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金融去杠桿正轉入穩杠桿,我們判斷,未來貨幣金融會結構性放松,加強逆周期調節,在加大基礎貨幣投放的同時,結構性放松金融監管以加大信用派生能力支持實體經濟。
產權改革是更深層次的開放與改革,也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內在要求。當前改革已進入深水區,進一步推動產權改革是推動我國邁向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擴大居民消費應當從增加居民收入和提高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兩方面入手,需要減稅并優化稅制、加快農村土地流轉和對低收入的轉移支付、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推進城鎮化、改善財政支出結構完善社保體系、開放服務業市場、提高中高端產品質量。
未來貨幣政策主要是從融資工具、監管考核、政策搭配之間緩解民企融資難題。其中,融資工具主要針對的是創新型民企債權和股權融資工具;監管考核主要針對的是MPA考核;政策搭配主要針對的是企業稅費、政商關系、競爭環境等方面。
站在細分領域的角度,集成電路、軟件和IT服務、通信分別承擔著信息的計算、加工處理和傳輸功能,這三類技術也成為各企業和各國競爭發展的重要高地。
我國個稅有哪些基本特征?此次修訂怎樣影響居民收入?還存在哪些問題?未來如何進一步改革?
美股連續大跌,可能是特朗普景氣終結的前兆,預示美國經濟可能已經見頂,這對全球經濟形勢、宏觀政策、資本市場、中美貿易摩擦等都將產生深遠影響。十年一個輪回,我們都還記得1987、1998、2008發生了什么,周期即輪回,市場有自身的運行規律,人性像山岳一樣古老亙古不變。
近期貨幣政策結構性寬松和金融監管逐步從去杠桿轉向穩杠桿,但融資形勢仍緊,從貨幣增量來看主要在于貨幣供給需求兩端受限,短貸增長較快,寬貨幣需要寬信用配合。
德國在1966年增速換擋前后曾面臨需求側刺激和供給側改革的試錯及抉擇,1982-1989年科爾政府轉向供給側改革,奠定了長期競爭力之基。
供給側改革后,英國經濟基本面全面向好,加之減稅使居民收入增長,使得他們有富余的資金投入股市,投資者風險偏好提升,英國金融市場開始走向繁榮
經過里根時期供給側改革、沃爾克控制通脹等努力,美國在90年代以后“新經濟”崛起,蘇聯解體,日本落入失去的二十年,美國重新領導世界。美國在80年代前后面臨的挑戰與應對具有重大啟示和借鑒意義。
中國的進步及中美的差距只是表面現象和結果,本質是科技、教育和人才的競爭,背后深層次的原因是制度與改革。
當前中國經濟已從高速增長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從依賴要素轉向依靠科技創新與人力資本建設;資源環境對經濟發展的約束增強,“污染防治”提高到三大攻堅戰的位置,經濟不再片面追求GDP規模,注重環境保護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018年已降準4次,此前3次對應的貨幣乘數提升均呈現邊際減弱,顯示穩經濟目標非降準單一政策所能簡單實現,未來在降準之外需要關注更多其他政策。
金融周期頂部的劇烈調整通常伴隨著嚴重的金融危機,2008年殷鑒不遠。十年一周期,站在金融周期頂部的中國如何才能實現有序調整,安全撤離頂部?
出于對大城市病的擔憂,中國政策長期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但從歷史看,北京、上海等政府制定或預測的人口控制目標不斷被突破。北京上海為何要控制人口規模?是否合理?從長期看,人口控得住么?
地方政府不公布常住人口存在兩種可能:一是地方政府認為基于1‰抽樣樣本估計的常住人口準確性較低,無公布必要。二是當常住人口減少或低于自然增長率時,一些地方政府可能擔心對經濟社會產生不利影響而不愿意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