這些問題在數字化、金融化疊加在一起的這種條件下，可能對我們整個在工業化時代的經濟學、會計學、財政學都帶來了一個巨大的挑戰。

　　三，數字財政建設要有完善的法律基礎。比如說我們要編制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政府部門要有財務報告，這里就涉及到一個確權的問題。比如說全民所有的資產，從所有者來看，只有一個，那就是國務院來代表，但是實際的占有、使用、處置以及收益權，很多又是在地方，有的在部門。這里頭就涉及到一個確權的問題。我們過去是按照所有權或者說以所有權為基礎來編制資產負債表，現在更多是要按照控制權或者說使用權來編制資產負債表，尤其在我們國家，政府的資產負債表和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非常復雜。從所有者的角度來看，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與政府是緊密相連的，但是從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來看，又不能簡單地把國有企業的資產和負債等同于政府的資產和負債。這里頭就存在著在公有制條件下一些新的問題，在私有制國家，這些問題可能是清楚的。但是在公有制為主體的這種條件下，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怎么來變？需要新的理論。特別現在是數字化，數據成為新的生產要素，甚至是關鍵的生產要素。過去講生產關系中人的地位，講勞動與生產資料結合的方式，現在就面臨著在數字化條件下，在數字關系中人的地位，勞動與數據作為生產資料的結構方式。人生活在數據之中，人甚至生活在系統之中，但是人的行為又不斷地產生新的數據。所以，傳統的政治經濟學所解釋的那種生產關系，加入數據這個關鍵的生產要素之后又發生了一個大的變化。很顯然，這也需要從法律上面重新加以確認。比如說數據的確權的問題，這是當前的一個熱點問題，也是一個難點問題，相應的就是財產權利怎么來進行確認？這跟工業時代的財產權利（不同），很顯然就需要重新定義了。

　　數字化是共享經濟，這成了一個鮮明的特點，這種共享實際就是超越了傳統的所有權，在使用權上通過數字技術，大家在不同的時空，可以跨時空地來共享，這將改變我們整個經濟的一個基礎。產權是市場經濟的基石，而產權中再加入數據這個關鍵生產要素之后，產權的內涵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這對稅收制度、預算制度、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都會產生深刻的影響，這意味著原有的財政體系的架構也需要重新去考慮。

　　四，要著力打造財政大數據的應用場景，為社會提供更優質的服務。過去財政主要任務是要提供公共服務，現在數字化條件下，應當提供基于大數據的各種應用場景的服務。數字化應用場景的打造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了，在這些方面，企業的探索遠遠走在政府的前面，一些數字巨頭通過他們發現的大數據應用場景，將數據轉化為了一種資源、一種資產，形成了品類繁多的數據產品，也帶來了巨大的商業價值。但是對政府來說，大量的數據，比如說財政數據，怎么轉化為產品，怎么樣讓社會來共享，這個問題涉及到政府的治理能力的提升。

　　所以，在數字化趨勢下加快數字財政建設，它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還涉及到財政理論更新的問題，更是涉及到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它的這種作用能不能充分發揮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講，財政數字化建設或者說數字財政，它是整個國家治理的基礎設施。因為它是基礎，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很自然，數字財政也是國家治理的基礎設施的重要內容。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要加快數字財政建設的進程。

　　我就談這么一點看法，不一定對，供大家參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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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鄧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