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吳曉波[微博]

　　被奉為賢君的唐太宗曾說“工商雜類不預士伍”，中國統治階級潛意識中對商人的蔑視和打壓可見一斑。而更為可悲的是，這樣的“貶商主義”如同血液一般流淌在世世代代的繼承者心中，隨著每一個中國人的脈搏而顫動。

中國商人為何不得富貴兩全？

　　“商人離政治應該有多遠”，其實是一個偽命題。就原則而言，商人與政治不應有任何瓜葛，而在中國這湯湯兩千年的歷史長劇中，商人為何在政治舞臺上扮演著一個沉默而悲情的傀儡配角？

　　實際上，在中國成為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之前，商人的社會地位尚可，甚至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過幾位叱咤風云的商人宰相。中國歷史上，出于利益與立場的不同，中央政權與民間商人階層之間首次爆發的沖突源于漢朝景帝時期的“七王之亂”。

　　由是，漢武帝推出鹽鐵專營政策，從此中國歷朝歷代都延續著由中央政府控制重要的生產和能源行業的慣例。通過控制調整專營項目的價格所獲得的財富，成為除賦稅外國家財政的主要收入。

中國國家收入模式

　　而在西方國家，納稅人意識一直是強烈且全民化的思想共識。人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為“雇傭”關系，通過賦稅，國家對納稅人承諾保障其生產與生活的安全。在這種治理倫理下，國家的收入只能依靠賦稅。這是西方國家與中國在國家治理上最為關鍵的經濟分歧。

西方國家收入模式

　　中央政權控制重要的能源導致了兩種情況：第一，國家從此擁有足夠的財政收入維持內外的穩定；第二，中央對地方政府和財富階層的控制力增強。這無疑為強化中央集權的統治提供了經濟上的有力支持。而為了保障這種支持，中國具有針對性地對制度和思想做出由上而下的調整，從而變相地通過征稅國民來獲得財政收入，這是屬于中國國家治理的一個秘密。

中央集權在經濟上的需求

　　不可避免的是，當政府已經控制國家最重要的能源和資源性行業時，就必須通過打擊民間商人以減輕甚至杜絕這些行業遭受到來自下層的沖擊。被奉為賢君的唐太宗曾說“工商雜類不預士伍”，中國統治階級潛意識中對商人的蔑視和打壓可見一斑。而更為可悲的是，這樣的“貶商主義”如同血液一般流淌在世世代代的繼承者心中，隨著每一個中國人的脈搏而顫動。

吳曉波題板

　　歷史的背后，無法一眼看到的是制度之外的原因及影響，如果將這些促進或阻礙社會發展的因素一一展現在人們面前，就如同撥開了漫天的霧霾，讓這個世界清晰于眼前。（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本文作者介紹：財經作家。本專欄為吳曉波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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