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華：“災難”包括自然災害和事故災難。人為的事故災難既有主動人為的，如9.11恐怖襲擊事件；也有因未執行某些安全標準或技術管理規程而被動遭遇的，如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事故。評估災情，有兩個詞匯，一叫災險(disaster risk)，二叫脆弱性或易損性(vulnerability)。當今社會災險增加的原因大致有四個。

　　首先是社會網絡化程度越來越高。高度網絡化的社會超越時空之限，經由各種“鏈條”，把異地的人員、資產、業務緊密相連，唇齒相依；而鏈條切斷本身就造成災難。像年初雪災，湖南鐵路冰凍導致廣州火車站五十萬人滯留，山西煤炭供給不足導致南方多省市缺電，高山的電網癱瘓導致城市的死寂無聲。

　　其次是人、財、物等資源和業務的集結度越來越高，城市人口居住和活動越來越密集，這使得突發事件一次性就能造成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9.11事件典型地說明了這一點。只需劫持幾架飛機，就可以對一個國家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最核心部位實施嚴重打擊。這在傳統戰爭中是絕難做到的。

　　第三是環境惡化。環境惡化本身引發危機，像2007年5月江蘇太湖藍藻暴發加劇，無錫市自來水發生變質，市民搶購純凈水事件；再如2005年吉林石化事件等。對自然的過度開發會導致植被退化、水土流失，造成山洪、泥石流、沙塵暴等災害。特大工程項目也容易造成生態失衡或引發嚴重次生災害。

　　第四是氣候變化。目前，許多國家和地區經歷了極端天氣(extreme weather )以及各類與氣候相關的災害事件后，嚴重意識到未來的氣候變化將進一步加劇氣象災害。

　　災難對人類的損害不僅有生命和經濟損失( loss of life and economic assets)，還有社會損失，即社會功能(function)的破壞。社會是一個有機體，社會各部分通過執行功能而相互聯成一個整體。像聯合國倡導在災難中首先要保全醫院(Hospitals Safe from Disasters)，不僅要保全醫生和醫院設施，還要確保其醫治功能正常運轉，以便搶救他人。

　　從某種意義上說，自然危害(natural hazards)是大自然生生不息的一種方式，也是作為大自然成員之一的人類生活的一部分；只要我們學會與它們“和平共處”，危害并不一定就造成災難(disasters)。這是說，我們無法消滅自然危害，但可以管理好自己的行為，學會共處，從而達到消減災險的目的，這個過程就是災備管理。

　　龍希成：災備管理的主體是誰呢？

　　劉國華：政府是災備管理的主體。

　　保境安民，保證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無論威脅來自外族入侵還是來自他人暴力搶奪或是自然災害、事故災難——是政府最首要的職責。這是政府合法性最重要的來源。遠如中國古代，官府可以不抓經濟，官吏可以吟詩作賦，但只要發生洪澇、饑荒，必是官府大臣庭辯的大事；近如美國發生颶風、火災，聯邦政府及其官員，無論緊急援救還是支付資財，無不視為首要職責。因此，政府主導災備管理是“公共性”的重要體現。

　　其實，政府作為公共安全服務的提供者，還有一個原因。雖然自然災害、事故災難等突發事件越來越呈易發、頻發之勢，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越來越慘重，但作為極端事件(extreme events)，落到你頭上的概率極低。因此，個人和私人部門不愿意做這種看不見近利的事。中國地震局原局長宋瑞祥提到國際防災界的“怪圈理論”：地震造成損失慘重，震后人們積極預防，但地震“重復發生周期”要比人們“耐心等待時間”長得多；這樣，人們預防逐漸松懈開來，待到地震再次來臨，人們又回到“無準備”狀態，再次造成慘重損失。其實，無防備的災難所造成的損失，要比人們為災備所支付的成本，高得多！因此，要打破“怪圈”，引導社會平衡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統籌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必須有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主動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