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剛成立的時候，改變了世界的天平，但是新中國成立的時候，是非常復雜的環境。新中國成立之后遇到了一個矛盾，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應該有一個地位。但是近代中國是一個弱國。我們今天也面臨一個問題，我們作為一個大國和我們的目標和我們自身的實力不符。新中國剛成立的時候，建立在美蘇之間保持中立，毛澤東提出來一邊倒，他有意識形態和國家安全的考慮。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提出建設強大的國防和工業的雙重任務，只有依靠蘇聯才能幫助實現，美國又支持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

　　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訪蘇，簽訂了同盟條約。你看這一張圖，斯大林比毛澤東高，但是實際上毛澤東比斯大林高。解放初期，毛澤東、

周恩來在處理周邊邊界問題是確定了“安寧四鄰、以利建設”的方針，基本思想是承認現狀。這一個決定是挺高明的。二次大戰后歐洲的邊境神圣不可侵犯，我們50年就確定了，事實上證明這一個原則是對的。

　　從新中國成立之后，穩西保東的戰略目標出發，我國一直爭取印度中立。當年跟印度打到什么程度也是反復要求的，既要打透，也要保持外交關系，見好就收，這樣外交上很瀟灑，軍事上也是有必要的。對印反擊戰打到什么程度有利，毛澤東為首的中央進行過反復研究，達到既打痛，又不要引發兩國宣戰。我們對外作戰有四點原則：打不是為了和，不打不能和，打不贏也不能和，打過頭還影響了和。

　　解放后對日關系是我國安全的重大問題。日本投降不是無條件投降，條件是“維護國體”。當時中國戰場上日強中弱形勢未改變，隨后美蔣又利用日本反共，從而留下嚴重后遺癥。戰后的日本政府都是右派當權，戰略上追隨美國作為附庸，毛澤東從中國安全需求出發，力爭對日友好以削弱日美聯盟，中國從民間外交出發，最終達成了兩國邦交恢復。自50年代初起，美日軍事聯盟一直是美國在亞洲戰略的基石。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是家，首先在于他是一個杰出的戰略家，在重大關頭做出一系列關系國家前途的決策，既大戰略方面的決策。最高層次的戰略是安全戰略。

　　考慮大戰略離不開世界形勢的判斷，20世紀上半葉是革命與戰爭。20世紀后半葉是和平與發展。解放后50多年間，我國國防事業出現的馬鞍型的發展，恰恰是由一重大判斷所決定的。核武器的出現使人類有了自我毀滅的手段，戰爭手段有可能會吞食目標。這就是毀滅人類的鑰匙由上帝交到了人類的手中。

　　在70年代之后，美國擁有核彈3萬枚，蘇聯有4萬枚，相互毀滅十幾次有余，這種恐怖平衡反而制止了大戰的爆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基點，并不符合發展的趨勢。50年代，毛澤東對

世界大戰的判斷是正確的，他判斷是打不起來，持久和平是有希望的，因此立足于地方戰。正確判斷國際戰略形勢，對我國集中力量搞建設極為重要。

　　這是一張圖。我們在財政開支比例51年占48%，58年降到11%，這是大大的降低了。60年代、70年代備戰又是25%，這是實際軍備開銷，如果加上民間的戰備費用遠遠不止這一個數。現在我們公開數是7%，我們原則上不能超過10%。50年代毛澤東在戰略思想轉變方面作出了寶貴探索，由著眼戰爭變為注重建設。60年代，我國不切實際地推進世界革命當成現實任務，為此進行超出國力的援外，金額達到300億美元，并惡化了同諸國的關系。中蘇關系后來惡化的教訓是，以國際的觀念來處理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交往，結果都造成了國家關系的非正常化，一遇到利益沖突便往往由親變仇。60年代至70年代最大失誤就是跟蘇聯的斗爭。軍事戰略決策中意識形態考慮過多。執政代在對外戰略中過多考慮意識形態因素，勢必與國家利益發生矛盾，造成兩頭難兼顧。1989年胡喬木在中國為什么犯20年的左傾作為，一文中將60、70年代對戰爭的過火反應列為左派五大表現之一。鄧小平通過反思文革時期左的錯誤，進入70年代后有了新的思考，復出后既加以改變。早期我們信仰無產階級革命等等，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現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100年不動搖，中級階段、高級階段是幾百年的事情了。我們不以意識形態而以國家利益來定。從十三大起，刪除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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