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吳曉波[微博]

　　人們在痛恨官僚資本的時候往往是以國有資本的流失為對照的，所以在痛批中往往會忽略兩者的互生結構。如果制度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那么，一個官僚資本集團的倒塌往往意味著另外一個官僚資本集團的崛起。

吳曉波

　　研究中國企業史，就一定要碰到“官商經濟”，當過北京大學校長的傅斯年把官商稱為“大怪物”。從晚清到民國，出現了三個很著名的大怪物，他們是胡雪巖、盛宣懷和孔祥熙、宋子文家族。他們均為當時的“中國首富”，身份亦官亦商，是為“紅頂商人”，其財富累積都與他們的公務事業有關。若要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看到五個特點：

胡雪巖、盛宣懷、孔祥熙和宋子文

　　第一，胡雪巖在資產關系上還是比較清晰的，他的財富大多來自為左宗棠采辦軍購，從中暗吃回扣。到了盛宣懷就官商難分了，用當時人對他的議論便是“挾官以凌商，挾商以蒙官”。而至孔宋一代，則是公開分立，私下自肥，甚至以國家名義收購，以私人身份瓜分。

　　第二，他們在國家事務中擔任的重要性也是日漸持重。胡雪巖不過是一個從二品頂戴的掛名道員；盛宣懷已是實授的一品大臣；孔、宋更是一國行政之首腦，兩人主管國家財政的時間前后整整20年。胡、盛及孔宋的資產，一個比一個更龐大，而且斂聚的效率越來越高。

　　第三，制度化特征越來越明顯。如果說胡雪巖的化公為私還是盜竊式的，那么，盛宣懷就已經演進到股份化了，而到孔、宋手上，則是手術刀式的精致切分。他們更善于利用宏觀經濟制度的設計和執行為自己謀私，每一次的經濟危機、重大經濟政策變革、重要發展機遇，往往都是他們獲取財富的最佳時機。孔、宋財富最暴漲的時候正是國難民困的抗戰八年期間。

　　第四，資產的增加呈金融化趨向。胡、盛的財富大多以實業的形態呈現，在某種意義上，他們的財富來自于社會增量。而孔、宋則對實業毫無興趣，他們以金融家的手段直接從存量的社會資產—無論是國有資本、民營資產還是國際援助—中進行切割，因此，他們對經濟進步的貢獻更小，正當性更差，民憤也更大。

　　第五，所得財富均“一世而斬”。因為資產積累的灰色性，導致這三大官商家族的社會名聲毀大于譽，在其晚年以及身后往往面臨重大的危機，胡雪巖一旦失去左宗棠的庇蔭馬上財盡人亡，盛宣懷的財產在清朝滅亡后遭到查封，孔、宋兩人更成為人人喊打的“國賊”。

　　通過這三個案例的遞進式暴發，我們不得不說，自晚清到民國，國營壟斷力量的強化以及理性化構建成為一種治理模式，也正因此，與之寄生的官僚資本集團也越來越成熟和強悍。所以，如果不能從制度根本上進行清算，特別是加強經濟治理的市場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建設，那么，官商模式的杜絕將非常困難。

　　說到這些“大怪物”，大家都會想到一個問題：難道他們天生就是一些嗜錢為命的人嗎？為什么商業的“惡素質”在他們身上會那么顯著？在中國的輿論界和經濟思想界，對官商式人物的批判往往趨向于道德化譴責，而很少從制度層面進行反思和杜絕。

　　曾經當過國民政府上海市市長、臺灣省省長的吳國楨在《吳國楨的口述回憶》一書中說，按照政府的有關法令來說，孔宋的豪門資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因為，法令本身就是他們自己制訂的。比如，當時沒有人能得到外匯(因申請外匯需要審查)，但他們的人，即孔的人是控制財政部外匯管理委員會的，所以就能得到外匯。吳國楨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哲學博士，他的話很平實，卻刨到了官商模式的根子。

　　還有一個十分隱秘的、必須警惕的景象是，每一次對官僚資本集團的道德性討伐，竟可能會促進，或者被利用為國家主義的進一步強化。人們在痛恨官僚資本的時候往往是以國有資本的流失為對照的，所以在痛批中往往會忽略兩者的互生結構。如果制度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那么，一個官僚資本集團的倒塌往往意味著另外一個官僚資本集團的崛起。在1940年代中后期，孔宋集團被清理后，國民政府的貪腐現象并未被改變，甚至有變本加厲的趨勢，最終成為政權覆滅的重要誘因之一。在某種意義上，對官商模式的反思與清算，迄今尚沒有真正破題。

　　(本文來吳曉波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本文作者介紹：財經作家。本專欄為吳曉波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內容。)

　　本文為作者獨家授權新浪財經使用，請勿轉載。所發表言論不代表本站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