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莆田系”詐騙案再度牽出違規“科室外包”，甚至打著“合作”的外衣規避檢查。市場競爭中，這些醫療機構終會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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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財經  信娜 辛穎 王子瑞

　　在五一假期中，6000家“莆田系”醫院不能得閑，因一場詐騙案，這些醫院開始自查自糾。

　　4月12日，深圳龍崗分局“掃樓”檢查中發現一處“網絡醫托”窩點，繼而牽出一宗跨省醫療詐騙案。

　　該案中，百度搜索又一次扮了重要角色。患者在百度搜索中輸入疾病關鍵詞，“山寨”三甲醫院出現在頁面中靠前的位置。患者點擊這些“醫院”網站，根據上面的咨詢電話打過去，為患者答疑的不是專業醫生，而是深圳市山水醫療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山水公司”）的員工。但在咨詢電話里，這些員工已變成名醫專家，并熱情推薦“合作”的醫院。

　　這次作案者盯上的是精神科。山水公司辦公室中的接線專員同時扮演三家醫院的醫生，分別來自昆明安定精神病醫院及長沙、廣州兩家醫院外包出去的精神科，而這四家機構的負責人同是來自福建莆田。

　　這樣無所顧忌的詐騙，使本已名聲斑駁的“莆田系”再次受到來自各方的質疑。4月27日，莆田健康產業總會緊急發布聲明稱，三個月內成立行業自律機構，全面自查自糾。

　　莆田健康產業總會法律顧問張新年告訴《財經》記者，目前協會內已確定訓誡、通報批評、公開譴責、取消會員資格等處分種類，將會很快建立懲戒機制，接下來會開始抓反面典型。

　　根據深圳警方通報，目前已控制長沙醫院外包精神病科室負責人吳某、山水公司負責人蘇某及24名“導診”咨詢員，部分責任人在逃。

　　一條科室外包黑鏈

　　循著這起案件，一條圍繞搜索競價、網絡醫托和醫院灰色科室的鏈條清晰可見。

　　卷入此次詐騙案的醫療機構中，有兩家是不顧禁令，而將科室外包。上一次科室外包引發公眾熱議還是在2016年，21歲大學生魏則西在北京武警二院生物診療中心接受癌癥治療，然而無果，最終死亡。魏則西就醫的武警二院生物醫療中心，其幕后投資者就是莆田系企業。

　　將醫院內科室外包或承包，一直是醫療機構的“禁區”。簡單來說，這些科室頂著醫院的名頭行醫卻完全獨立。

　　業內人士通常將民營資本在公立醫院內部的合作辦醫稱為“科室承包”。《財經》記者獲得多份合同文本模板和可行性論證報告顯示，外來資本與公立醫院的合作往往采取所謂“共建”形式，共建科室常常掛出“XX中心”的牌子。

　　對于科室外包的合作模式，北京中聞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梁曉月告訴《財經》記者，雙方會簽訂合同或協議。醫院也會收取一定承包金，或者再與承包人按照一定的比例進行收益分成。

　　此次案件的詐騙團伙中，主要嫌疑人蘇某成立“山水公司”后，通過尋找由老鄉在廣州、長沙開辦的民營醫院，以每月支付10萬元，自付盈虧的方式，承包其精神病類科室。

　　為了躲避檢查，蘇某承包的醫院的精神病科室表面上還是接受醫院統一管理，醫療費用醫院統一收費，醫生在醫院備案，護士由醫院統一聘請并安排到科室上班。而醫院每月與“山水公司”結算時，先扣除科室外包費10萬元，醫生賬上工資等，把剩下的錢轉賬到“山水公司”賬上，再由“山水公司”向精神病科室人員發放額外工資。

　　醫院賬目上，精神病科室的醫生每月只有5000元的工資，而“山水公司”每月額外向醫生支付4萬至5萬元。

　　在這個黑鏈中，醫院的牟利手段也不單一，除了外包費，若醫生給患者開具的藥物是醫院自己采購的，醫院會提高 15%的藥物價格來銷售，事后按藥物售價的10%提成給“山水公司”。若是“山水公司”自己采購的藥物，會100%發還“山水公司”；若醫生給患者檢查或者治療的儀器是醫院的，醫院會按照檢查費用的30%返還給“山水公司”，若儀器是“山水公司”自己購買的，檢查費用會100%發還。

　　科室外包從未解禁，“這是不能跨越的紅線”，蔡江南說。早在2004年，原衛生部就曾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醫療機構嚴禁出租承包科室。2015年6月，國務院發文鼓勵社會辦醫，“科室承包”仍被明令禁止。

　　屢禁不止，也是因為一些地方公立醫院經營管理不善，因而傾向于采用“科室承包”的方式，尤其是部分弱勢科室。而蒲田系借由公立醫院的品牌，“做好一年有幾百萬的利潤”。一位民營醫院從業者曾對《財經》記者透露，科室承包是莆田系原始積累的初級階段。

　　“只能是為了錢，利益是合作的基礎，要不為什么外包？公立醫院可以尋租，民營醫院直接斂財逃稅。” 中國醫院協會民營醫院管理分會常務副會長趙淳向《財經》記者直言，民營醫院作為醫療服務機構沒有任何特殊性，必須要嚴禁科室外包。

　　操刀者互利，患者為魚肉？

　　循著線索，當民警進入昆明安定精神病院，找到了10余份由當地衛生部門轉來，都是以收費過高和療效同宣傳不符而被患者投訴。

　　“患者到公立醫院就醫時，可能對科室是否外包完全不知情”，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衛生管理與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對《財經》記者稱。

　　由于外包科室大多隱身于醫院中，或在獨立大樓內，沒有明確的標識道明與醫院的關系，令人無從分辨。尤其是此案中，昆明安定精神病醫院與山水公司是“協作”關系，更為隱蔽。

　　一旦發生醫療糾紛，承包醫院其實難免其責。梁曉月對《財經》記者分析，除了從醫院和承包主體的協議上認定外，如果說科室的實際控制權不屬于醫院，科室經費不由醫院統一結算，科室醫護人員不由醫院管理，往往會被認定為科室外包。“一旦發生醫療糾紛，責任主體為醫療機構”。

　　公立醫院“科室外包”的重地多是體檢中心、整形美容、皮膚科、泌尿科、口腔科、婦科等科室，因其利潤較高，也容易吸引患者就醫。此次作案者盯上的是精神科。

　　作案時，犯罪團伙經過“網絡醫托”窩點虛假宣傳策劃騙取病患的信任。在警方到來時，還能看到山水公司的工作人員電腦上閃動著“我是胡主任醫生，你的病情較嚴重，必須馬上到醫院治療”“我們醫院是治療你這種病的權威醫院，有名醫和專家接診。”

　　如果病患有就診意向，這些工作人員就預約就診時間推送給醫院科室；如病患在約定時間沒有來，醫院科室會主動聯系，“熱心”跟蹤未就診原因。

　　4月12日，在深圳龍崗區南灣街道平吉大道平朗路9號萬國城，當龍崗警方進入B座13樓的山水公司時，墻上張貼的“山水杜拉拉升職記 我們大干100天、每天奮斗 成功更近一步”等傳銷味足的標語。

　　一位就診過的17歲患者對龍崗警方稱，通過網上搜索咨詢，遇到一名自稱長沙某醫院精神病科室的胡醫生助理，承諾3天有效果。開始就是800元一小時的心理疏導，然后三天兩頭的各種儀器治療，前后花了2.3萬元。

　　將科室出租外包，意味著患者服務和醫療質量得不到有效監管，質量難以保障。蔡江南提到，醫療市場有嚴格的準入標準。一些民營醫院并沒達到相應的醫療水平，會對病人產生危害。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該案中，經審，嫌疑人蘇某某、吳某某等對其涉醫詐騙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初步核查詐騙涉案金額逾千萬元。

　　民營醫院升級尷尬

　　公立醫院與社會資本“聯姻”并非都違規。政策的界線是，不在公立醫院內設立“非獨立法人”形式存在的營利性實體。

　　實際上，政府是鼓勵探索公立醫院與社會辦醫療機構業務合作模式的。原國家衛計委直屬衛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李衛平曾撰文稱，公立醫院公私合作至少有11類。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北京朝陽醫院與河北燕達醫院于2014年開始合作共建，朝陽醫院執行院長陳勇曾公開表示，雙方能夠優勢互補，朝陽醫院能夠為河北燕達提供管理和醫療技術人才，河北燕達能夠提供更優質的硬件和更大的醫療空間。

　　有些醫院將科室外包出去確實是由于能力有限。陜西省山陽縣衛健局副局長徐毓才向《財經》記者分析，申請設立醫療機構需配備一些基礎科室，有些科室醫院并不擅長，可能會承包出去。如建立一家二級綜合醫院，至少需要配置8個臨床科室。而對于承包方來說，自行設立醫療機構的成本太高，也會選擇與醫院合作。

　　蔡江南認為，像一些社會資本進入基層診療，在技術條件已經成熟的情況下，既能提高基層診療能力，也能給老百姓帶來方便。

　　問題是，無論合作形式怎樣，相同的弊端卻在不斷上演，尤其是危機患者健康的偶發性事件一次次擊碎公眾的信任，也使民營醫療機構的行業升級之路越發不容易。

　　“我們在調研時發現，歐洲的醫療機構幾乎是沒有外包情況的，他們也曾經歷過今天中國民營醫院所面臨的尷尬處境，惡意競爭、缺少底線、數量多而規模小，最終真正的行業升級與凈化就是通過市場的選擇，那些能夠提供優質醫療服務的的機構會在充分競爭中留下來并壯大。”趙淳說。

　　北京已在做公立醫院特許經營的嘗試，即政府舉辦的公立醫院可在一定條件下，將公立醫院品牌、商標、專利等無形資產，以及技術、服務、管理等通過特許經營協議的形式提供給社會資本舉辦的醫療機構使用。這算是名正言順地為民資開了一條口子，早在2016年，北京700余家醫院中，約有63%為民資。

　　這是一個創新之舉，無先例可循，其實是市場助推使然，也頗有爭議。然而，對于在2015年，非公立醫療機構數量就超過公立醫院的中國市場而言，必將經過痛苦的蛻變。

責任編輯：鮑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