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編自《原則》 作者 ：瑞·達利歐（對沖基金公司橋水創(chuàng)始人）

　　我從12歲起開始拿做球童掙的錢炒股。我發(fā)現(xiàn)，我買的股票越多，賺的錢就越多。這是一個很粗淺的策略，但我的錢因此增長了兩倍。那些年，每個人都在談論股市，因為股市很紅火，人們都在賺錢。

橋水基金達利歐：12歲時我對股市上癮了

　　我的探險召喚（1949—1967 年）

　　我出生于1949 年，在長島的一個中產(chǎn)階級社區(qū)長大。我的父親是一名職業(yè)爵士樂手，母親是家庭主婦，我是他們的獨子。我是一個普通家庭里的普通孩子，學習成績較差。我喜歡和伙伴們一起玩：小時候在街上踢足球，在鄰居的后院里打籃球，稍大后喜歡追求女孩。

　　我們的基因決定了我們固有的優(yōu)點和缺點。我最顯著的缺點是機械記憶能力很差。直到現(xiàn)在，我一直記不住沒有內(nèi)在邏輯的東西（如電話號碼），而且我不喜歡聽從別人的指示。同時，我的好奇心很強，喜歡自己把事情弄清楚，不過當時我并不像現(xiàn)在這么清楚地知道這一點。

　　我不喜歡上學，不只是因為上學需要背很多東西，也是因為我對大多數(shù)教師認為重要的事都不感興趣。我一直都不明白，除了能得到母親的認可之外，上學上得好還能帶給我什么。

　　母親寵愛我，擔心我糟糕的成績。直到上中學之前，她都會要求我在房間里學習幾個小時后再出去玩，但我對此無法投入。她總是在支持我。她會把我要送的報紙疊起來，扎上橡皮筋；周六晚上看驚悚電影時，她還會烤餅干給我吃。母親在我19 歲時去世了，當時我覺得我再也不會笑了。現(xiàn)在每當我想起她時，我都會微笑。

　　作為一名樂手，我的父親通常工作到很晚，大約到凌晨3 點鐘，所以他會在周末睡懶覺。因此，在我小的時候，我們之間的關系不怎么親密，除了他總是催我做各種雜事，如修剪草坪和樹籬，而這些都是我討厭做的。他是一個負責任的男人，而那時的我卻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孩子。在今天的我看來，我們當時的交流顯得有些滑稽。例如，有一次他讓我割草，而我決定只割前院的，后院的之后再說，但接下來的幾天里不停下雨，后院的草長得很高，我只能用一把鐮刀去割。這用了太長時間，等我割完后院的時候，前院的草又長高了，就這樣反反復復。

　　母親去世后，我和父親變得很親密，尤其是在我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之后。我喜歡他，也愛他。他身上有一種樂手身上常見的隨和、歡快的氣質(zhì)，而且我欽佩他堅強的性格。我覺得經(jīng)歷大蕭條以及在“二戰(zhàn)”、朝鮮戰(zhàn)爭中作戰(zhàn)，使他形成了這種性格。我對他記憶深刻的是，他70多歲時毫不猶豫地在暴風雪天氣里開車，每當被困住時他就自己鏟雪然后把車開出來，就好像這不是什么事一樣。他把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花在了錄制音樂和在俱樂部里演奏上，65 歲左右時開始了第二份職業(yè)，在高中和一所地方社區(qū)學院教音樂，直到81 歲時突發(fā)心臟病。之后他

　　又活了10 年，頭腦從來沒有變得遲鈍。

　　當我不想做什么事情的時候，我會抗拒，而當我樂于做什么的時候，什么都阻擋不了我。例如，雖然我抵制在家里做雜務，但我在外面很積極地打零工賺錢。從8 歲起，我就開始送報紙，給別人家的車道鏟雪，做球童，在一家本地餐館擦桌子、洗碗碟，在附近的一家百貨商店做理貨員。我不記得我父母鼓勵過我打這些零工，所以我不好說我是怎么做起來的。但我確實知道的是，在那么小的時候就有這些工作，并有一些可以獨立支配的錢，教給了我很多寶貴的經(jīng)驗，這些經(jīng)驗是我無法通過上學和玩耍學到的。

　　我年輕時正值20 世紀60 年代，那時美國國內(nèi)的普遍情緒是豪情萬丈、鼓舞人心的，鼓勵人們實現(xiàn)偉大和高尚的目標。后來，我再也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景象。我最早的記憶之一是約翰·F． 肯尼迪，一個聰明、魅力超凡的人，他描繪著生動的畫面，探討如何改變世界—探索外太空、實現(xiàn)平等、消除貧困。肯尼迪及其思想對我的世界觀的形成有很大影響。

　　那時，相對于其他國家來說，美國處于極盛期：經(jīng)濟總量占全球的40%—而現(xiàn)在只有20%左右，美元是全球貨幣，美國是主宰性的軍事大國。那時，做“自由派”意味著致力于以快速而合理的方式向前奮進，做“保守派”意味著固守傳統(tǒng)的不可取的習慣—至少我和我身邊的大多數(shù)人是這么理解的。當時，我們眼中的美國富裕、進步、有條不紊，肩負著在一切方面快速進步的使命。這些想法可能有些幼稚，但有這些想法的人不止我一個。

　　那些年，每個人都在談論股市，因為股市很紅火，人們都在賺錢，包括那些在一個名叫林克斯的地方高爾夫球場打球的人。我從12 歲起開始在那里做球童。于是我開始拿做球童掙的錢炒股。我的第一筆投資投給了東北航空。我買這個公司的股票，是因為在我聽說過的所有公司里，只有它發(fā)行的股票低于5 美元一股。我發(fā)現(xiàn)，我買的股票越多，賺的錢就越多。這是一個很粗淺的策略，但我的錢因此增長了兩倍。

　　其實當時東北航空快要破產(chǎn)了，另一家公司收購了它。我很走運，不過當時的我并不知道這一點。我只是覺得在股市里賺錢很容易，于是我上癮了。

　　當時，每期《財富》雜志上都有一張很小的可以撕下來的贈券，把贈券寄給雜志社后，你就能得到免費的《財富》世界500 強的年度報告。我要了所有企業(yè)的報告。我現(xiàn)在還記得，郵遞員很不情愿地把那些報告全部拖到了我家門口，然后我就仔細地閱讀每一份報告。我就是以這樣的方式開始打造一座投資圖書館的。隨著股市持續(xù)攀升，“二戰(zhàn)”和大蕭條看起來就像是遙遠的往事，而投資似乎很簡單到隨便買只股票看著它漲就是了。當時的流行認知是，股市肯定會不停地上漲，因為如何管理經(jīng)濟已經(jīng)發(fā)展成了一門科學。畢竟，在之前的10 年里，股價已經(jīng)平均上漲了近三倍，而且一些股票的漲幅比這還要大得多。

　　因此，“成本平均策略”—每個月向股市投入金額基本相同的錢，不管這筆錢能買到多少股份—是當時大多數(shù)人采取的策略。當然，能選中最好的股票更好，所以這也是包括我在內(nèi)的所有人努力的方向。可以選擇的股票成千上萬，全都清晰地列在報紙的最后幾頁上。

　　我喜歡買賣股票，也喜歡和朋友一起玩。小時候我和左鄰右舍玩，十幾歲時用偽造的身份證件進酒吧玩，現(xiàn)在則和朋友一起參加音樂節(jié)或者去潛水。我一直是一個獨立的思考者，為贏得獎賞而甘愿冒險—不僅是在市場上，而是在幾乎所有方面。同時，與失敗比起來，我對乏味和平庸的恐懼要嚴重得多。對我而言，很好的事要比糟糕的事好，而糟糕的事要比平庸的事好，因為糟糕的事至少給生活增加了滋味。在高中畢業(yè)紀念冊上，我的朋友為我挑選了梭羅的一句名言：“如果一個人和同伴的步調(diào)不一致，也許因為他聽到的是不同的鼓點。讓他跟著他聽到的音樂前行吧，不管節(jié)奏是遲緩還是激越。”

　　1966 年，我從高中畢業(yè)，那一年股市依然一片繁榮，我賺著錢，享受著美好生活，和我最好的朋友菲爾逃課去沖浪，做著喜好玩樂的高中男孩通常做的各種事情。當然，當時的我并不知道，那一年是股市的頂點。在那之后，幾乎所有我曾經(jīng)對股市的認識都被證明是錯誤的。

　　(本文作者介紹：與出版社合作，定期推出名人傳記類圖書連載，合作建議請發(fā)郵件至zhuanlan\@staff.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