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機構專欄 Project Syndicate 作者 安格斯·迪頓，2015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現任南加州大學首席經濟學教授，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公共及國際事務學院經濟及國際事務學教授

　　過去50年來美國的實際（去除通脹因素后）工資中位數水平一直停滯不前。最近的研究表明，至少在美國，富人其實是靠犧牲其他人的利益來變得更加富有。

諾獎得主：很多富人靠犧牲他人利益賺錢

　　不平等已經成為2016~2017年民粹主義全面進攻的罪魁禍首。但不平等究竟是什么，它在抑制/鼓勵增長，又或破壞民主方面又發揮了什么作用？不平等會通過促使人們自殺或“死于絕望”來傷人性命嗎？或者說不平等是否是我們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的必要之惡？

　　這些都是我經常被問到的問題，但坦白說沒有一個是特別有用，可以回答，甚至是良好表述的。與其說不平等是某些經濟，政治和社會進程的原因，不如說是一種結果。其中有些進程是好的，有些是壞的，有些甚至是非常糟糕的。只有把好的東西從壞的（以及糟糕的）中區分出來，我們才能理解不平等，并知道該如何行事。

　　此外，不平等和不公平是不一樣的；而在我看來，正是后者在當今的富裕國家激起了如此多的政治動蕩。一些導致不平等的進程被廣泛認為是公平的，而其他則顯然極不公平，并成為了憤怒和不滿情緒的合法性來源。

　　就前者而言，反對創新者通過引入有利于全人類的產品或服務來發財致富是沒有道理的。當今某些最嚴重的不平等現象是發端于1750年左右的工業和醫療衛生革命的結果。最初這些進程只能使西北歐的一些國家受益，但自那以后全球數十億人的生活條件和健康狀況都得到了改善。由這些進步產生的不平等現象——無論是在國家內部還是在國家之間——都是有益和公平的，也是體現總體進步的一個主要特征。

　　另一方面，通過賄賂國家機關以換取特殊關照的行為顯然是不公平的，也是活該被怨恨的。許多美國人——比歐洲更多——會自動自覺地把資本家或市場結果視為公平的，而政府行為則是武斷而不公正的。他們會反對那些由政府或大學贊助的，似乎有利于少數族裔或移民等特定群體的項目。

　　這有助于解釋為何許多白人工人階級美國人會反對被他們視為代表少數族裔，移民和受過高等教育精英階層的民主黨。但導致公眾不滿的另一個原因是，過去50年來美國的實際（去除通脹因素后）工資中位數水平一直停滯不前。

　　針對中位收入與最高收入之間的差異有兩種不同的解釋，而且很有必要去搞清楚哪一個才是正確的。第一個原因將其歸因于全球化和技術創新這類客觀且不可阻擋的進程，這些進程削弱了低技能勞動力的價值，同時偏愛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

　　第二個解釋則更讓人不寒而栗。它認為中等收入停滯實際上是頂層階級收入和財富增長的直接結果。照這種說法，富人其實是靠犧牲其他人的利益來變得更加富有。

　　最近的研究表明，第二種說法（至少在美國）是有點道理的。雖然全球化和技術變革打破了傳統的工作安排，可至少這兩個進程都有潛力使所有人受益，但它們未能令大眾受益的事實表明：富人把好處都留給了自己。我們還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來確定究竟是哪些政策和進程在何種程度上壓抑了中產階級和工薪階層的工資，但下文列出了一個初步的清單：

　　首先，醫療融資對工資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由于大多數美國人的健康保險都是由雇主提供，因此勞動者的薪金基本上都轉化了醫療行業的利潤和高薪。美國每年在過度醫療支出上浪費1萬億美元 （相當于每個家庭大約8000美元） ，比其他富裕國家更多，得到的卻是比幾乎所有國家都差的健康成果。歐洲幾種融資方案中的任何一種都可以省下這些資金，但是采用其中任何一種都會引發既得利益者的激烈抵制。

　　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經濟體中的許多經濟部門都在逐漸出現市場整合。例如由于醫院兼并，醫療價格快速上漲，但是盡管護士短缺現象已經持續了數十年，醫院工資卻沒有增長。市場集中度的提高也可能是導致生產率增長緩慢的一個因素，畢竟通過尋租和壟斷獲得利潤比創新和投資更容易。

　　另一個問題是，美國聯邦最低工資目前為每小時7.25美元，自2009年7月以來就沒有提高過。盡管擁有廣泛的公眾支持，但由于那些富有企業和捐助者左右了國會，提高最低工資總是困難重重。

　　更糟糕的是，目前有超過20%的勞動者受到非競爭性條款的限制，從而壓抑了他們的還價能力，進而降低了工資水平。類似的，美國有28個州都制定了多部所謂的“工作權利”法，禁止那些可能要求工人加入工會或支付工會會費的集體談判安排。結果企業與消費者或工人之間的糾紛越來越多地通過仲裁來在法庭外解決——這是一個對企業極為有利的進程。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外包——不僅在國外，在美國境內也存在——企業越來越多地用獨立承包商取代付薪或全職員工。那些曾經作為知名企業一份子的餐飲服務員和清潔維護人員現在都變成了各類“XXX服務公司”的雇員。這些公司都處于競爭激烈的低工資行業，只能提供極其微薄的收益，也絕少有晉升的機會。

　　所得稅抵免政策提高了許多低收入美國勞動者的生活水平。但因為只有工作的人才能享受該政策，所以反過來給工資帶來了下行壓力，而類似基本收入金這類無條件福利就不會產生這樣的效果。

　　低技術移民也會造成工資問題，盡管這是有爭議的。人們常說移民干的其實是美國人不想干的工作。但是這樣的表述如果不涉及工資就毫無意義，因為無法相信低技能美國人的工資會在沒有低技術移民流入的情況下一直保持低水平。正如經濟學家丹尼·羅迪克（Dani Rodrik）20年前指出的那樣，全球化使對勞動力的需求更具彈性。所以即使全球化并未不直接壓低工資，也增加了勞動者加薪的難度。

　　另一個結構性問題是股票市場不僅獎勵創新，還鼓勵從勞動所得流向資本所得的再分配。這反映在企業利潤相對GDP的比例上，在工資中位數陷入停滯的同一時期這一比例從20%上升到了25%，倘若把高管工資計為利潤而非工資，上升的幅度還會更大。

　　我們初步清單上的最后一個問題是政治問題。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大肆取消監管的時期。盡管存在一些隱藏重大丑聞但瑕不掩瑜的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如今正受到威脅，引入措施以防止再次發生金融危機的2010年《多德 -弗蘭克法案》也遭到了沖擊。此外特朗普總統還表示希望取消那項要求貨幣經理人必須基于客戶最佳利益行事的規定。當前提出的所有放松管制“改革”都將以犧牲勞動者和消費者為代價來為資本牟利。

　　美國最高法院近年來的裁決也是如此。例如法院在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的判決中就偏幫了那些有錢美國人甚至企業，允許他們動用幾乎無限的金錢來支持候選人并設計出有利于自身的立法和監管結果。

　　如果這個關于工資中位數停滯和高管工資上漲的說法是正確的話，那么我們這個不平等時代可能還有一線希望，因為這意味著美國勞動力市場的功能失調非源自于不可阻擋的全球化和技術變革。

　　廣泛分享的進步可以通過專門設計有利于消費者和工人的政策來實現。這些政策甚至不需要涵蓋許多勞動者反對的再分配稅。相反，它們可以把重點放在鼓勵競爭并遏制尋租行為的措施之上。

　　通過正確的政策，資本主義民主就可以有利于每個人，而不僅僅是那些有錢人。我們不需要廢除資本主義，也不需要將特定生產資料國有化，但確實需要讓競爭的力量再次服務于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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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介紹：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稱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專欄”，作者來自全球頂級經濟學者、諾獎得主、政界領袖，主題包括全球政治、經濟、科學與文化塑造者的觀點，為全球讀者提供來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創文章、最具深度的評論，為解讀“變動中的世界”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