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陳功

　　扶貧攻堅是一個系統工程，應從大到小，建立解決方案，自下而上容易產生種種后遺癥，而且可能花錢不少，但結果卻是治標不治本。

很多地方扶貧就是做做樣子

　　扶貧是一個系統工程，在中國當今的轉型時代，這個系統工程就是最重要的項目，毫不夸張地說，這是一場社會革命。不過，既然是系統工程，政策操作上就有大小之分的問題，就有全局和節點的問題，如果囫圇吞棗地去看扶貧，拋離客觀實際去搞扶貧，不但可能無法真實有效地實現扶貧，而且可能導致各種無法預計的后果，造成不良影響。

　　現在很多地方的基層存在“數字扶貧”的看法或者說法，要盡快脫貧，那就填表，給錢、發錢，讓與貧困相關的數字盡快出現變化，問題就號稱“解決”了。實際上中國的扶貧問題非常復雜，里面包括了致貧、扶貧、脫貧和返貧的不同性質問題，包括了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的問題，包括了主動貧困和被動貧困的問題，包括了整個社會轉型，從生產型社會走向消費型社會、甚至福利型社會的諸多結構性問題。解決起來，絕對是一場革命性的大文章。

　　以山西某縣為例，地處中條山和黃河之間，嚴重缺水，全是淺山區的臺地，溝壑縱橫，人口幾十萬，但這是一個典型的貧困縣。在這個縣，窮人家的家庭年收入只有800元，要解決貧困問題，劃定的及格線是家庭年收入要過3000多元。從這個兩個數字的對比可見，差異還是很大的，要達到及格線，就要在短時間里將家庭年收入水平翻上3-4倍，這在當今增長僅是幾個百分點的經濟環境里面，絕非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就算是上去了，能否堅持也大成問題。

　　實際上，扶貧的首要問題是搞清楚扶貧對象的分類。現在世界各國都有貧困問題，發達國家也有貧困問題，但它們的貧困與中國的貧困問題不一樣。發達國家尤其是福利國家的貧困人口主要是社會邊緣人以及精神障礙者，屬于主動貧困人口，主要是自身無工作意愿或是無法工作造成的問題，這種貧困幾乎很難依靠工作機會和財富機會來改變，只能靠國家的福利制度來解決。中國的貧困人口則不同，有相當部分的貧困人口是被動貧困，需要的是工作機會和財富機會，有了這樣的機會，就能脫貧，甚至能致富。但不容否認的是，中國也有那樣的不能靠扶貧來解決貧困的人口，如一些社會邊緣人，他們不愿意工作，甚至不愿意去住免費獲得的住房。這部分貧困人口的數量規模不好估計，但粗略估計中國3000萬貧困人口中的30%，或多或少，可能屬于這個范疇。因此，從扶貧的“大賬”來看，這是福利制度建設的問題，實際并非是扶貧的問題。

　　實際這個問題很容易理解，比如精神病人就是喪失勞動力的人口，美國的貧困人口中，很多就是精神障礙者，中國也是一樣。中國的精神病人口數量驚人，全國各類精神疾病患者達1億人以上，其中重癥精神障礙者超過1600萬人，他們都沒有工作能力，而且有相當部分是在農村地區。像他們這樣的貧困問題，只能通過為社會福利所覆蓋，才是有效的解決之道。

　　其次的大賬是要尊重自然規律。

　　中國的歷史上曾經長期存在人與天斗的不科學現象。不尊重自然，不尊重資源條件，盲目的人類開發和人口擴張，造成了很多的問題，也被自然界所懲罰。比如上述例子中的山西某貧困縣，地處黃河兩岸，在歷史本來就屬于牧區。錢穆在講到這段歷史的時候特別強調過，兩魏時期，黃河沿岸就是牧區，是草原地帶，當時有馬兩百萬匹。按照草場面積估算，當時的黃河兩岸都是遼闊的大草原。后來人口擴張，引入農耕，解決吃飯問題，但因為缺水，土地也日漸退化，最后植被徹底喪失，出現荒漠化，一片貧瘠之象，現在也是中國重點貧困的地區之一。

　　所以，要解決這個地區貧困，除了城市化和移民之外，很大的一個根本性解決之道是退耕還牧，還自然界以本來之道。沒有水，不長糧食，不長樹，但可以長草，以草回復植被，以植被蓄水涵養，逐漸回復自然界原貌，這是利國利民的好事。像黃河兩岸這種規模的扶貧肯定是大事，是大賬，不是小地方和“一盤棋方案”所能解決的問題。一定要從資源條件出發，從大賬上加以客觀解決。

　　第三個問題是小賬，是管理上的問題。從山西某縣的情況看，當地也有工業項目，雖然不多，但財政收入也有4個億，再加上轉移支付，以及其他收入，不到10個億，規模也有幾個億，人口只有幾十萬，家庭數量就更少了。假設全縣沒有任何官方支出，將全縣全部收入用于家庭均攤，實際全縣人均年收入現在立刻就能實現3000元貧困線之上。所以，這里面就有了一個不可思議的荒謬現象，政府干扶貧，政府本身就要消耗大量的資源，政府干的規模越大，消耗的資源也越大。扶貧的效率與管理問題疊加在一起，讓扶貧問題變得復雜化了。

　　像這類效率方面的事情，往往體現在細微末節之處，看著不起眼，但實際影響很大，直接關系到中國扶貧之路的未來，值得引起高度重視。只有大賬、小賬都清楚，扶貧工作才能從數字走向實際，走向真正的強國之途。

　　扶貧攻堅是一個系統工程，應從大到小，建立解決方案，自下而上容易產生種種后遺癥，而且可能花錢不少，但結果卻是治標不治本。

　　(本文作者介紹：安邦咨詢創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員、博士后導師、著名智庫學者、信息分析權威專家。他是“新絲綢之路”的最早研究者，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提倡者，他同時也是中國陸權理論的最早研究者。研究方向主要是基于信息分析的地緣政治戰略和城市發展戰略。陳功先生長期擔任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理事，多所中國大學的教授及博士后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