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稱此為“學校導向”(school-oriented )的災備管理。其理由在于，“如果小孩都能做好防災抗災，那么人人都能”。在孩子身上培育防災抗災文化，對于提高整個社會的抗災能力，有事半功倍之效。孩子代表未來，他們如果明知哪些災害威脅著他們自己和親友，并且熟知如何消減這些災險，就會高興地意識到：他們防災抗災，就是為自己和后代和后代的后代“可持續的未來”，做最重要的工作。而且，孩子們一旦在學校學會了如何防災抗災，有處于跟他們的家庭和親友分享這些知識和技能的有利地位。因此，孩子們參與防災減災是提高社會長期抗災能力的要途。

　　龍希成：你認為公眾如何參與到國家的災備管理戰略和體制中來？

　　劉國華：公眾對災備的意識和理解(public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有利于在社會各個層面培植一種“安全和抗災文化”(a culture of safety and resilience at all levels)，因而對于國家災備管理的有效性極端重要：它通過防備、自救和社會互助的方式為國家災備管理提供了最強有力的配合。因為，公眾一旦學會了如何把災難的危險降至最低，就會在潛在災難真要來臨時主動采取防御、消減和準備措施自救和互助。

　　日常學會如何與自然災害可能帶來的災險“和平相處”，災前預警信號的傳遞，災備管理知識和信息的公開，都可以對公眾起到教育作用。教育的形式可以是學校或大學課程，也可以是非正規的社會網絡和活動。當然，重要方式之一就是防災抗災演練。

　　災中和災后的志愿救援和款物捐贈是社會互助的重要方式，也是災備管理資源庫(the pool of resources)的重要來源。這種互助既出自愛心，也源自對災備的意識和理解。把從四面八方趕赴救災現場的大量志愿者納入整體的災備管理規劃，是提升管理效能的重要方面；同時，賑災款物不光是一個愛心捐贈的問題，更涉及到有效管理的問題。

　　災備管理包括能力建設(capacity building)、科研(research)和教育培訓(training and education)三大環節。能力建設當然是災備管理體制的主體，但科研和教育培訓對能力建設有強大的促進作用。教育培訓有待公眾的積極參與，自不待言。即便是科研，公眾的作用也不可小視。宋瑞祥曾舉“地震速報”為例，就是讓公眾通過手機、網絡等現代技術往地震局發信息，報“烈度：強/中/弱”；地震局把這些信息標在地圖上，連成一片，地震的位置和級度大致就出來了。須知，地震局所測“地震波”是地殼運動以聲速傳播，而公眾“報烈度”是電磁信號以光速傳播。這就是為什么發生地震時新聞記者跑在了地震專家前面；至少在時間上，公眾和專家可以互補。

　　這里要特別提出信息體制的問題。我們說過，信息是災備管理決策與執行的基礎。災備業務流程、職能整合和行政體制扁平化變革，其基本前提也是基于現代信息技術的應用，才能使“基于分工的協作”管理模式成為可能，因為信息科技能夠讓海量的相關信息在同一個平臺上高效集成。從管理者的角度來說，在手工管理模式下，正是因為無法實時獲得整合化的高質量信息，被迫陷入“人海戰術”境地。因此，現代災備管理體制必須基于信息化。災備管理信息化是一個新課題，值得詳論；這里我只提出一個基本問題，很重要，這就是信息的“素質”(quality)問題。人們問：公眾往地震局報“烈度”會不會造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