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文化的演變及其現代命運

　　徐洪興教授在復旦大學的講演

　　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與大家談談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干和維系中國人精神的基礎儒家思想的問題。先簡單地說一下“儒”的源頭與儒學的流變。

　　一、“儒”的源頭與儒學的流變

　　孔子是儒家的創始人，孔子思想是儒學的核心，這可說是個常識。一般說來這沒錯，但細究起來又并不盡然。因為，孔子實際不是儒的創始人，商周時代早已經有儒；儒家的許多思想也不是自孔子才開始有的，如《易經》中的許多思想、西周的“禮樂”傳統等，早在孔子以前就已存在；再者，孔子本人也不是儒家人格最高的精神代表，因為儒家人格最高的精神體現是“圣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孔子只是宗師。當然，這并不是貶低孔子，孔子也很偉大，他雖然只是宗師，但儒家思想成為體系卻是從他才開始的。

　　大家知道，華夏文明起源于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特殊的土壤、氣候、水利等自然條件為農耕文明提供了物質基礎，并促成了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體——家庭，在中國很早就形成了。我們的先人以家庭為單位直接與自然界打交道，靠天吃飯、靠經驗吃飯，可以萬事不求人，所以祖宗的一套生活和生產方式對子孫來說已足夠應用，由此引出了對祖先的崇拜，而家族宗法觀念也因此漸漸得到強化，這直接影響到后來以人倫關系、以“孝道”為主導的儒家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從源頭上看，儒最先是原始宗教中的一個職能分工。從甲骨文可知，殷商的儒，專職為貴族祭祀祖先、辦理喪事、擔當司儀等。周滅商以后，儒除繼續以祭祀禮儀為職外，開始出現以“六藝”教民的“師儒”。在商周時期(嚴格說應是西周，因為商代文獻不足征)，禮樂文化可說是整個社會形態的集中體現。禮樂文化的性質不僅是宗教的、政治的，也是世俗的、文化的。它們不僅是一套制度和儀式，同時也是一套文化的建構和理想，其功能涵蓋了社會、宗教、政治、道德、情感乃至資源的等級分配諸多層面。這是一種理性的、有條理的生活方式，它包括了家庭生活、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諸種行為規范或準則，所強調的是尊重等級差異、注重舉止合宜、保持儀節風度、控制意志情感，其目的則在于實現社會的秩序與和諧。而儒則是這種禮樂文化主要的制定、承載和傳播者。西周時代“制禮作樂”周公，就是一個大儒，孔子對他很崇拜。

　　西周滅亡后，中國的歷史進入了動蕩的春秋時代。隨著周天子共主地位的淪落，王室衰微，禮崩樂壞，“學在官府”的局面維持不下去了，文化教育開始向民間下移，其表現就是以“六藝”教民的儒紛紛散落至各地。由于當時齊魯之地文明程度較高，保持著濃厚的禮樂傳統，因此這里集中了較多的儒。他們中除一些人繼續從事“六藝”知識的教授外，相當多的人則憑借熟悉禮儀的本領，從事贊禮、相禮尤其是婚喪禮的活動。孔子就是這個時代出現的“儒”。

　　孔子是一個述而不作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有很強的從政意識，想干一番治國安民事業。但命運給他開了個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一生在政治上很不得志，但在教育事業上卻做得不錯。孔子從事的教育活動屬于“私學”。他不是當時打破貴族壟斷教育的開創者，但可以算是當時辦“私學”的一個成功者。孔子從事教育四十余年，“弟子三千，賢人七十有二”，從而形成了后來稱之為“儒家”的思想學術群體。

　　孔子以后，這一學術群體分為八個支派，成了戰國時期的“顯學”，以后則是孟子和荀子二支獨秀。秦以后，儒家發展流變出所謂的漢唐儒、宋明儒、現代新儒家等十分龐雜的系統；又有所謂的經學、理學、樸學之分，學統、道統、政統之說等，這些就不必細講了。我們還是簡單地談一下孔子的思想吧。

　　孔子的思想很豐富，但其核心不外是“禮”和“仁”，前者是他繼承傳統而來的，后者是他創新發揮的。前面提到，傳統儒者注重禮樂文化，到孔子時代，他發現禮樂已經僵化了，徒具形式而不復有生命力。禮樂本來只是一種象征，但象征的背后還應有其本質的東西，那是什么呢？孔子認為那就是藏在人心中的真誠。孔子把這種真誠叫做“仁”。孔子找到了“仁”，把它作為禮樂的思想基礎，用“仁”來重新解釋禮樂，超越禮樂的形式而直指其精神實質，以真正體現禮所象征的秩序原則和樂所象征的和諧原則。

　　孔子認為，“仁”是處理人與人關系的基本原則，其基礎和起點是血緣關系。因為一個人來到世界上，最先與之發生的無疑就是家庭血緣關系，即首先是他與父母及兄弟姐妹之間的親情關系。這種關系簡稱就是“父子”，在這一層意義上“仁”的體現就是“孝悌”。當然，人會長大，要進入社會，于是逐漸又會生出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同事、國人等關系。進而可衍生出個人與民族、國家、社會、自然等關系，乃至可衍生出集團與集團、國與國、民族與民族等一系列關系。而處理這些關系的原則，就是把孝悌精神向外“推”，按儒家的說法就叫“能近取譬”、“推己及人”，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換位思考、將心比心。所以，從“仁”進一步可推出“忠”、“恕”乃至“協和萬邦”、“天人合一”等更普泛的原則。

　　孔子講“仁”，吃緊處在“愛人”兩字，它表現為對人的一種有差等的愛。這是一種區別善惡的智慧，其本質是強調個人生命內在價值的實現，是個人對于理想生活原則的追求。儒家所謂的“做人之道”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做好一個人。即使是一個平常人，只要順著自己的善性，在自己的生活中、從具體的事情中，去學習、去做，就能達到做人之道，實現仁的原則。一旦人能把握了仁的精神，就能領悟到在一個既定的環境中自己應該做些什么和怎么去做。如果人人這樣，那就可以建立起一個理性的社會秩序。這種秩序以個人修養為本，以倫理為法，以道德來施政，而個人的道德修養是政治昌明、社會穩定的基礎。

　　孔子的思想中不乏理想主義的色彩，但他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教化的作用，相信文化歷史的傳統，相信人與人之間能夠建立起一種交往的道德標準，相信國與國之間也應該有某種必須遵循的交往原則，這不能不說是一種令人敬佩的、遠距離的智慧。某些個人或國家也許會全然無視甚至藐視這種智慧，但作為整體的人類不會也不能這么做，否則他離自己的滅亡就不遠了！

　　孔子以后，隨著儒家學派的發展演變，其思想學說也不斷地圍繞著孔子的思想核心而展開出去，如關于義利之辨問題、人性善惡問題、德性與才能問題、天理人欲問題等等。其中每一類問題都可以開展出一系列子問題，歷史上的儒家各派也就是在探討這一系列的問題，并形成了繁富的理論體系。這些理論體系盡管很龐雜，但說到底無非四個范疇：個人、家、國、天下；一個命題：“內圣外王”。

　　二、一百多年來儒學的遭遇

　　儒學作為一種農耕文明的思想文化，在經歷了二千多年的發展演變后已經達到了極致。然而，當工業文明進入人類社會，世界歷史成為人們的經驗事實時，它所固有的結構性矛盾也開始暴露出來。如工具理性的缺失。由于儒學突出強調了現實、人世和實用，就勢必造成輕視抽象的思辯、純理論的探索，缺乏對自然界的深入觀察和研究的興趣。所以中國古代的學者一般都缺乏為學術而學術的研究精神，總是把學術與現實人世結合在一起，認為學術就只是“知人論事”、“經世濟民”和“修己治人”，而其他都是“小道”、“小技”，不值得重視。由此也就造成中國古代理論科學研究的不發達，盡管中國古代具體的技術有相當的成就。再如，由于儒學過于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因此對制度層面的創設問題也關心得很不夠，重“人治”而輕“法制”，“倫理社會”的性質在中國長期得以盛行。

　　隨著中國跨入近代門檻后，在西方文明的嚴峻挑戰下，中國傳統文化逐漸踏上時運不濟的蹇途，而儒家思想首當其沖地遭到了猛烈批判。從十九世紀末譚嗣同的《仁學》猛烈抨擊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正統意識形態及政治體制為“鄉愿”和“大盜”，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吳虞等為代表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提出“打倒孔家店”，要請西方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來幫助中國人解決民族“劣根性”的“頑癥”。總之，當時最先進的中國人幾乎一致認定，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過程中已徹底失敗，“吾人之最后覺悟”，說到底，就是“孔子之道”、儒家思想不再適合現代生活了。

　　必須承認，與中國現代化進程相適應的，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化批判和倫理革命，有其歷史進步意義及合理性。因為，從歷史發展進程和儒家思想歷史地位來看，儒家歷來與佛教、道教不同，后者總以“方外”自居，即始終與現實社會保持一定的距離；而前者卻總是處在歷史舞臺中心，與國運渾為一體，憂樂共當，在中國歷史上長期擔當著治國安邦和導向文化的重任。這自然也會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如政治上的君主專制、經濟上的重農輕商等，盡管我們可以說，中國歷史上的專制和抑商并非完全由儒學所致，但儒家思想的作用也確實應該負相當的責任。所以，自鴉片戰爭后，中國中世紀社會趨于全面解體，國運維艱，社會經濟、政治結構出現劇變。當一些先進的中國人為了砸碎舊世界、創造新中國，把希望的目光轉向西方尋求“真理”之時，其憤怒的情緒自然地轉向對傳統思想尤其對作為正統文化象征的儒家思想的批判，這應該說不難理解。因為當時這些先進中國人的思考和追問，始終深契于“落后挨打”、“中國向何處去”這些關乎中華民族命運的大問題。

　　當然，肯定其歷史進步意義，并不等于承認“五四”先輩的每一個批判都必然具有思想文化意義上的理性。反之可以說，由于心態上的不平衡和運思上的片面性，“五四”的許多文化批判多半僅停留在激進和空洞的吶喊上，缺乏一種實事求是的、具體分析和理性的批判態度。我們自不必去苛責“五四”的先輩，他們有那個時代的特殊語境。這里只想指出一點，由于當時過多情緒化、片面化的批判，逐漸形成了一個認識上的誤區，即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都是過時的、有害于現代化的，應予以全盤否定。更令人遺憾的是，這種誤區竟又成了一種共識，反傳統遂成為百年來中國反復而常新的強勢話語，反傳統的思潮也一波接一波在20世紀的中國出現。

　　然而，傳統從來就不是你想要不要的問題，它“剪不斷，理還亂”。近代以來中國人始終面對著一個悖論：一方面，中國必須走向現代化；另一方面，走向現代化的中國無法完全擺脫傳統。而現代化是中國的現代化，傳統也是中國的傳統。你主觀上想要擺脫儒學文化，它卻并不甘愿接受被簡單拋棄的命運，所以它依然頑強地存在著，并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它在中國意識形態上的主導地位雖然喪失了，但它在中國傳統文化價值上的地位并未隨之消失殆盡。時至今日，盡管我們的經驗和生活世界已發生極其深刻的變化，盡管我們的意識伴隨社會總問題的轉換而出現認識上的斷裂，盡管人類不同思想文化間的交流和影響日益深廣，但儒學文化不能不說仍是漢語世界基本的精神價值之所在。

　　中國傳統文化歷來強調物極必反。這不，最近幾年來，“國學”這個詞似乎又熱了起來。所謂“國學”——如果不去深究其來歷而方便地說——也就是指傳統文化。近年來，似乎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視我們的傳統文化問題了，這其中不僅包括一些政府官員、企業領導，還包括了不少民營企業家，當然更少不了傳播媒體。國學熱同時還傳到了國外。

　　于是，一個老問題又被人們翻了出來重加思考——儒家思想在現代中國還有沒有意義？老實說,一百多年來，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或爭論一直就沒有真正中斷過，雖然其程度時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