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軍“遺產”成難題:44個月上馬數百億元項目
圖為《財經》雜志2013年第8期封面
王立軍“遺產”
改革開放以來，將自己的權力濫用到極致的省級公安機關負責人，名叫王立軍。
任職重慶市公安局局長期間，王立軍大舉擴張警力，上馬多個過億元的項目，大規模“打黑”，轟轟烈烈，卻有失正當；探究其資金來源，既包括財政預算，也包括社會捐贈，乃至區縣“上供”，甚至來自“打黑”中截留的財物。
人、事、財三項，王立軍一人之下，大權獨攬。他不僅在人事任免上唯我獨尊，而且將吸金能力視為其權力來源之一，在經濟事務上干涉社會至深，在人身權與財產權上雙重施害。如果說，基于省級公安機關負責人的行政權力而產生的“合法傷害權”尚在其自由裁量范圍內，那么逾越其行政權力而更深介入社會經濟事務的行為，濫用其在一把手機制下的“自許權力”，則是畸形權力結構結出的“惡之果”。
重慶在薄王當政之時，公安權力鋒芒畢露，居間的政法委低調不顯。集中于“一把手”的權力由于自上而非自下，且缺少監督制衡，必然唯上迫下脫韁失控，無序擴張并蠶食盡可能多的資源，客觀上卻綁架政府信用為其背書，踐踏法制，呈現濃重的人治色彩。其傾覆的直接肇因，亦不脫此特征。
審判過后，王立軍已囚秦城，然其背影浸染山城。如何直面這一“遺產”，化解王立軍及其背后的權力結構痼疾，值得我們長久反思。
——編者
2013年2月3日，重慶北碚區蔡家組團項目。時近春節，項目暫停施工，工人們多已回家，工地冷冷清清。這是《財經》記者兩年來第二次來此，如今規劃中的幾棟大樓已然矗立，將近完工。
這處占地150畝、總建筑面積6萬平米的龐大項目，全稱為“重慶市公安局刑事技術中心暨光華醫院工程”。這里曾是王立軍最為重視的項目，因久建不成而被責為“伊拉克戰場上的爛尾樓”。
如今大廈將成，王立軍卻身陷囹圄。2012年9月24日，這位重慶市原副市長、公安局原局長因徇私枉法、叛逃、濫用職權、受賄案四宗罪并罰，獲刑15年。
目前，重慶市公安系統仍在為“去王”而努力。他在公安局門口的題字已被悄悄鏟去；曾經遍布重慶市區街頭的交巡警平臺，許多也已撤去，為流動的交巡警車輛所取代；曾經被交巡警取代的基層派出所，處在恢復之中；在其治下受處分的逾千名民警干部，開始了大規模的“平反”。
然而，抹去王立軍的題字容易，要完全抹去其對重慶警界的改造與流毒，是一個遠未完成的任務。
從2008年6月到2012年2月共計44個月里，王立軍大手筆改造了重慶警界的軟件和硬件。其中，如同刑事技術中心暨光華醫院工程這樣的項目將近30個，總投資價值數百億元。如何在“去王”的同時繼承其“遺產”，使之不至于釀成嚴重問題，仍然是重慶市公安系統乃至市級政府不得不面對和解決的難題。
治警工程
王立軍在發動交巡警平臺改革、校警改革的同時，把觸手伸向大量發表網絡言論的普通市民，將之投入監獄或者勞教。他以此重塑警民關系，創造了最快的出警速度，但也在創造所謂群眾安全指數超過95%的同時，令重慶網民上網時“道路以目”。
他還改造了警察內部關系：在機構改革中，重慶市公安局所有處室、分局、支隊以及派出所從副科到正處級的干部都被“就地免職，重新競聘上崗”。他將市公安局機構數從30個減為20個，機關人數從6000名壓縮到3900名。
2011年2月，王立軍一次性撤并193個派出所，將1000多名民警調至交巡警平臺。現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何挺曾估算：一個交巡警平臺固定裝備花費30多萬元，每年運行費用約80萬元，重慶有500個平臺，僅此一項一年共需花費4億元。
通過濫用“專人負責、一插到底”的專案組模式，王立軍打破原有的市局-分局-派出所的三級行政隸屬模式。據《財經》記者了解，共有超過1萬人進入過各種專案組，這一數字將近重慶全部警力的三分之一。
順應其時重慶市GDP高速增長的趨勢，加之承擔的“平安重慶”“打黑除惡”的政治任務，王立軍對警局人事、機構和待遇改造堪稱“大手筆”：
首先是人數大幅增加。王立軍甫到重慶即宣稱，重慶公安占人口比例僅為0.9‰，列全國倒數，要擴大規模。僅僅在2010年，重慶即新增警察10800名。當他離任時，重慶市公安人數超過4萬人，將近其赴渝時的2倍。這還不算數量龐大的“合同警察”即協警。
同時，重慶公安的高級崗位也在增加。在機構改革中，正副廳級巡視員增加8個－10個，正、副處級調研員增加150個，正處級的機構雖然減少了，但副廳級機構增加了4個。
公安待遇方面有了明顯提高。2010年3月，王立軍在一次會議上宣布，廳級、處級干部的工資增長幅度達到32%，一線民警工資提高670元。
對于“從優待警”，他有系列規劃。2010年5月4日，他在重慶市警察協會說，要把從優待警做成系列工程，從機構改革到英烈基金是第一期，提升個人人身安全和政治生命，叫“生命工程”；第二期工程是加強后勤保障的福利待遇，體現在市局的豪華食堂、文化沙龍、公安醫院(即后來的光華醫院)；第三期工程主要是啟動修建一所32層的培訓中心。
在“從嚴治警”、“從優待警”的同時，他更重視“科技強警”。為此，他先后主導了金盾二期工程、“平安重慶”信息化工程項目、警務情報信息中心項目、刑事技術中心項目、萬州(庫區)處突分中心、反恐和武警基地、警方云計算信息安全服務中心等近30個項目(參見表一)。
這些項目，投資數億元甚至數百億元。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工期也在延長，其中多數至今仍未完工。
錢從何來
這些巨大的投資來自何處？
第一來源是財政。2010年7月12日，王立軍在內部會議上說：“這兩年多財政對公安的投入近200億元，這還不算區縣的配套投資，不算校警30億元的投資。從去年到今年，公安的經費占了重慶市總體財政的7%，高于任何省市。”2011年9月，他又說，這一比例已經擴大到13%。
仔細研究重慶市2009年－2012年間的市級財政預算，這四年的公共安全支出(以公安為主，還包括司法、法院等機關)分別為25.3億元、26.8億元、32.1億元和38.9億元，僅占市級預算的6%左右。不過，從歷年重慶市財政預算說明即可見重慶公安系統占據的特殊位置，整個公安系統獲得的財政撥款，遠超于此。
比如2009年，重慶財政安排資金53.4億元維護安全穩定，主要用于增強政法部門處突安保、反恐應急、搶險救援和案件審理能力。
2010年，重慶市投入30.2億元，健全人民調解、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體系，支持“打黑除惡”、反恐應急和化解信訪突出問題。
2011年，重慶又安排127億元保障公共服務管理，其中包括鞏固基層政法機關經費保障機制，增強裝備及辦案能力；支持新建200個交巡警平臺和高層建筑消防設施建設；保障反恐和應急救援裝備投入等。
2012年，重慶安排142億元加強社會服務管理，包括支持政法機關裝備、信息化建設，增強社會應急管理能力，此外還包括加大刑事案件偵破和反恐、維穩、處突等經費投入。
2012年的預算還專門籌集7.9億元，拓展交巡警平臺，完善校園安保長效機制，加快陽光政法系統和應急聯動防控體系數字化工程建設。這幾項，分別對應王立軍主導的交巡警改革、校警改革、陽光警務系統和平安重慶數字化工程。
不僅如此，財政之外，重慶市公安局還有從區縣要來的資金和“免費午餐”。
比如，2010年7月16日，王立軍在第一次行政辦公警示會上說，“好多事我們不花錢，還是從各個區要來的錢。”這些要來的錢，主要用于食堂、英烈基金和“打黑”所需資金。2010年7月20日，他又說，“我們新啟用印刷廠那塊地蓋培訓中心，這個地和房都是‘零投入’拿到的。”
社會捐贈也是其資金來源的一部分。例如，警察英烈基金成立不久，就收到“捐贈”1億多元，主要來自企業界。除了重慶本土企業，還有外地機構和企業，如中國光華科技基金會聯合北京天地陽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向重慶市公安局捐獻警用設備物資，包括警車、信息設備等。
其中還有“半脅迫式”的募捐。2009年3月18日，在重慶市警察協會特邀研究員聯絡員會議上的即席講話中，王立軍說：“前兩天，銀行行長、移動公司老總、保險公司老總來警局，我說不要總拿公安機關當雷鋒，都必須為警察英烈基金作出一點貢獻。”他原計劃買警用直升機，但轉念一想，“今后誰要建設航空旅游基地，我們就借他的飛機，就可以省錢。”
除此之外，王立軍還設想使用上市作為融資手段。據《南都周刊》報道，2011年9月，王立軍在會見《求是》雜志編委時提及，等到保安公司上市后，要拿出15億元成立“警察人民公社”。
“自許權力”
公安局長這一行政職務的權力，被王立軍發揮到極致。他不僅在人事任免上唯我獨尊，而且將吸金能力視為其權力來源之一，在社會經濟事務上也干涉至深。
2010年，重慶最大的信息技術企業中的兩家——重慶易聯數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重慶南華中天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的企業負責人，均因涉嫌串通招投標等罪名被捕。這兩家企業都參與了重慶市公安局的金盾工程等項目。
王立軍在一次會議上透露易聯一案起因時說：“這次易聯公司的塌方式犯罪，我早有預見。他們的通訊器材、設備維護、招標投標、員工都有問題。一年時間過去了，他們還這么做，那就對不起，從負責人到會計到相關工作人員，都采取措施。”
如果說，基于省級公安機關負責人的執法權力而產生的“合法傷害權”，還在其自由裁量范圍內，那么其逾越行政權力而深度介入經濟事務，則突破了權力的基本底線。
當他以重慶市公安局作為股東組建重慶市保安集團，并以后者為主要平臺來整編全市保安力量時，王立軍既違反了1998年中共中央關于軍隊、武警部隊和政法機關一律不再從事經商活動的決定，也違反了2009年的《保安服務管理條例》。面對質疑時，他的回答是“當權不讓”，對不配合的要“立即處理”。
這種“當權不讓”，實際上已經超越了一介公安局長的法定權力范疇，而是在“一把手”機制下的“自許權力”。不唯如此，這一“自許權力”和“法定權力”聯手，使其在經濟事務上為所欲為，從而摧毀了市場對權力邊界的原有期許：凱撒的歸凱撒，市場的歸市場。
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是，轟轟烈烈的“打黑”運動中，公安局和專案組不僅從中漁利，還主導了涉案企業的資產和命運。在王氏“打黑”和強勢國資的雙重挾制下，過去五年，作為市場基石的重慶本地民營企業可謂經歷了“冰河時期”。如今薄王已去，撥亂反正，盡管重慶一再強調對民營企業的重視，但對于當地民營企業來說，重建信心之路，仍需時日。（來源：《財經》雜志）
【作者：《財經》記者 徐潛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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