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新浪財經2021年會暨第14屆金麒麟論壇

　　12月2日，新浪財經2021年會暨第14屆金麒麟論壇舉行。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發表了主旨演講。

　　在劉世錦看來，目前我們要搞共同富裕，實際上面臨著三種不同的選擇：

　　第一種選擇就是“遞進”，也就是說在繼續保持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積極性、創造性的同時，加快后富人群（低收入人群）進入中等收入或者說站在更高收入陣營前進的步伐，逐步地縮小收入差距，同時使經濟社會繼續保持增效帶動增長的狀況。

　　第二種選擇是“僵持”，第一階段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增長乏力以后，低收入人群無法提高生產率，難以啟動后富起來的第二階段，這樣的話經濟就可能陷入收入差距居高不下、增長相對衰退的狀況。

　　第三種選擇是“后退”，全面地壓制先富階層，就是所謂的殺富濟貧、劫富濟貧。在劫富的同時，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不再具有增效的積極性，但是帶來的結果是什么呢？收入差距有可能縮小，但是就會回到平均主義+普遍貧窮。

　　“第一種選擇雖然說很有吸引力，也很有改造力，就是先富帶后富，但是并不具有必然性，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一系列經濟社會條件的配合，這個難度其實也不能低估。第二種選擇，社會公眾是很不滿意的，批評的聲音很大，但是國際經驗表明，落入這種僵持的陷阱的可能性并不是很低，而且這種僵持其實是一個短期的狀況，不進則退。第三種選擇，看起來后退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如果民粹主義思潮占了上風，出現這種局面的社會土壤其實還是有的，因為不勞而獲對一些人還是相當具有誘惑力的。所以，我們目前所面臨的一個挑戰是什么呢？就是如何力爭第一種選擇或者叫第一種情景，避免后兩種情景。”劉世錦說。

　　劉世錦表示，中國經過了40多年的發展以后，目前已經進入共同富裕的第二階段，低收入人群也富起來，從而帶動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富裕。但是第二個階段的難度和不確定性事實上是要大于第一階段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有必要提出一個目標，就是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目標。

　　“根據數據的測算，2018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占總人口大概是28%左右，約4億人，中等收入群體倍增是個什么含義呢？我們爭取用10到15年的時間，現在中等收入群體由目前的4億人能夠再增加上4到5億人，達到8到9億人，從而占到總人口的60%左右，這就是一個倍增的目標。實現這個目標有什么意義呢？首先，對我們的經濟增長來講，它可以擴大內需，既包括消費需求，因為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提高以后，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將會比較高。什么意思呢？100塊錢，可能高收入階層用于消費的就很少，甚至這方面不花錢了，都搞儲蓄了，但是低收入群體用于消費的比重相對就比較大一些。所以，它可以帶動消費，同時也可以帶動像住房、基礎設施等等這方面的籌資。”劉世錦說。

　　在劉世錦看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提升以后，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的范圍之內，不光是在消費，更重要的是他們也有一雙手，他們自己可以就業、創業、創新。所以，更重要的是他們要成為生產者、創新者，通過人力資本提升，顯著增加供給側高質量就業創業創新的動能。另外，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講，如果中等收入群體占到全社會人口的一半以上，將有助于形成經濟社會穩定發展、長治久安的社會基礎。

　　“所以，我們認為提出并且力爭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在10到15年的時間里邊翻一番的目標，應該是共同富裕的第二階段，也就是低收入群體能夠富起來的一個重大的舉措。另外，這個目標如果能夠提出來以后，它有利于形成全社會的共識，各方面推動共同富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實現這個目標有沒有可行性？我們的團隊也做了一個測算，我們假定從2019年到2030年，GDP平均增長5%左右，平均通脹率2.5%，名義GDP年均增長7.5%左右，大概到2030年的時候，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可以上升到大概50%左右，大概就是7.5億人。按照大體相同的變動速度，到2035年以前，有可能是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達到8到9億人，實現倍增的目標。”劉世錦說。

　　劉世錦表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實現這樣一個戰略，到底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樣的途徑？實際上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這個戰略和政策的核心是著力提升低收入群體的人力資本，促進機會均等，縮小不同群體之間的人力資本的差距，用增效帶動增長的方式縮小收入差距。

　　“所以，總的一個思路是怎么能夠創造一個人力資本公平發展的環境，特別是把低收入人群有的那種人力資本的潛能，通過改變我們的社會關系，通過改善這種發展的環境和條件，使低收入階層的積極性、創造力普遍而充分地發揮，這樣公平和效率就可以互為因果，在提升社會公平的同時也促進經濟增長。”劉世錦說。

　　劉世錦認為，在這樣一個大的格局下，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也需要重點關注潛在的中等收入群體，因為目前全國70%的人口，也就是10億人，他們實際上是在中等收入群體之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可以把他們說成一定意義上的低收入群體。在這部分人中間，收入低于但是接近中等收入群體下限的人群，就是所謂中等收入群體的潛在人群，是下一步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重點關注的對象。

　　“在低收入群體中間，收入相對是比較高的大概是4億人，對應的家庭年收入是4萬到10萬。在這部分人中間，特別需要強調的是要關注進城的農民工，因為在潛在中等收入群體中，城市居民占到40%左右，農村居民占到22%，目前還處在農村和城市之間的農民工能占到18.8%，有農轉非經歷的城市居民，也就是以前是農民，現在成為城市居民，也占到19%左右。這三部分人合起來，就是潛在中等收入群體，就占到了60%，下一部分我們要關注潛在收入群體，其實主體還是農民，最后還是農民怎么進城的問題。”劉世錦說。

　　在劉世錦看來，這個方面需要做的事情很多，特別強調的有三大政策工具：

　　第一，要打通城鄉人員、土地、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雙向流動的通道。從大的方向來講，還是要繼續鼓勵支持農民進城，特別是已經進城的農民工，他們怎么能夠獲得基本的公共服務。同時，也要打通城里人下鄉的通道。

　　第二，要補上低收入群體在住房、教育、醫療、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短板，重點是通過義務教育、職業教育、職業培訓和擴大就業創業等，縮小低收入群體的人力資本差距。

　　第三，要促進中小企業、民營經濟更大規模、更為穩定、更高質量地發展。

　　以下為演講實錄：

　　尊敬的各位嘉賓，大家好！今天我想就近期關注度比較高的一個話題——共同富裕問題和大家做一個討論。題目是“新倍增戰略——共同富裕面臨的挑戰與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在發展，但是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從1978年到2008年將近30年的時間，這段時間收入差距是在擴大的，這中間有一些波動，但總體上差距在逐步地擴大。從2008年到現在十幾年的時間，基本上在一個高位徘徊，是不是有所縮小呢？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大體上是這么一個狀況。

　　對收入差距的變動到底怎么理解？我提了兩組概念，作為一個分析的工具。一組概念就講增長型收入差距變動和衰退型收入差距變動。所謂增長型收入差距變動就是指收入差距變動與經濟增長同時發生，而且收入差距變動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因，就是說差距是在拉大，但是在推動經濟增長。

　　根據包容性的一種情景是各個階層的收入都有增長，只是增長的快慢不同，所以差距才拉大，但是大家（的收入）都有增長，蛋糕都做大了，都可以分享。相反衰退型收入差距變動是指收入差距變動與經濟衰退同時發生，這里的“衰退”也可以區分為絕對的衰退和相對的衰退，前者是指經濟規模的收縮或者負增長，其實這種情況很少發生。后者是指經濟增速雖然維持了正增長，但顯著低于潛在增長率。第二組概念就是增效型收入差距變動與減效型收入差距變動。增效型收入差距變動是指它有利于提高效率，比如資源是由低效的領域向高效的領域流動，比如說農民進入工業服務業這些生產率比較高的部門，由農村進入城市，我們通過企業改制，改進激勵機制，降低成本、增加產出，通過創新拓展新的增長空間等等。所謂減效型的收入差距變動是指收入差距變動帶來效率的下降，比如腐敗、行政性壟斷引起的收入差距變動。

　　剛才我講的增效型收入差距變動和減效型收入差距變動，有一個根本性的區別，前者是在創造社會財富，后者只是在再分配或者轉移社會財富，當然在現實生活中二者有時是同時發生的，比如說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搞了雙軌制，它一方面提供了市場激勵，提升了效率，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也產生了腐敗，因為是雙軌制，兩種價格，有些背景、有些權力的人利用這種差價在那兒賺錢，產生了腐敗，所以，增效和減效實際上是混在一起的。

　　總體來講，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收入差距是拉大的，到底怎么來評價？我們總的一個評估是這樣的，改革開放以來大體上屬于增效型主導，經濟增長接近潛在增長率水平的這樣一種收入差距的變動。

　　我再提一句，在經濟學上有一個很有名的經濟學家，叫做庫茲涅茨，他提了一條曲線，他認為經濟增長和收入差距之間的變動呈現出一種倒U型的變化。就是隨著經濟增長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先開始的時候是比較低的，以后就變得比較高了，然后達到某個峰值以后，隨著收入繼續增長，經濟繼續增長，它又由高變低，它是一個倒U型的變化。這里面一個暗含的邏輯是什么呢？就是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初期處在高生產率部門的人群收入率先加快增長，在收入差距拉大的同時，也帶動了經濟的增長。但是達到一定的高度了以后，生產率高的部門的這些人群的（收入）增長將會減緩，此后低收入人群生產率提升，帶動他們的收入增長相對加快，這樣宏觀上來看收入差距是在縮小的，但是整個經濟增長仍然是有動力的。簡單地說，第一階段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拉大了收入差距。第二階段，后富起來的另外一部分人將縮小收入差距。但是這兩個階段都具有增效型帶動增長型收入差距變動的特征。當然庫茲涅茨曲線本身也有爭議，因為在實踐中間，有些其實得不到驗證，但是有些看起來好像和這個有點相似。所以，實踐中間并沒有一個統一的結論，情況是多種多樣的。

　　這就反映了一個現實，先富帶后富這樣一種變化并不具有必然性，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看當時所處的具體的狀況。

　　目前我們要搞共同富裕，我們實際上也是面臨著三種不同的選擇。第一種選擇就是“遞進”，也就是說在繼續保持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積極性、創造性的同時，加快后富人群（低收入人群）進入中等收入或者說站在更高收入陣營前進的步伐，逐步地縮小收入差距，同時使經濟社會繼續保持增效帶動增長的狀況。第二種選擇是“僵持”，第一階段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增長乏力以后，低收入人群無法提高生產率，難以啟動后富起來的第二階段，這樣的話經濟就可能陷入收入差距居高不下、增長相對衰退的狀況。第三種選擇是“后退”，全面地壓制先富階層，就是所謂的殺富濟貧、劫富濟貧。因為你在劫富的同時，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不再具有增效的積極性，但是帶來的結果是什么呢？收入差距有可能縮小，但是就會回到我們過去曾經熟悉的一種狀況，就是平均主義+普遍貧窮。

　　所以，對上面這三種選擇我們可以做一點分析。第一種選擇雖然說很有吸引力，也很有改造力，就是先富帶后富，但是并不具有必然性，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一系列經濟社會條件的配合，這個難度其實也不能低估。第二種選擇，社會公眾是很不滿意的，批評的聲音很大，但是國際經驗表明，落入這種僵持的陷阱的可能性并不是很低，而且這種僵持其實是一個短期的狀況，不進則退。第三種選擇，看起來后退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如果民粹主義思潮占了上風，出現這種局面的社會土壤其實還是有的，因為不勞而獲對一些人還是相當具有誘惑力的。所以，我們目前所面臨的一個挑戰是什么呢？就是如何力爭第一種選擇或者叫第一種情景，避免后兩種情景。

　　應該說中國經過了40多年的發展以后，目前已經進入共同富裕的第二階段，低收入人群也富起來，從而帶動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富裕。但是第二個階段的難度和不確定性事實上是要大于第一階段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有必要提出一個目標，就是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目標。

　　有些同志可能問中等收入群體到底怎么算，標準是什么？本身其實也是個學術問題，國際上也有不同的一些標準，也有一些爭議。但是從我們國家來講，我們采用國家統計局提出的標準，也就是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萬到50萬之間的這些人群定義為中等收入群體。根據數據的測算，2018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占總人口大概是28%左右，約4億人，中等收入群體倍增是個什么含義呢？我們爭取用10到15年的時間，現在中等收入群體由目前的4億人能夠再增加上4到5億人，達到8到9億人，從而占到總人口的60%左右，這就是一個倍增的目標。實現這個目標有什么意義呢？首先，對我們的經濟增長來講，它可以擴大內需，既包括消費需求，因為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提高以后，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將會比較高。什么意思呢？100塊錢，可能高收入階層用于消費的就很少，甚至這方面不花錢了，都搞儲蓄了，但是低收入群體用于消費的比重相對就比較大一些。所以，它可以帶動消費，同時也可以帶動像住房、基礎設施等等這方面的籌資。

　　當然我們更需要強調的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提升以后，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的范圍之內，不能說它光是在消費，更重要的是他們也有一雙手，他們自己可以就業、創業、創新，所以，更重要的是他們要成為生產者、創新者，通過人力資本提升，顯著增加供給側高質量就業創業創新的動能。另外，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講，如果中等收入群體占到全社會人口的一半以上，將有助于形成經濟社會穩定發展、長治久安的社會基礎。

　　所以，我們認為提出并且力爭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在10到15年的時間里邊翻一番的目標，應該是共同富裕的第二階段，也就是低收入群體能夠富起來的一個重大的舉措。另外，這個目標如果能夠提出來以后，它有利于形成全社會的共識，各方面推動共同富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實現這個目標有沒有可行性？我們的團隊也做了一個測算，我們假定從2019年到2030年，GDP平均增長5%左右，平均通脹率2.5%，名義GDP年均增長7.5%左右，大概到2030年的時候，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可以上升到大概50%左右，大概就是7.5億人。按照大體相同的變動速度，到2035年以前，有可能是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達到8到9億人，實現倍增的目標。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實現這樣一個戰略，到底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樣的途徑？在現在實際上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認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這個戰略和政策的核心是著力提升低收入群體的人力資本，促進機會均等，縮小不同群體之間的人力資本的差距，用增效帶動增長的方式縮小收入差距。這里邊有一個簡單的邏輯，我們現在社會上會看到人和人之間收入的差距、財產的差距是很大的，但是人們之間的能力差距是有那么大嗎？因為我們這個社會中間，大家都是處在一定的社會關系或者是一定的社會發展環境之中，其實能力差距沒有那么大，比如說現在一個農村的孩子，他小的時候可能營養不良，有的時候上學可能都比較困難，基本義務教育都不一定能夠完成，以后出去打工，到什么地方去，有沒有關系，能不能找到一個合適的工作，他和城里邊的這些孩子比較起來的話各方面條件都是要差的。所以，其實我們如果說是把這些社會環境、社會條件改變了以后，使人和人之間的能力都能夠充分地發揮出來，以能力為主的這種差距遠遠地不會像現實生活中收入分配和財產分配差距那么大。

　　所以，總的一個思路是怎么能夠創造一個人力資本公平發展的環境，特別是把低收入人群有的那種人力資本的潛能，通過改變我們的社會關系，通過改善這種發展的環境和條件，使低收入階層的積極性、創造力普遍而充分地發揮，這樣公平和效率就可以互為因果，在提升社會公平的同時也促進經濟增長。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可以提這么一些觀點，要素第一、生產第二、分配第三。要素提升，特別是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資本提升以后，他可以提高他做大蛋糕的能力，然后他又參與生產，勤勞就業、創業創新，他用自己的雙手把蛋糕做大，分配實際上就是結果，貢獻大了分的蛋糕自然就多了。在分配領域應該是一次分配為主，再分配為輔，三次分配再次之。因為一次分配，把人力資本提升了以后，從政策的角度來講，怎么增加就業、增強人的素質、增大分配，這樣的話，低收入人群在一次分配中間的比重就是可以提升的。而二次分配也需要進一步地完善稅收制度，調節收入差距，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通過二次分配，把基本公共服務這個短板（優先補上）。對低收入來講，對他們來講實際上是不夠的，是有欠賬的，怎么把這個短板優先補上。最后才是三次分配，要堅持自愿的原則。另外，三次分配的資金重點放在什么地方？現階段還是要重點支持低收入群體提升人力資本。

　　在這樣一個大的格局下，我們現在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也需要重點關注潛在的中等收入群體，因為目前全國70%的人口，也就是10億人，他們實際上是在中等收入群體之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可以把他們說成一定意義的低收入群體。在這部分人中間，收入低于但是接近中等收入群體下限的人群，就是所謂中等收入群體的潛在人群，是我們下一步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重點關注的對象。在低收入群體中間，收入相對是比較高的大概是4億人，對應的家庭年收入是4萬到10萬。在這部分人中間，特別需要強調的是要關注進城的農民工，因為在潛在中等收入群體中，城市居民占到40%左右，農村居民占到22%，目前還處在農村和城市之間的農民工能占到18.8%，有農轉非經歷的城市居民，也就是以前是農民，現在成為城市居民，也占到19%左右。這三部分人合起來，就是潛在中等收入群體，就占到了60%，下一部分我們要關注潛在收入群體，其實主體還是農民，最后還是農民怎么進城的問題。

　　這個方面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我想特別強調的是有三大政策工具。

　　第一，要打通城鄉人員、土地、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雙向流動的通道。從大的方向來講，我們還是要繼續鼓勵支持農民進城，特別是已經進城的農民工，他們怎么能夠獲得基本的公共服務。同時，也要打通城里人下鄉的通道。這是第一。

　　第二，要補上低收入群體在住房、教育、醫療、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短板，重點是通過義務教育、職業教育、職業培訓和擴大就業創業等，縮小低收入群體的人力資本差距。

　　第三，要促進中小企業、民營經濟更大規模、更為穩定、更高質量地發展。為什么強調這一點？因為潛在中等收入群體基本上都是在中小企業，實際上也都是在民營經濟這個范圍之內就業，你要讓他們能夠進入中等收入群體，他們的收入要提升，實際上就是屬于民營經濟這個范圍之內的這些中小企業的發展，這個就非常重要。這一部分企業發展好了，低收入群體才可能收入升級，逐步地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的范圍。

　　大概我就講這些，和大家一起參與討論，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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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鄧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