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編自《原則》 作者 ：瑞·達利歐（對沖基金公司橋水創始人）

　　想想吧：把賺錢作為你的目標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金錢并沒有固有的價值，金錢的價值來自它能買到的東西，但金錢并不能買到一切。更聰明的做法是，先確定你真正想要什么，你真正的目標是什么，然后想想你為了得到這些目標需要做什么。

橋水基金達利歐：有意義的工作要比賺錢好得多

　　創辦橋水

　　事實上，我是在“重啟”橋水。在我從哈佛大學商學院畢業、去多米尼克大宗商品部門工作后不久，我就和一位同樣來自哈佛大學商學院的朋友創辦了一個小企業。我們與身在其他國家的一些伙伴合作，心不在焉地試圖從美國向其他國家出售大宗商品。我們稱它為“橋水”，這是因為我們的業務是“在不同的水域之間架起橋梁”，而且這個名稱聽起來很響亮。到1975 年時，這家大宗商品公司幾乎已經名存實亡了，但因為它已經登記在冊，所以我就把它利用了起來。

　　我利用了自己的兩居室公寓。我曾和一位哈佛大學商學院的朋友同租這間公寓，在他搬走后，我就把他的臥室變成了一間辦公室。我與另一位經常一起打橄欖球的朋友合作，我們還雇了一位很棒的年輕姑娘作為我們的助理。這就是最初的橋水。

　　我把主要精力用來追蹤市場動態，并設身處地地為我的企業客戶展示，假如我是他們，我會如何處理市場風險。當然，我還在繼續用自己的賬戶做交易。努力和朋友一起幫助客戶打敗市場，要比擁有一份真正的工作有意思得多。我知道，只要我基本的生活花費能夠滿足，我就會快樂。

　　1977 年，我和芭芭拉決定要個孩子，于是我們結婚了。我們在曼哈頓租了一套赤褐色砂石墻的房子，搬了進去，我也把公司搬到了那里。當時蘇聯人購進了很多谷物，希望得到我的建議，于是我帶著芭芭拉去了一趟蘇聯，既是度蜜月，也是出差。我們于新年前夜抵達莫斯科，在漫天雪花中從灰暗的機場乘坐公共汽車，我們經過圣巴西爾大教堂，加入一場盛大的聚會，那里有很多非常友好、喜歡玩樂的蘇聯人。

　　我的工作一直能把我帶到各種充滿異國情調的場所，讓我遇到有意思的人。如果我能從這些旅行中賺到錢的話，那不過是錦上添花。

　　設計機器化的市場模型

　　我真的一頭扎進了牲畜、肉類、糧食和油料種子市場中。我喜歡這些東西，因為它們是有形的，與股票相比，人們對其價值的認識比較不容易出現扭曲。由于“更傻的人”不斷買賣股票，所以股票的價格可以一直保持在太高或太低的水平上，但牲畜最終要被宰殺，變成柜臺上的肉，在那里其定價將取決于消費者愿意出多高的價格。我可以想象這些產品從生產到最終出售的過程，并看到潛在的關系。因為牲畜吃糧食（主要是谷物）和豆粕，又因為谷物和豆類的種植面積存在競爭關系，所以這兩個市場是密切相關的。我了解幾乎一切能想到的、與這兩個市場有關的事情，例如：這兩種主要作物的計劃種植面積與通常產量分別是多少；如何根據作物生產季節不同時段的降雨量估測產量；如何預測收成規模、運輸成本，以及不同體重、不同飼養地點和不同增重率的牲畜的存欄量；如何預測凈肉率、零售利潤率、消費者對于不同部位的肉的偏好，以及每個季節的屠宰數量。

　　這并不是學術學習：在這方面有實踐經驗的人告訴我農業經營的過程，我把他們告訴我的東西組織成模型，然后使用這些模型考察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不同部分之間的互動關系。

　　例如，如果我知道牛、雞和豬的飼養數量是多少，它們吃多少谷物，它們的增重率是多少，我就能預測出有多少肉將在何時上市出售，以及有多少谷物和豆粕在何時被消費。類似地，我考察谷物和豆類在所有種植業領域的種植面積分別是多少，進行回歸分析，發現降雨量如何影響每個領域的產量，然后就可以應用天氣預報和降雨量數據預測谷物和豆類的產出時間與數量。對我而言，整個過程像是一部有著符合邏輯的因果關系的美麗機器。通過理解這些關系，我就能得出用來建立模型的決策規則（或者說原則）。

　　這些早期的模型和我們現在使用的模型相去甚遠。這些模型是我隨手畫的草圖，我用當時可以利用的科技分析它們，將其轉化為計算機程序。最初的時候，我在我的手持惠普HP–67 計算器上做回歸分析，用有色鉛筆手動繪圖，并在筆記本上記下所有的交易。個人計算機出現后，我就可以把數字輸入計算機，看計算機自動把數字轉化為圖片，然后觀察電子數據表中呈現的情況。弄清楚牛、雞和豬的肉量在各自的不同生產階段中如何增長，這些肉類如何為爭取肉類消費者的金錢而競爭，肉類消費者將如何花錢以及為什么這么花錢，肉類包裝商和零售商的利潤率將如何影響自身的行為（例如他們將在廣告中推廣哪個部位的肉）之后，這部機器就能計算出牛、雞和豬的價格，我就能對這些價格下注了。

　　雖然這些早期的模型很初級，但我喜歡構建和改進它們，它們也是幫我賺錢的好工具。我使用的這種定價方式和我在經濟學課堂上學到的不同，在課堂上，供給和需求都是用出售的商品數量進行衡量的。我發現，用付出的金額（而不是購買的商品數量）衡量需求，考察買家和賣家分別是誰以及他們為什么買賣，是一種實用得多的方式。我將在有關經濟與投資原則的書中解釋這一做法。

　　我之所以能夠發現其他人錯過的經濟與市場變動，這一不同的做法是主要原因之一。從那時起，當我觀察任何市場時，不管是大宗商品、股票、債券還是外匯市場，我都能發現并理解其中的一些失衡之處，這些失衡是那些用傳統方式定義供給和需求（將其視為彼此相等的單位）的人覺察不到的。

　　把復雜的系統設想為機器，發現其內部的因果關系，把處理這些因果關系的原則寫下來，將其輸入計算機，從而讓計算機為我“決策”，所有這些后來都成了標準做法。

　　不要把我的意思領會錯了。我的做法遠遠稱不上完美。我清晰地記得，一次“絕對不會賠”的押注，讓我個人損失了約10 萬美元，相當于我當時大部分的個人財富凈值。更令人痛苦的是，這個押注也給我的客戶帶來了損失。不斷真切顯現的最痛苦的教訓是，沒有任何東西是確定的：總是存在會給你造成重大損失的風險，即使在看起來最安全的押注中也是如此，所以，你最好總是假設自己沒有看到全部。這個教訓在很多方面改變了我做決定的方式，在本書中我將反復提到這些改變，而且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它們。但在犯下許多其他錯誤之后，我才徹底改變了我的行為方式。

　　發展業務

　　盡管賺錢很好，但擁有有意義的工作和人際關系要比賺錢好得多。對我而言，有意義的工作是指一項我能全身心投入的使命；有意義的人際關系是指我既深深地關心對方，對方也深深地關心我。

　　想想吧：把賺錢作為你的目標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金錢并沒有固有的價值，金錢的價值來自它能買到的東西，但金錢并不能買到一切。更聰明的做法是，先確定你真正想要什么，你真正的目標是什么，然后想想你為了得到這些目標需要做什么。金錢只是你需要的東西之一，但當你已經擁有了實現你真正想要的東西所需的金錢時，金錢就不再是你唯一需要的東西，也肯定不是最重要的東西。

　　當思考你真正想要的東西時，最好思考它們的相對價值，以便合理權衡。就我個人來說，我需要有意義的工作和有意義的人際關系，它們對我的重要性相等，而我對金錢的價值評價較低—只要我的錢足夠滿足我的基本需求就行了。在考慮有意義的人際關系與金錢相比的重要性時，很明顯，人際關系更重要，因為一種有意義的人際關系是無價的，我用再多的金錢也買不到比這更有價值的東西。因此，對我而言，從過去到現在，有意義的工作和有意義的人際關系都是我的主要目標，我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為了實現這兩個目標。賺錢只是其附帶結果。

　　20 世紀70 年代末，我開始把我對市場的觀察通過電報發給客戶。這些《每日觀察》（“谷物和油料種子”“牲畜和肉類”“經濟和金融市場”）的源起很簡單：盡管我們的首要業務是管理風險敞口，但我們的客戶也給我打電話，請教我對市場的看法。接這些電話很費時間，所以我認定，更有效的方式是每天把我的想法寫下來，以便其他人理解我的邏輯，并幫著一起改進它。這是一項很好的自律措施，因為這迫使我每天都進行研究和反思。這也成為我們企業的一個主要溝通渠道。《每日觀察》已經持續了將近40 年，累計近1 萬篇。今天，世界各地的客戶和決策者都在閱讀、思考和討論它。目前我依然在和橋水的其他人一起寫《每日觀察》，并期待一直寫下去，直到人們不愿再讀它，或者我離世。

　　除了向客戶提供這些觀察和建議外，我還開始通過代理他們的交易管理他們的風險敞口。我得到的回報有時是每個月一筆固定費用，有時是從我賺到的利潤中分成。在此期間，麥當勞和雷恩加工是我為其提供咨詢服務的兩家客戶，當時前者買入大量牛肉，而后者是美國最大的雞肉生產商。我幫它們賺了很多錢，尤其是雷恩加工，它通過在谷物和豆類市場上進行投機交易賺到的錢，比通過養雞和賣雞賺到的錢還多。

　　當時麥當勞已經設計出一款新產品—麥樂雞，但它猶豫要不要將其上市，因為它擔心雞肉價格可能上漲，從而擠壓它的利潤率。雷恩加工等雞肉生產商不愿意以固定價格向麥當勞出售雞肉，因為它擔心自己的生產成本會上升，利潤會受擠壓。

　　當我思考這個問題時，腦子里出現的一個念頭是，從經濟學角度出發，可以把一只雞看作一部簡單的機器，該機器包含一只小雞和它的飼料。雞肉生產商最需要擔心的、波動最劇烈的成本，是飼料的成本。我向雷恩加工展示，如何利用一種谷物期貨和豆粕期貨的組合鎖定成本，這樣一來，它就能向麥當勞提出一個固定報價。在大大降低自身價格的風險之后，麥當勞在1983 年推出麥樂雞。對于幫助它們干成這件事，我感覺非常好。

　　我在牲畜和肉類市場上發現了類似的價格關系。例如，我向牲畜飼養者展示，他們可以如何通過對沖在自己的成本項目（育肥用牛、谷物和豆粕）和6 個月后出售的產品（育好的牛）之間設定良好的價格關系，從而鎖定強勁的利潤率。我研究出了一種方法：出售不同部位的鮮肉時，約定在未來以固定的、遠低于凍肉的價格交付，但依然能產生巨大的利潤。我的客戶深深地明白，他們所從事的業務的“機器”是如何運行的，而我正好了解市場的運行方式，這二者的結合，對于我們雙方都有好處，同時也讓市場在整體上變得更有效率。我設想出這些復雜機器的能力，讓我們與那些瞎蒙的人相比擁有了競爭優勢，并最終改變了這些產業的運行方式。而且，一如往常，和我喜歡的人共事是莫大的快樂。

　　1978 年3 月26 日，我妻子生下了我們的第一個兒子德溫。要一個孩子是我迄今做過的最艱難的決定，因為當時的我顯然不知道養孩子將是一種什么樣的經歷，而且這個決定是不可撤回的。但事實證明這是我做出的最好的決定。雖然在本書中我不會過多展示我的家庭生活，但我是那種把家庭和職業看得同等重要的人，而且我把二者聯系在一起。舉個例子來說明這二者是如何在我的頭腦里緊密交織在一起的：我給兒子起名“德溫”，而“德溫”是人類所知的最早的牛種之一，也是最早輸入美國的牛種之一，并以繁殖率高著稱。

　　(本文作者介紹：與出版社合作，定期推出名人傳記類圖書連載，合作建議請發郵件至zhuanlan\@staff.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