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起藍色的希望——我國海洋事業改革發展40年綜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大海的渴望再次迸發。依托這片蔚藍，中國人開始走向世界。

　　從第一批沿海開放城市，到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從耕海牧魚、油氣開發，到極地遠洋科考，海洋生態文明建設，中國人關心海洋，認識海洋，經略海洋的意識空前高漲，推動海洋強國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

　　在新一輪機構改革中，海洋被納入全國自然資源統一管理的范疇，海洋事業迎來了嶄新發展的新時代。

　　加強總體規劃 完善法制保障

　　海洋事業的發展需要總體規劃和法制保障。上世紀90年代，我國相繼出臺了《90年代我國海洋政策和工作綱要》《全國海洋開發規劃》《中國海洋21世紀議程》，明確提出了我國在海洋事業發展中遵循的原則。

　　進入新世紀，海洋經濟呈現出旺盛發展的活力。2003年5月，國務院印發《全國海洋經濟發展規劃綱要》。這是我國制定的第一個指導全國海洋經濟發展的綱領性文件。2008年，國務院印發《國家海洋事業發展規劃綱要》。這是我國首次發布海洋領域總體規劃，對促進海洋事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2012年，黨的十八大作出建設海洋強國的戰略部署，海洋作為重要領域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同年，《國家海洋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印發，對海洋事業發展進行了全面深入的部署。國務院批準了《全國海洋功能區劃（2011年~2020年）》，成為合理開發利用海洋資源、有效保護海洋生態環境的法定依據。2015年，國務院印發實施了《全國海洋主體功能區規劃》，標志著我國主體功能區戰略和規劃實現了陸域國土空間和海洋國土空間的全覆蓋。

　　2015年，《國家海洋局海洋生態文明建設實施方案》和《關于全面建立實施海洋生態紅線制度的意見》相繼出臺。截至目前，全國海洋生態紅線已基本完成劃定，全國30%的近岸海域和35%的大陸岸線納入紅線管控范圍，筑牢了生態環境保護的防線。

　　在法制建設方面，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有30多部涉海法律法規條例相繼實施，建立起了基本完善的海洋法律體系。

　　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經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1983年正式實施。199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與毗連區法》歷經8個年頭，終獲通過。1998年，我國又頒布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進一步加強了海洋管理和海洋權益維護。

　　進入21世紀，《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域使用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島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深海海底區域資源勘探開發法》《防治海洋工程項目污染損害海洋環境管理條例》等法律條例陸續出臺，填補了我國海洋法制體系的空白。

　　傳統產業做大做強 新興產業亮點頻現

　　改革開放40年來，海洋經濟顯示出蓬勃發展的態勢。1978年，我國海洋產業總產值只有60多億元，以海洋捕撈、鹽業、交通運輸、造船業為主。1990年，主要海洋產業總產值達438億元，2000年增長到4133億元，2017年全國海洋生產總值約7.7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9.4%。

　　在海洋經濟發展中，呈現出傳統產業做大做強，新興產業快速成長的特征。1978年與2016年比較，海洋水產品產量由359.48萬噸增至3490.15萬噸，增長了近9倍；海洋貨物運輸量由1.05億噸增長到28.1億噸，其中遠洋貨物運輸量由0.3億噸增長到7.9億噸，分別增長27倍和25倍。

　　沿海各地根據自身區位優勢和特點，發展出形式多樣的產業集群。如膠東半島的海水養殖和海產品精深加工產業集群，舟山、福州等地的遠洋漁業產業集群，天津、青島等地的海水淡化及綜合利用產業集群，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的海洋工程裝備制造業集群和涉海金融服務業集群等等。

　　在海洋經濟發展過程中，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第三產業比重逐步增加。2012年~2017年，海洋服務業增加值年均增速達10.1%，海洋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由47.9%上升到56.6%。海洋旅游市場保持旺盛的增長勢頭，2012年~2017年年均增速達12.1%。

　　科技成果百花齊放 科研能力顯著提升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改革開放40年，我國的海洋事業正是伴隨著海洋科技的進步，迅速發展起來的。

　　在過去的40年中，我國已經形成了以海洋環境監測技術、海洋資源勘探開發技術、海洋通用工程技術為主，包含20多個技術領域的海洋高新技術體系，海洋基礎研究覆蓋海洋各個學科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其中“‘向陽紅10’號大型遠洋調查船的制造”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中國海岸帶和海涂資源調查研究報告”等項目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蛟龍號共完成158次安全高效下潛作業，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我國海洋衛星事業從無到有，實力日益增強。從2002年我國第一顆海洋衛星“海洋一號A”飛向太空，到2018年“中法海洋衛星”再入蒼穹，我國海洋衛星已從單一型號發展到多種型譜，已從試驗應用轉向業務服務，正沿著系列化、業務化的方向快速邁進。

　　海洋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方面，關鍵技術取得突破，形成50余項海洋能新技術、新裝備，我國成為亞洲首個、世界第三個實現兆瓦級潮流能并網發電的國家。《中國海洋能近海重點區資源分布圖集》編制完成，為海洋能示范工程選址建設提供資源支撐。

　　海洋調查是海洋科研的基礎。截至目前，我國海洋調查船隊已有包括“雪龍”“大洋一號”在內的成員船46艘，共承擔了40多個部門和單位的近千項海洋調查任務。黨的十八大以來，海洋調查由近海向深遠海拓展，全面實施了“全球變化與海氣相互作用”專項，有力推進了深遠?？茖W研究和海洋環境服務保障，提升了我國在國際海洋合作中的參與度。

　　2016年12月，《全國科技興海規劃（2016年~2020年）》出臺，旨在充分發揮海洋科技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引領支撐作用，增強海洋資源可持續利用能力，促進海洋經濟提質增效、轉型升級。

　　踏上冰雪極地 航遍深海大洋

　　2017年5月23日，第40屆南極條約協商會議在北京開幕，《南極條約》44個締約國和10個國際組織參會。這是中國自1983年加入《南極條約》、1985年成為南極條約協商國以來，首次擔任東道國。

　　會議的前一天，中國政府向國內外發布了《中國的南極事業》報告，這是我國首次發布白皮書性質的南極事業發展報告。報告稱，在南極冰川學觀測與研究領域，我國完成了中山站至昆侖站斷面綜合觀測研究，在昆侖站所在的南極內陸冰穹A區域建立了深冰芯鉆探系統，鉆取深度已達800米，可為反演10萬年乃至百萬年時間尺度氣候變化提供信息。在固體地球科學觀測與研究領域，建立了菲爾德斯半島區域地層序列，開展了格羅夫山區域地質調查與研究，詳細描述了上新世早期以來東南極冰蓋進退演化的歷史過程，豐富了科學界對全球海平面升降變化的認識。

　　中國的南極事業是伴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1984年，中國第一個南極考察站——長城站建成。此后，中國極地人再接再厲，相繼在南極建起了中山站、昆侖站和泰山站，而中國的第5個南極考察站也已于2018年2月完成選址奠基。

　　與南極考察相比，我國北極考察起步較晚，但起點具有國際水平。自1999年開始，中國先后開展了9次北極考察，并建成了我國的北極科學考察站——黃河站，深入開展了一系列綜合調查，為研究北冰洋海洋環境變化及生態、氣候問題，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在北極國際事務中，中國正式加入了國際北極科學委員會，成為該委員會第16個成員國；2005年，被接納為新奧爾松科學管理委員會第8個正式成員；2007年，成為北極理事會特別觀察員國；2013年，成為北極理事會的觀察員國，發布了《中國的北極政策》白皮書，明確提出中國作為“近北極國家”是北極事務的重要利益攸關方。

　　極地和海洋關乎人類的未來，中國人的探索必將為全人類作出積極的貢獻。當五星紅旗插上冰雪覆蓋的極地時，中國大洋考察的航船也已開啟了新的征程。

　　1978年4月22日，“向陽紅05”船在太平洋埃利斯群島以西4784米的深海采集到第一份錳結核樣品。這是我國首次大洋科考的第一個勝仗。從那時起，我國吹響了“進軍三大洋”的號角。

　　進入21世紀，我國組織了首次環球科考。從2005年4月2日至2006年1月22日，“大洋一號”船橫跨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歷時近300天，航程近8萬公里，創下了16個大洋科考之最，實現了深?？碧筋I域零的突破。

　　黨的十八大作出“建設海洋強國”的戰略部署，我國深海大洋事業再上新臺階，蛟龍號是我國首臺載人潛水器，也是我國深?？萍嫉尿湴痢?002年立項到2012年7000米級海試成功，蛟龍號10年間奔赴南海、印度洋、太平洋，潛入海山區、冷泉區、熱液區、洋中脊……，探索著深海奧秘。

　　1991年，我國獲得了15萬平方公里的多金屬結核勘探合同區；2001年，與國際海底管理局簽約獲得東北太平洋的7.5萬平方公里多金屬結核勘探合同區；2011年獲得西南印度洋的1萬多平方公里多金屬硫化物勘探合同區；2014年獲得西北太平洋海山區的3000平方公里富鈷鐵錳結殼勘探合同區；2015年，國際海底管理局理事會又通過決議，核準了我國關于東北太平洋的約7.3萬平方公里多金屬結核資源勘探礦區的申請。經過20多年的努力，我國成為世界上首個擁有3種主要國際海底礦產資源專屬勘探合同區的國家。

　　加強預報減災 打造平安之海

　　我國是海洋災害多發的國家，每年由臺風引起的風暴潮、災害性海浪，以及赤潮、綠潮、海冰等海洋災害都可能帶來嚴重的經濟損失和人員傷亡。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海洋預報減災機制不斷完善，能力不斷提升，力求為沿海人民筑起生命財產安全的“防護堤”。

　　制度建設是提升防災減災能力的重要保障。2005年，《風暴潮、海浪、海嘯和海冰災害應急預案》出臺，并于2009年修訂，沿海各?。▍^、市）也制訂了本地區的海洋災害應急預案及配套制度，實現了海洋災害預警信息發布與地方政府應急工作的有效銜接。2012年，《海洋觀測預報管理條例》實施。隨后，海洋站觀測、儀器設備運行、預警報會商等條例相繼推出，為海洋預報減災工作建立了制度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海洋觀測網規劃（2014年~2020年）》印發，繪制了加強全國海洋觀測網建設的路線圖。2015年發布了《海洋氣象發展規劃（2016年~2025年）》。2016年，又出臺了《海洋觀測預報和防災減災“十三五”規劃》，明確了未來5年預報減災工作的總體目標，提出了“一站多能”的建設方向。2017年，出臺《貫徹落實〈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推進防災減災救災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工作方案》，全面推進海洋防災減災業務發展。

　　經過40年的努力，我國的海洋觀測預報手段由單一的岸基（島嶼）站觀測，發展到利用浮標離岸觀測，利用船舶走航式觀測，利用衛星觀測等，構成了由岸基、海基、空基、天基、船基構成的立體觀測網。

　　早在2005年，在《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的總體框架下，各級相關部門建立了應急聯動響應機制，全面啟動了海洋災害風險評估和區劃，修訂并實施《警戒潮位核定規范》，為構建海洋災害風險管理體系創造了有利條件。從2013年開始，又進一步完善了海洋災情報告制度。每年發布《中國海洋災害公報》和《中國海平面公報》，為有效減輕沿海各地災害損失，應對海平面上升提供了基礎數據和決策依據。

　　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我國陸續建成了16個海洋中心站、120多個海洋觀測站點。改革開放40年來，各級海洋站的功能不斷拓展，在海洋生態文明建設、海洋防災減災、海島保護利用、海上應急監測等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

　　廣開合作之門 服務海上絲路

　　海洋是中國走向世界的通途，打造和平之海、合作之海是中國人追求的目標。改革開放伊始，中國的海洋國際合作就已起步。

　　1978年，中美簽署海洋和漁業科技合作議定書，雙方開展了長江口及東海陸架沉積作用過程聯合研究、中美熱帶西太平洋海氣相互作用合作研究、中美熱帶西太平洋海氣耦合響應合作試驗等一系列大型綜合調查研究項目。1979年，我國參加了世界氣象組織開展的首次全球大氣試驗，1980年，中美科學家聯合開展了長江口及其毗鄰海域沉積動力學聯合調查研究，1986年~1992年，中日聯合開展黑潮調查研究，在黑潮對東海陸架環流的影響等方面取得豐碩成果。

　　我國與德國、西班牙、加拿大、印度、英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朝鮮、韓國等相繼簽署了政府間或部門間海洋合作協議，并加入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洋學委員會、國際海底管理局、大陸架界限委員會、國際海洋法法庭等涉海國際組織。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的海洋國際合作進一步深化，共簽訂23份政府間海洋合作文件，建立了8個海內外合作平臺，承建了13個國際組織在華中心，在海洋綜合管理、海洋經濟、海洋科研、海洋環保、防災減災等領域的合作取得新進展。

　　2013年，中國發出“一帶一路”的倡議，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成為擴大海洋國際合作新的契機。通過與印度尼西亞、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開展雙邊海洋領域合作，產生了一批富有成效的合作成果。在非洲及小島嶼國家，我國與尼日利亞、莫桑比克、牙買加、瓦努阿圖等國開展了大陸架調查、聯合海洋環境監測站建設等海洋合作項目。2017年9月，中國—小島嶼國家海洋部長圓桌會議在福建平潭召開，來自12個島嶼國家的代表圍繞“藍色經濟·生態海島”主題密切交流、積極尋求合作。會議通過的《平潭宣言》凝聚了各方共識，中方提出的共建藍色伙伴關系倡議得到與會各方普遍認同。

　　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在全球海洋治理、海洋保護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廣泛、深入的海洋合作與交流，必將成為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

責任編輯：萬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