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業績確實很重要，中國之所以做的比較難。一旦基金建立以后，比較成形的，如果是第一個的時候，有時候稍微難一點。但是這個結構本身，我覺得就是社會的分工，其實不管怎么樣，投資決定都是非常困難的，總是有很多原因要做的，有很多東西是繁瑣的。不管誰替投資者做決定，不管是公司董事會，還是這種結構也好，都是一個需要很多經驗，需要有正確的經驗，我覺得這里面很重要的是通過合伙人大家討論、決定，承擔責任，如果你做不好，下一個基金就沒有錢。其實這個也是蠻重要的，其實公司制，我發現很多投資公司，這些人怎么樣拿錢維持自己的繼續生存，這是第一位的。而這個三年做完了，沒有業績，或者你做的東西不能給投資人解釋，下一個季度沒有錢，這個壓力是有的。但是做好了，成長很好的。它給了一個比較正確的激勵和約束，使得做最后投資決定的人有一個好的做法，所以從機制上來講，我覺得它是合理的，從分工上也是合理的。當然做第一個基金是很難的。

　　田溯寧：我剛才已經講了，我自己拿了很多投資人的錢，后來做大企業的時候，自己也做投資。我自己的錢是交給自己管呢？還是交給別人投資呢？我自己如果等對資產進行分類，我應該把錢交給管理公司。我們最早農村的游牧形式，后來到了大工業，今天所有以智慧為核心的，需要很多知識為核心，都采取合伙人的方法，這是人類我們這樣一種動物，能夠不斷進化，人類文明能夠取得勝利，戰勝黑暗走出來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這種創新的方法，還是馬克思主義說的，分工使這個社會不斷專業化。我覺得這種分工需要一段時間實踐，我們很多時間是拍腦袋，想當然。通過一段實踐之后，你就知道了。至少到了目前來看，這種投資方法，合伙人制，LP和GP分割是最有效的方法，也許二三十年之后我還能創造更新的方式。

　　衣錫群：我的基金在這個結構上不具有典型性，很多技術層面無法參與你們的討論，但是我想任何一種商業組織結構背后，它最終影響的是人們的觀念結構，我想在這里誠信，誠信文化，恐怕在最深層次和最長期角度，將影響外來的形式能不能最終在中國落地生根。

　　【主持人】：方總，中國有句老話，有錢便是爺。我們一開始做投資，都是投資公司，王仿照公司制，出資者要上董事會，董事會往往決策權，往往做投資專業比較為難，您這兒怎么想？

　　方風雷：所以我老講，全國人大通過的合伙法，中國企業發展的一個革命，人們的觀念變化，剛才今天早上，我覺得一個是王忠民副理事長，他代表社保基金，他講自己的觀點，我給他評價八個字，言簡意賅，切中實際。他講的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怎么樣設公募基金和民間，和社會資本，民間的資產如何結合的問題。如果你看到我們過去一些每到困難時期，拉動經濟采取的辦法，無非就是財政性投資，無非就是銀行變成一個擴大性的貨幣政策，加上信貸，這兩塊都是容易做的。但是確實從中國發展來，帶來很多問題。如果我們從改革角度來講，如果我們改變增長模式，那么要考慮到金融模式的轉型。最近我向大家推薦徐小寧教授的文章，專門講當前應對金融危機的增長模式轉變，他說我們為什么轉動速度，因為我們傳統投資方式，傳統的工業結構，沒有了這個速度，就業率解決不了。換一個思維，發展中小企業，發展服務業，可能就不需要那么高的增長速度，中國照樣經濟發展很好。像北京70%的服務業發展，服務業發展依賴于中小企業發展，依賴于金融轉型，所以它講這個增長模式轉變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包括金融模式轉變。我們建議政府在拉動經濟當中把PE作為重要的金融手段就是這個意思。今天早上袁立助理講的，他講了一句話，他說這是各有利弊的東西，是雙刃劍，為什么呢？國務院批給保險公司投了，它沒有披露啊，這個報紙披露說是2000億，這多錢怎么投？所以哪些部分它管？哪些部分它成立機構？我給他的推薦，我們說你們應該基礎投資多一點，但是PE最好別投，你搞基金的基金最適合你們投資，但是這一切有待于政策的轉變，尤其是人們的觀念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