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說，毛澤東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100年的時間估計是不行。但是解決臺灣問題只有立足于長遠。

　　60年大躍進之后毛澤東走上另外一個極端，又寄希望于世界革命。我們經濟最困難的時候，也是援外最多的時候，也是把抗美援朝視為典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越南，以前是往南打，58年時不同意，60年之后同意了。

　　現在我們來看，在美國多方面圍堵中國的情況下，援越是有一定合理性。然而當時把反修作為頭等任務就不對了，當時花了200億元。當時是時間最長、花錢最多，效果也是最不好的一次戰爭。

　　我們對蘇的斗爭是我們總體戰略一大失誤。將抵制大國沙文主義這一本應有限的目標，擴大為反修防修就是失誤了。我們還是先給人家戴政治帽子的，你把人家領導定為叛徒集團，蘇聯也說你要推翻毛澤東集團。這是國家關系最壞的結果。最后是發展到動槍了。

　　在中蘇兩國接近戰爭邊緣時，毛澤東還是從現實出發，同意柯西金路過北京，兩國總理達成諒解，從此停止了邊界武裝沖突，但是對峙了十幾年。90年代有一個總結，對30多前反修大戰，我們做了新的評論認為是可以避免和不該發生的。毛澤東作為反修大戰最高指揮，一方面反應了魄力，另一方面，多少也反映出他個人的失誤和局限。

　　對蘇聯的斗爭，鄧小平總結一條很好：各國黨的方針、路線是對還是錯，應該由本國黨和本國人民去判斷。我們反對人家對我們發號施令，但是我們又對別人發號施令。這是不對的。我們對蘇聯的敵對起了一個很好的結果，就是中美關系的大門打開。毛澤東在70年代初承認所支持的他國革命組織不死不活，提出應減少援助。從1971年起，毛澤東通過邀請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

　　我們周邊的一些問題的處理上，也存在很多的問題。74年我們打了一仗，把西沙群島等等收回來了，但是可惜的是，當時沒有把南沙奪回來。

　　另外一個問題，越南戰爭一結束，越南逞機會控制老撾和柬埔寨，我們中國反對這樣做，兩國矛盾激化。

　　毛澤東說要教訓越南，打越南之前要美國訪問的時候，就確定和美國同胞教訓越南。我們在改革開放初期，在國際戰略問題上個大定位。有一個寫傳記的作者在飛機上問鄧小平，他回答了一句話，跟著美國走的國家都富強。這一下子就明白了，跟著蘇聯走都搞得貧苦落后。這就徹底跟蘇聯劃清界線了。

　　當時我軍動用9個軍，花了40億，打了一個多月，對外不提打越支柬埔寨，而強調保護邊疆。這一仗從國家的利益和地緣政治的考慮放在首位，取代了國際主義。標志著我們領導人戰略思維的轉變。越南的問題就是國家利益的問題了，打了10年了，他也受不了了。這樣就沒有打了，中越的關系改善了。

　　進入90年代之后，美國也改變了戰略，加緊對華遏制，臺度勢力日益滋長，成為我國安全的頭號威脅。自93年之后，我國軍事戰略重點再次轉到臺海。美國在很多國際問題上有求于我們，但是又把我們列位主要的作戰對手。很多情況下，不得不保持非敵非友的關系。實際上只有美國度我們有綜合性的威脅。現在我們的安全問題是四個外部熱點、兩大內部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