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財政收入增長超過30%，財政收入超常規增長，使中低收入者不能更好地分享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紅利，在通貨膨脹壓力日益增大的經濟環境下，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基本生活用品，比如房價、肉價均有很大幅度的上漲。中、低收入者的日子本來就不寬松，基本生活用品的漲價，使他們當中一部分人生活水平下降或提高速度大大低于整個經濟增長的速度。

　　在當前財政收入超常規增長，且增長來勢兇猛，速度快、規模大的嚴峻形勢下， 財政部門應認真考慮，刻不容緩地、盡快地實行退稅以解燃眉之急，并以此為突破口，在中國建立起一套完整成熟的減、免、退稅體制。

　　財政支出結構需要根本改變

　　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和自我膨脹的速度，大大超過了整個經濟發展的速度，其所反映的趨勢是，大政府愈大，小社會愈小，政府與民爭利，錢袋子快速膨脹、民眾從經濟發展中獲益相對減少。

　　當前的財政，至少有三大問題，使之不能最有效地促進社會和諧，為經濟與社會的科學發展服務。

　　問題1：自我膨脹過快。從1993-2005年的13個年份中，國家財政名義收入每年增長都超過了14%，其中6年增長接近或超過20%，5年超過15%。更能說明問題的是，這一時期，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的10%稍多，增加到2005年的超過17%，2005年后更是直逼20%。

　　問題2：財政支出以GDP和自我為中心。財政收入增加后，國家在教育、扶貧、社保、醫療衛生方面的投入雖然有所增加，但這些支出在財政支出總額中所占比重仍非常小。從1993至2005年，國家的撫恤和福利這項支出增加了9.5倍，同期行政管理費支出則增加了10.26倍。

　　問題3：中等收入者稅負過重。當前中國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過低，稅率過高，又缺乏合理的減免和退稅制度，造成中等收入者稅負過重，不利于其成長和壯大，對國家的長治久安是不利的。

　　中等收入者稅負的增加，更可能是財政自我消費的增加，是形象工程、大型項目開支的增加，而與此相對應的，往往是腐敗的增加和收入分配的更加不平等。如果面對這樣的情況，再進一步增加對中等收入者的稅收來調節收入分配，財政則在調節收入分配的口號下，完成了一個壓制中等收入者，同時導致收入差距卻越來越大的惡性循環。

　　(《當前財政的三大問題》)，王一江，7月22日《經濟觀察報》

　　應該對中國財政的支出結構進行根本改變，財政支出不再是以GDP為中心，而是以關心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需要，以調節社會收入分配為中心。

　　財政借用調節收入分配的口號，一方面增加中等收入者的稅負，使他們的可支配收入下降，另一方面將超常規增加的財政收入主要用于經濟建設投資和自我消費，使低收入者得不到多少實惠。這兩方面結合起來，財政之所說與所為，完全成了兩回事。

　　中國經濟的總量，2005年已經超過18.3萬億元，2007年應該在22萬億元以上，而且很可能在一個時期內保持8%-10%的年增長速度。中國如果能將財政工作的重點從以GDP為中心轉型到以調節收入分配為中心上面來，使福利和其他各項對個人的支付，達到美國上世紀70年代中的水平，即使這項支出占到GDP的10%或稍高，那么，在2007年的整體經濟發展水平上，國家每年為低收入群體所作的支出，即可達到2萬億元以上。再假設與經濟發展同步，這項支出以每年7%至8%的速度增長，10年以后，國家為低收入群體所作的支出即可達到每年4萬億元以上。如此大的力度，年復一年，還有什么社保問題、醫保問題、廉租房問題、最低生活保障問題、貧困家庭子女教育問題等等，不能從根本上得到改觀呢？

　　(《財政支出結構需根本改變》)，王一江，8月19日《經濟觀察報》

　　理想的再分配，既要能鼓勵人們積極上進，創造財富，使個人和國家都更加富足，又要能保證社會和諧。這要求國家不要輕易進行太多再分配，將再分配主要限于勞動者人力資本的保護和再生產的范疇。當前，在中國建立更合理的再分配制度，重點要放在防止腐敗通過權力私下對財富進行非法再分配。解決這一問題，就是要減少政府對資源的控制和支配。

　　(《決定中國收入差距的四個因素》，王一江，《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