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母娘加速城鎮化？

　　王雷生

　　丈母娘們正成為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的一大推動力。

　　劉藝站在街西頭，掰著手指頭仔細數著，“這條街上二三十家，除了三家，都在城里面買房了。村子里差不多就只剩下了老人。”

　　劉藝也在城里買了房，準確地說是給兒子在城里買了房。兒子還在縣城讀高中，但劉藝已經開始在為他謀劃結婚的事，買房是這個計劃最重要也是不可或缺的一步。村子里相親結婚的門檻早就升級成了必須要在城里有套房。

　　驟然響起的鞭炮聲打斷了她的話，火藥燃燒的煙霧還未散去，一群小男孩就仔細扒拉著鞭炮的碎屑。坑坑洼洼的路邊停著幾輛汽車，過路的車小心翼翼貼著通過，不寬的村子主路甚至一度因為車子太多而交通堵塞。

　　這座村子處在河北、河南、山東三省交界的河北一側，隸屬于一個國家級貧困縣。它在一望無垠的華北平原深處，距離周邊的城市開車都要一個半小時以上。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村子周邊十幾里幾乎是一個人一生的范圍。

　　寒暄問候此起彼伏，男人們互相遞著煙，聊著過去一年在外的收成。春節是整個村莊一年里最熱鬧、也幾乎是人氣旺盛的唯一時刻，在外打工一年的年輕人們回到家鄉，整個村子再度充滿活力。春節一過他們又如同遠去的河流一樣迅速涌入北上廣等各大城市，村子再度變得空蕩。

　　有專家學者用“農村空心化”來描述這一現象，它的含義是，隨著農民們越來越多的外出打工或遷入城鎮，許多村莊已經逐漸成為留守老人們看管的空殼。

　　變化實際上在二三十年來一直發生，不過與十多年前兒童與老人一起留守不同的是，孩子們也離開了這里，許多返鄉置業的年輕人把房子買在了附近的縣城與城市。村莊變成了曾經的故鄉。

　　“現在幾乎各個村都是這樣的情況。”劉藝也不知道準確的數據，不過據她透露，自己村子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的家庭在縣城或者其他城市買了房。

　　2018年3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在過去五年（2013年~2017年），全國城鎮化率從52.6%提高到58.5%，8000多萬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

　　有趣的是，在這些進城農民背后，結婚購房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推動力，在城里買房成為很多農村地區相親乃至結婚的必要條件。

　　丈母娘們，正在無意間推動著中國城鎮化向前發展。

　　丈母娘與孩子的城鎮化

　　劉藝隔壁村的林偉快到了該結婚的年齡，他的父母越來越著急。

　　兩三年前父母就張羅著給他相親，如今村子里要的彩禮越來越高，各種彩禮相關的支出已經漲到十幾萬。

　　然而這十幾萬也并不是想送就能送得出去，還有一個硬性的門檻叫“一動兩不動”，一動指的是要有一輛汽車，兩不動是說要在村里蓋套房，同時在城里買套房。如果沒有這幾樣，媒人連家門都不愿意進。

　　仔細算下來，縣城里一套5000元一平米的房子，一套就要五六十萬，再加上買輛十萬塊的汽車，以及酒席、家具家電等等支出，結婚的代價可能高達七八十萬。

　　飚升的彩禮背后，是這些村子里嚴重的男女失衡。生男孩傳香火的觀念從未從這片土地離開，家里如果沒有男孩，在村子里會成為被嘲笑的對象。而過去三十多年嚴格的計劃生育讓這樣的失衡更為突出，有的家里第一個生了女孩之后，會繼續再生，直到有一個男孩為止。而有的會直接選擇流掉女孩，是男孩再生下來。

　　這樣的不平衡在近十年來的后果是，結婚難越發凸顯，農村里單身漢越來越多，適齡的女孩從來不乏追求者。以前在村里備受冷落的離婚女性，現在抱著孩子回到家幾天，提親的人就絡繹不絕。完全掌握了主動權的丈母娘要求的條件也水漲船高。

　　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2017年初在接受人民日報海外版采訪時表示，“保守估計，中國未來30年將有大約3000萬男人娶不到媳婦。”

　　林偉所在縣城的房價在過去幾年翻了一倍還多，吉屋網數據顯示，從2016年3月，這里的房價還在2800元左右，到了2019年2月，房價已經漲至約5000元。由于新樓盤大都是100平米以上的戶型，一套下來就得五六十萬。

　　這讓林偉的父母感覺到了壓力，咬咬牙找親戚朋友借錢湊夠了首付之后，他們也給林偉買下了房子。

　　150公里外的河南省安陽市，“一動兩不動”也是郊區村子相親的標配。一位樓盤的銷售表示，過去幾年，進城買房的農村年輕人在所有客戶中占了相當大一部分比例。他們有時很好辨認，往往是父母帶著一個很年輕的男孩來看房，有意向了男孩又會再帶著一個女孩和她的父母來看，這種情況下十有八九是丈母娘要求在城里買房。

　　如果說丈母娘推著林偉們進了城，孩子的教育則是另一大吸引力。

　　20年前，幾乎每個村子有一個小學，如今林偉所在村子的小學早就取消，剩下的私立小學一年學費1萬多塊，讓很多人都覺得難以承受。搬到城里，讓孩子讀一個好學校成為合情合理的選擇。

　　就這樣，在結婚壓力與更好的教育等條件誘惑下，年輕人們紛紛離開農村來到城里，城鎮化的速度開始大大加快。

　　有趣的是，因為縣城里新開發的樓盤較為集中，進城的村民們大多距離不遠，有時就是前后樓，或者是附近小區。聚在一起時他們也經常愿意聊聊二大爺家在前面樓四層，往前走200米拐彎的小區住著原來的老鄰居，再附近是兩個姨家，他們住在同一棟的二層和四層。來回串門的親戚和鄰居，讓人覺得村子像是整體被挪到了這里。

　　而在鄉下，日漸空心的農村也在迎接著不同的命運。2016年1月，河北省委省政府印發《關于加快推進美麗鄉村建設的意見》，全省4.7萬個村莊被劃分成了保留村、中心村與撤并村三類。符合五個標準的村莊將會被撤并，其中一條就是“對空心率超過50%、剩余戶少于100戶的空心村，實施搬遷整治”。

　　根據這一規劃，整個河北省到2020年將有13387個村莊被撤并。

　　統計數據顯示，全國的村民委員會數目2005年至2009年間分別為62.9萬、62.4萬、61.3萬、60.4萬、60萬，平均全國每年減少7000多個村民委員會。

　　進城之后

　　盡管搬到了城里，年輕人們的工作生活方式卻沒有太大改變，他們依然打拼在北上廣深等等大城市，只是出發的地點從村子到了縣城，女人和孩子留守的地方也從農村變成了縣城。

　　畢竟這些城市與縣城的收入差距巨大。在這個小縣城，更多的是2000塊錢月薪的工作，好一點也只是3000元，而在400公里外的北京送快遞，一個月可能就有1萬多塊錢的收入。

　　林偉的同齡人們基本都在大城市里打工，往往一個村子里由于某個人在一個領域的成功，帶動起大半個村子的年輕人投身一個行業。比如隔壁村的人大多一起在北京送快遞，再隔壁則有很多人一起在南方賣水果，做裝修、跑運輸、當建筑工人等等，各有自己的門路。

　　村子里除了老人和小孩之外，還有少數中年人選擇留守，他們有的在村子里搞起了養殖，也有從外出打工的人手里承包土地耕種，每畝地一年的租金是600元，也有更少數的年輕人選擇在稍微熱鬧的市集路邊開起門市。

　　農業機械的大量使用使得耕種的難度極大降低，麥收時節也有人從城市里回到鄉村，匆匆收獲與播種之后再度回到城市。土地與他們之間的關系，已經不像他們的父輩那樣緊密。

　　不過雖然生活在城里，林偉的戶口卻留在了鄉下，前幾年撤并村重建的消息不斷，他覺得把戶口放在農村是更保險、利益可能也更大的選擇。

　　不管有意與無意，主動與被動，林偉都成為了城鎮化中一個特殊群體的所在，在城里常住，戶口卻又在農村。統計部門在統計城鎮化率時，會以常住在城鎮的人口為基準，稱之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而公安部門對外發布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數據，則以戶籍為基準。

　　這也成為最為重要的兩個城鎮化率數字，但有數據顯示，在1990年時，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比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高4.4%，到2014年時差距擴大到18%，但此后這兩者差距開始縮小，2017年底時差距縮減至16%。

　　根據國務院辦公廳2016年發布的通知，提出推動1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到2020年，全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高到45%，各地區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差距比2013年縮小2個百分點以上。

　　林偉并不在意這些數字，他也不擔心沒有工作機會，諸如快遞員這樣出力賺錢的工作自己都能做得來。他從高中畢業后就開始打工，覺得自己可能再也不會回到農村去生活，也不會再把種地當做安身立命的根本。

　　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全國有超過2100萬農民工失業返鄉，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賀雪峰在其著作《鄉村治理與農業發展》中寫道，“按農民的說法，失去打工機會，回到農村，不過是飯桌上添一雙筷子的事。失業農民工可以返回農村，就使中國具有極強的應對危機能力。”

　　在賀雪峰看來，如果農民不再擁有土地，一旦進城失敗將可能在城市形成大規模的貧民窟，而這些貧民窟“一定會放大每次金融、經濟、社會危機帶來的沖擊，令中國社會保持穩定的難度加大”。

　　而如今，盡管名義上還擁有土地，但進城生活的年輕人早已失去對土地的熱情，在城里安家后，回農村躲避經濟危機早已不是他們的第一選擇。當危機真的再度到來時，又該如何應對呢？

　　一個值得期待的趨勢是，以三四五線城市與縣城為核心的“下沉市場”正在受到越來越多創業者和機構的關注。全國約2900個縣、4.2萬個鄉鎮以及66萬個村（包括街道辦事處），所蘊含的數十萬億規模的市場潛力，被認為是待采的金礦。

　　不過未來，這座縣城會隨著遷進來的年輕人們一起走向繁華，還是如同曾經的村莊一樣被年輕人的下一代拋棄，將是另一個待解的謎題。

　　（劉藝、林偉為化名）

責任編輯：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