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晶

　　上世紀70年代，陪同尼克松訪華的HP公司創始人露茜爾·派克德(DavidPackard)第一次來到中國，后來還幫助中國開展了一些電子、飛機、計算機等尖端科技方面的研究，生意也做得不錯。

　　這讓他對中國的印象一直很好。逝世前，派克德還寫了一本書，講述自己的人生經歷，其中專門拿出一章討論中國。家屬尊重他的意愿，從大衛與露茜爾·派克德基金會中拿出一筆錢，用來支持中國的能源和環境研究。

　　1998年，美國能源基金會開始醞釀進入中國，并設立了一個“中國可持續能源項目”。大衛與露茜爾·派克德基金會也加盟到能源基金會當中，并資助了這個項目。當時正在美國勞倫斯·伯克利實驗室工作的楊富強，給了他們很多建議，并最終成為美國能源基金會副主席兼北京辦事處的首席代表。

　　美國能源基金會找到他，也是基于他的雙重背景。1977年從吉林大學物理系畢業后，楊富強被分配到中科院，專門搞能源政策。后來他所在的機構又變成國家計委下面的一個研究單位。起先他對政策不重視，也不喜歡，還是一心一意想做研究，后來才慢慢覺得政策的重要，“可以更好地實施技術開發，更好地鼓勵企業參與。”

　　八年后，他拿到了世界銀行的麥克那馬拉獎學金，進入到美國康奈爾大學工作，研究中國的區域能源規劃，隨后又獲得美國西弗吉尼亞大學的工業工程博士。

　　和那個年代很多留學生初到美國時的感受一樣，他覺得整個人的認識變化很大。“美國做政策研究，目的是什么，解決什么問題，資金技術如何投入，民眾怎么參與，考慮得很多。但在國內的時候，打個報告，只是說明問題很重要，但并沒有很好地分析該怎么實施，效果會怎么樣。”

　　回國之后，他首先開始推“汽車能耗標準”這個概念。這也是他在美國看到的做法。“當時中國還不接受。”那是1999年。“過了幾年，中國的汽車增長速度非常快，人們才開始慢慢意識到這個問題的緊迫。”

　　在他辦公室的墻上，分別掛著世界地圖、中國地圖和北京地圖。“中國有自己的政策，但是國外很多好的政策也應該帶到國內來，這就是我們的任務，建立一個‘雙通道’。”

　　早在1998年，能源基金會就提出了現在很流行的“低碳”的說法。“這件事說起來也有段插曲。”當時能源基金會設有一個16個部長級官員組成的高級顧問委員會和26個司長級官員構成的一個對話小組。這些人中有的對楊富強說，還是換個名字，不要叫“低碳”了吧，二氧化碳太敏感了。但楊富強依然堅持己見，他說，“不要把‘低碳’想象成壞事，‘低碳’的發展，會給經濟結構帶來很大變化。現在堅持下來，不是很好的例子嗎？”

　　他認為這條“低碳”發展之路會很漫長：“很多環境問題，堅持10年、20年，可能就會有本質上的改善，但是氣候變化就不是。氣候變化是對人類的長期挑戰。”

　　楊富強是西方媒體喜歡打交道的采訪對象。《紐約時報》不久前報道說，美國運動員是不是要每天跟著汽車后面鍛煉，才能保證到奧運期間能夠適應北京的天氣。“4月17日有家美國電臺會跟我做個interview(采訪)，就要拿這個做引子。”楊富強笑著說。

　　“你會怎么回答？”記者問。

　　“中國的環境問題很嚴重，但是也在逐步變化和改善。至少2000年的時候比現在還要糟糕，藍天數少很多。”

　　從他在國際大廈的辦公室窗戶看出去，是北京這些年變化最為急遽的地段。楊富強記得1999年剛到這里的時候，國貿二期剛剛蓋好，建外SOHO還是一片廠房，CBD高層建筑只有國貿的兩個樓和中服大廈，其他都是平地一片。

　　“我們的變化很快，但在能源和環境方面，確實做得有些問題。”他說，“80%的溫室氣體排放是從能源消費來的，能源必須為此負起責任。”

　　《紐約時報》的“專家圓桌”欄目曾經在2007年8月開始，選擇14位專家對話中國的環境問題，他便是其中之一。有讀者問他，中國的環境問題很嚴重，但是上世紀的美國和日本在發展過程中，不是也經歷過環境惡化的巨大挑戰嗎？

　　“的確如此。上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因為光化煙霧，日本國內出現了慢性砷中毒和呼吸疾病。上世紀30年代，美國中西部因為農業過度集中，導致了塵暴和嚴重的空氣污染。對中國來講，最關鍵的是不要復制美國和日本的老路。這兩者在快速增長期都見證了能源的急遽消費，隨著技術升級又開始下降。中國應當使這條曲線變平——控制能源消費規模的前提下實現經濟增長——這也可以避免一系列的環境災難。”

　　對話結束后，很多媒體在報道中都引用了楊富強的一句話——“可持續發展這個問題，發達國家已經回答不了。只有中國和印度這種人口眾多的國家，才能告訴人們什么是可持續的。”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