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學文化在現代社會還有沒有意義

　　由于中國近代特殊的歷史環境，造成了激烈的中西文化沖突，由此引發的種種爭論，在中國人心里留下的并不都是愉快的記憶。可時移事異，今天已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們再回過頭來平心靜氣地探究一下儒學文化在現代中國還有沒有意義這個老問題，這對準確把握中國傳統文化，促進傳統文化現代化，構建和諧社會，加強人類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與交流，讓儒學這一地區性的人文資源真正參與到世界歷史進程中去為全人類做出更多的貢獻，應該說都還是有意義的。

　　探究的目的決不是提倡國粹主義，全盤繼承，頌古非今，而在于了解歷史，接續歷史。一個不吸收其他文化的民族固然很難有所發展，而一個割斷歷史、拋棄祖先、遺忘過去、不尊重自己傳統的民族是注定沒有前途的。任何文化都不能截斷眾流、憑空產生，只有接續傳統才能開創未來。人類的歷史早已昭示，歷史傳統的反思與當下意識的追尋，是一個民族現代化不可或缺的兩個支點。就前者言，人們總是通過對其前人所創造的價值觀念、行為準則、思想理論的理解和解釋，建立起自己與傳統的意義聯系；同時又在理解和解釋中，使傳統獲得進入現時代的途徑和繼續發展的契機。所謂途徑和契機，并不意味著照搬照抄，而只是提供借鑒，展現理據，啟示方向。這里我僅一方面的例子來說說:

　　人們在探討儒家思想與現代化相結合問題時，大多把注意力放在儒家的倫理道德這一層面，這是有理由的。因為一方面，儒家思想在這些領域里可發掘的資源很豐富；另一個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即“五四”后的這么多年來，我們傳統的人倫關系已經在多次無情的沖擊下幾乎喪失殆盡，而新的、適應于現代社會的人倫關系卻始終未能真正確立起來。時至今日，我們已陷入一個尷尬境地。當前，市場經濟正在中國蓬勃地展開，它固然為我們民族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但我們也不能不正視“唯市場取向特征”所帶來的道德困境。就人倫關系言，人與人之間正日趨以現實利益作為彼此來往的基礎，以功效價值作為衡量關系的標準，人的情感聯系和心靈交往則日趨淡薄，各種人際關系大有漸漸被市場關系和業務關系所吞沒、所取代的趨勢。功利至上的價值取向正使得我們的人倫關系變得外在化、冷漠化。因此往往會令人不時感到有一種疏離、孤立乃至苦悶、彷徨的感覺。我們正處在社會的大轉型時期，古人嘗說過，“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當代中國社會的人倫關系亟需重新定位。但如何定位？以什么規范和原則來定位？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一個現實問題。在當代人倫關系的重新定位中，儒家所一貫強調的人倫思想是否還有價值？回答應該是肯定的。

　　這里所說肯定的意思主要有二：其一是有些儒家倫理思想只需稍加當代轉換和詮釋即可繼承發揚。如孝、悌、忠、信、仁、義、禮、智等，歷史上儒家要講、能講，難道我們就不要講或不能講了嗎？其二是有些儒家的倫理思想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新的思考角度和方向。這些角度和方向并不一定能直接導向問題的解決，但至少我們可以從中間接地引出一些不同的觀點，開出一些不同的視野，從而有助于我們研究如何防治現代化所帶來的問題。

　　例如對儒家講的“孝道”，在當時社會經濟和政治基礎中，它強調的是“父父子子”的“父為子綱”，因此對之雖不能如“五四”先輩那樣簡單地罵倒，但也不能盲目地提倡。今天我們的親子關系與中世紀不同，它是在經濟、政治、人格上平等和獨立的基礎上的血緣和情感關系。“五四”時有這樣的白話文詩：“我不再認你作父親，我們都是朋友，互相平等”。現代社會強調獨立人格，這本身沒錯，但我們完全還可以在獨立人格的平等基礎上，既做朋友但仍然“認作父親”。儒家強調的“敬老”，也是同樣，它不應該再是天經地義的論資排輩規范、秩序、制度和習慣，而是對老人過去所做的家庭貢獻、社會貢獻的充分肯定和道義回報，更是對一般人性的尊重，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將老之時，從這層意義上講，尊重老人也就是尊重我們自己。

　　總之,一旦我們建立起對自己傳統的自信，剔除了它的弊病，消解對它的怨恨而平心靜氣地面對自己的祖先、自己的傳統，那就可以與悠遠的歷史接上脈，滋養健全的道德、價值和生活方式，學會如何安頓自己的身心，如何與人打交道，如何去開創未來。儒學文化中許多有價值的思想，如誠信、和諧、慎獨、知恥、禮貌、好學、敬業、崇德、修身養性、見利思義、惻隱之心、浩然正氣、自強不息、珍生務義……等等，是前人留下的寶貴的精神遺產，都可以成為我們現代人的精神資源。

　　一旦我們建立起對自己傳統的自信，剔除了它的弊病，消解對它的怨恨而平心靜氣地面對自己的祖先、自己的傳統，那就可以與悠遠的歷史接上脈，滋養健全的道德、價值和生活方式，學會如何安頓自己的身心，如何與人打交道，如何去開創未來。儒學文化中許多有價值的思想，如誠信、和諧、慎獨、知恥、禮貌、好學、敬業、崇德、修身養性、見利思義、惻隱之心、浩然正氣、自強不息、珍生務義……等等，是前人留下的寶貴的精神遺產，都可以成為我們現代人的精神資源。

　　徐洪興 講演者小傳

　　1954年出生。1978年入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1982年獲學士學位，后轉入復旦大學就學，獲思想史專業碩士，中國哲學博士，畢業后留校任教。曾任復旦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美國Fulbri ght學者，哈佛大學訪問教授，臺灣輔仁大學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者。現任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哲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上海哲學學會中國哲學史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哲學史、中國經學史、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曾在《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中國哲學史》等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70余篇，代表作有《唐宋間的孟子升格運動》、《“宋學”的由來及其過程》、《疑古與信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