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商學院院長項兵致辭

　　我們正處于一個全球化、信息化的時代，這是一個變革、偉大的時代，也是一個繁榮的時代。中國近30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成就了今天的繁榮盛世，包括毛主席給我們留下的人口福利、鄧小平先生的改革開放、全球化的東風，也包括中國人的勤勞以及在座的諸多企業家的奮斗與奉獻。

　　前幾天我們舉辦了一個論壇，核心是高市值。高市值給中國帶來諸多的好處，比如吸引全球人才。諸多的公司，像中石油、中國移 動、工行都在全球同行業之中成為市值NO.1，市值好對形成“全球應對全球”是有利的一面。而長江的諸多同學都是中國100位富商中的一部分，我非常的自豪。一撥富商的產生，對拉動中國經濟的增長會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同時我們必須意識到，造富和一個偉大的商業機構誕生完全是兩碼事。中國經濟要真正變強，必須產生出一批偉大的商業機構，像索尼、IBM、三星、LG一樣。也只有這樣，中國的經濟才有可能真正由大變強；也只有這樣，中國的中產階層才有可能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也只有這樣，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才可能具備。我曾在多個場合強調，企業家最重要的社會責任感之一就是為社會出一批中產階層。

　　為了成就一批偉大的商業機構，近幾年我對這個問題做了一些思考。

　　第一個問題是境界。我認為，中國企業家的境界要一步一步演變為從中國走向世界的境界。比如豐田要進入中國市場，如果過多地強調民族品牌，打著日本民族品牌的旗幟，在中國市場便有可能發展不了。索尼、LG、三星也是一樣，要成為世界級的企業必須有世界級的胸懷與境界。

　　第二個問題是價值取向，即企業為誰而戰。美國企業為股東價值而奮斗，日本企業傾向于員工的價值，中國的企業僅僅限于自行車產量NO.1、紐扣產量NO.1、領帶產量NO.1，對企業為誰而戰的問題值得深思。今天我們也有必要、有條件重新思考這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思維方式。從1840年到現在，我們絕大部分是從上往下看。我經常用的例子之一是畢加索和達·芬奇的關系，如果畢加索的繪畫雕塑藝術，考慮的僅僅是法國和意大利，也許畢加索不可能成為引領全球的新一代藝術家，在達·芬奇的空間，畢加索是不可能超越達·芬奇的。西方管理和中國世界相結合的問題，畢加索從下往上的思維，對于引領全球的思維是非常大的視野。

　　在新的視野、新的境界之下，如何分析、研究中國企業的崛起？第一，“取勢、明道、優術”；第二，“鏈條對鏈條”，第三，“全球應對全球”。去年我寫的《第三代企業家》這篇文章即是我剛才講的三個層面如何應用到中國企業發展中，探索中國企業撬動世界的杠桿。

　　在我的整個思維體系之中，最重要的是“全球學習”。學習的目的不僅僅是追隨，更重要的是超越。在全球化的今天，變化如此快的今天，喪失虛心和學習能力就是我們失敗的開始。

　　最近我寫了幾篇有關印度的文章，我認為我們有必要向印度企業家學習。印度企業家在世界500強中做全球一把手的有300多人，歐洲和美國頂級的跨國公司中也有一批印度人。通過這段時間的思考和觀察，我感覺到印度“全球應對全球”的高級管理人才可以用“上將千人”來形容。仔細觀察印度的企業，它們可能具備了厚積薄發、快速發展的潛質，這種戰略令人震撼。

　　我們希望明年中國的企業家和印度的企業家近距離地相互交流，相互學習。明年長江論壇的中心就是“中印”，后年是“亞洲”。我們希望眾多頂級的企業家來共同探討亞洲的企業應如何應對全球化的發展，亞洲的企業和企業家就共同利益在哪些方面可以合作得更好。而這次論壇的重要論題之一就是中國經濟和東亞共同發展，探討中國的企業和企業家與日本、韓國的企業和企業家，包括西亞企業的經驗，這些都值得我們學習，超越經濟管理。與此同時，在人文方面做一些探討，尋找我們的共同點，使中國更好地應對全球化。

　　最后我非常感激海南省黨委和政府給這次論壇的大力支持。我希望這個論壇能成為亞洲頂級企業家對話的平臺，并希望這個平臺對亞洲的企業家起到好的協助作用，共同探討亞洲企業如何面對未來的挑戰。與此同時希望通過這次交流碰撞，中國、日本、韓國的企業家更具有責任感和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