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秦朔
中國的GDP跟美國比還有一段距離，別人已經起了戒心了，這是為什么？GDP是中國硬實力的表征，也是我們雄心勃勃走向世界的物質基礎，但只有硬實力能讓人放心嗎？
秦朔：我相信胡鞍鋼和樊綱都問心無愧胡鞍鋼和樊綱都是經濟學家，名教授，出生在同一年，1953年。但最近，他們看待中美經濟實力的觀點，卻是截然不同。
胡鞍鋼說，2016年中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分別相當于美國的1.15倍、1.31倍和1.36倍，全面超越美國。他不是信口開河，其研究報告在《清華大學學報》先發表過。被網友“群毆”后，胡鞍鋼回應，他說的實力是整體實力而非平均水平。
樊綱說，天天網上炒作中國世界第一，有什么用呢？即使從購買力計算來看，中國人均購買力仍只有美國的五分之一，“中國超過美國”似是而非。
胡鞍鋼、樊綱同樣的數據，立足點不同，結論也不同。胡鞍鋼長期批駁國外的“中國崩潰論”，一直堅持做數字化的國情研究。樊綱長期關注經濟體制，他說中國一大堆體制問題理不順，十八屆三中全會、十九大確定的很多改革進展不是特別大。
胡鞍鋼和樊綱，觀點不同，但都是“吾道一以貫之”。
我問一位政府官員怎么看，他說，“數字就是統計加估計，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我問企業家。有兩個同學創辦的企業被國家統計局納入網上直報系統，但地方都有干預，數字先要政府審，再錄入。有些地方的直報系統，用戶名、密碼都掌握在政府手里，企業連登陸都登陸不了，談何信息真實！
但是，你要說中國經濟的成就是假的，那又很荒謬。我這兩個同學，一個做精細化工，一個做啤酒廠的成套設備供應，用了十幾年都成為行業隱形冠軍，把外資企業的份額統統搶走。我們交流時常說：“中國企業都這么干下去，‘老外’還活不活??！”
企業從小到大的逆襲，居民出國的比較，都真實證明著中國的歷史性跨越。
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問題，是收益與代價。這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卻常常被忽略。
環境代價不再贅述，這里再說一下債務。2月1日，清華大學經管學院中國金融研究中心等單位發布了“中國社會融資成本指數”，平均為7.6%，這只是利率成本，加上各種手續費、評估費更高。
根據央行數據，2017年9月末中國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為171.23萬億元，它反映的是實體經濟（包括境內非金融企業和個人）從金融體系獲得的資金量。如果按7.6%的成本計算，實體經濟每年支出的利息超過13萬億，占2017年GDP的13%以上。
為什么中國要把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放在“三大攻堅戰”之首？為什么十九大報告沒有列出未來增速指標？因為不計代價的增長一定會走到窮途末路。
前財政部長樓繼偉說，適度超前開展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是合理的，但一定要把握好度，如果超前10-20年就必然會淪為“扔不掉、養不起”的“白象”工程。樓繼偉還說，近年來我國貨幣乘數快速提升，從2012年的3.86提高到2016年的5.02，同期M2與GDP的比例也由180.3%上升到208.3%，表明經濟快速貨幣化，但GDP增速卻呈下行態勢，說明貨幣供給擴張對經濟拉動的效用在逐步下降。通過貨幣政策實施總量刺激，只會加劇過度貨幣化，進一步放大“脫實向虛”。
一個月后就將卸任央行行長的周小川，十九大時接受采訪，預警了“明思基時刻”。美國經濟學家明思基認為，金融市場具有內生的不穩定性，繁榮時期會帶來過度的樂觀情緒和不負責任的由債務助推的投資。周小川說，中國企業部門的杠桿率比較高，家庭部門的債務杠桿率不算高，但最近幾年增長很快。
中國正在進行金融整頓，降杠桿，“拆彈”。這場預計會持續數年的陣痛，實質就是戳破泡沫的代價。
上世紀90年代的股票市場河東河西，東邊要看看西邊也要看看，表面要看看背后也要看看。
站在改革開放40年的時點，今年65歲的胡鞍鋼和樊綱，當他們回首人生歷程，會有怎樣的感慨？
樊綱在北京上中學時趕上“文革”，他們這批69屆畢業生全都去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那一年，16歲的樊綱到黑河地區當了一名兵團戰士，白天挖土、伐木、開拖拉機，晚上一個人在炕頭昏暗的煤油燈下看書。他仔細讀過《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兵團試行“工分制改革”、打破“固定工資制”時，他所在的連是試點單位，樊綱還專門對此做了“理論分析”。
“現在回想起來，那8年確實有很多（是在）浪費時間，在最好讀書、長知識的時候，在鄉下沒有書讀，時間這么長，損失是很大的?！狈V命運的轉折點是恢復高考，1977年他考上了河北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專業。
胡鞍鋼的經歷和樊綱類似。他曾說：“1966年我13歲，剛剛小學畢業，我們這代人在‘文革’期間，失去了接受中等教育的機會，1969年我就去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在邊疆一呆就是8年?！?976年，胡鞍鋼到華北冶金地質勘探隊從事勘探工作，1978年考入大學。
胡鞍鋼的父母在接受采訪、談教育子女時說，他們四個孩子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文革”時期度過的，這些“文化荒漠”中的幼苗之所以成了棟梁之材，靠的是“崇文重教，愛家報國”的家風。“文革”時“天下大亂”“造反有理”，社會上“打砸搶”盛行，學校里“讀書無用論”占上風，“交白卷”成為英雄，“如果你不去管他們，不用正確的思想觀念引導他們、影響他們，他們便很快會學壞，有可能成為‘迷途的羔羊’，甚至成為危害社會的‘狼孩子’?！?/strong>
在學校“停課鬧革命”，大多數同學忙著貼大字報、“破四舊，立四新”、“大串聯”的時候，胡鞍鋼的父母暗中引導孩子們不要盲目參與所謂的“革命行動”。他們為逍遙在家的孩子分別制訂了“自學計劃”，還讓他們在堅持自學文化課的同時，到附近的農村幫助農民干農活，了解民間疾苦。胡鞍鋼在黑龍江農場的8年，父親通過書信和他溝通思想，交換看法，他也會主動給父母寫信，報告生產、生活和學習情況。
胡鞍鋼的父母教育孩子們關心國家大事，家里訂了《人民日報》《參考消息》，看書讀報，評論時事，形成了一種家庭文化氛圍。胡鞍鋼讀小學時就對國際時事感興趣，喜歡與父親討論國際問題。這個家庭的基本觀念就是“個人的前途與命運是與國家的前途與命運密切聯系的”。胡鞍鋼說過：“我們像前輩一樣，無比熱愛我們自己的祖國，我家四個兄弟在1978年之后，都考上了大學和研究生，也都先后出國留學，其中兩個取得了博士學位，其他兩個取得了碩士學位和雙碩士學位，到1998年，我們四個人中已有三個回國服務，實現了報效祖國的夙愿。”現在，胡鞍鋼、胡本鋼、胡包鋼、胡紅鋼四兄弟都在學術或研究崗位上，他們的名字都和父親參與中國鋼鐵建設時的地方相關，分別是鞍山、本溪、包頭和攀枝花（攀鋼當時叫紅鋼）。
1977年：恢復高考歷史像一條河，要看今天的風景，也要回溯河道的變遷和軌跡。
回望過去的40年，我相信胡鞍鋼和樊綱都問心無愧，他們都做了自己認為是對的事情，兢兢業業，年華沒有虛度。
胡鞍鋼和樊綱的今天，上大學是一個關鍵時點，出國深造是另一個關鍵時點。樊綱1985年到1987年赴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及哈佛大學訪問研究，胡鞍鋼1991年到1992年在耶魯大學經濟系做博士后研究。他們都是在全球化的坐標系中研究中國。
上大學，出國留學，這一切都是因為改革開放，因為鄧小平“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新視野。他為中國開了一扇門，為每個人開了一扇門。
作為一個財經作者，我注意到這樣的細節。1974年4月，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在紐約召開，鄧小平率中國代表團出席。他的日程排得很滿，4月13日是星期六，沒有會議，大家問鄧小平想到什么地方看看。他脫口而出：“去華爾街?！睍r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唐明照說：“周末華爾街沒有人啊?！编囆∑秸f：“沒有人也可以看看嘛?！?/p>
華爾街是資本主義金融的象征，而鄧小平第一次到美國，唯一一次觀光機會，卻要去看看華爾街。他在參觀時說，“一定要出去看看，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美國這個國家歷史不長，對它的發展我們要好好研究”。鄧小平出國前領取了十幾個美元，用于旅途雜用，他的秘書王瑞林用這筆錢在一個連鎖店替他為孫子買了幾個39美分的玩具，唐明照用自己的錢給他買了一個會哭會吃奶會撒尿的玩具娃娃，玩具后來成了孫子輩們的最愛。
那個時候，可能誰都想不到，二三十年后中國制造就開始風靡世界。
鄧小平從紐約取道巴黎回國，在中國大使館住了幾天。這是他1926年離開法國后第一次的重回。他喝咖啡，吃牛角面包，就像年輕時一樣。回國前，他買了一些牛角面包和奶酪，回國后分送給周恩來、鄧穎超、李富春、聶榮臻等20年代在法國勤工儉學時的戰友。年輕時對美好生活的理解，總是延續得特別長久。
1986年11月14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了以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約翰?范爾霖為團長的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代表團，在接受客人贈送給他的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證章和證券后，他將一張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回贈給客人。4年后，中國建立了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
我們經常說，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一定要記住，沒有鄧小平帶頭走向世界，敢于借鑒一切可以借鑒的文明成果，中國的命運一定會曲折得多。
劉鶴十年前，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曾經當過知青、工人、1979年考上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的經濟學家劉鶴寫了一篇文章，他說，“改革初期，鄧小平同志決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結束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路線，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那時，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沒有意識到這項歷史性決策的非凡意義，甚至到了今天，還有人懷念‘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平均主義貧困和那時享有的精神特權，但是中國已經向前邁了不可逆轉的一大步”。
劉鶴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有六個因子，首先就是在反思“文化大革命”教訓基礎上形成的發展共識，中國人認識到了階級斗爭為綱理論的錯誤和荒謬，認識到了閉關鎖國的嚴重惡果和悲劇結局，擺脫貧困和結束動亂是全民族的強烈愿望，推動改革和開放是全民族深埋在心中的強烈期盼。第二個因子，就是堅定不移地對外開放，加入全球產業分工和市場體系，開放使中國及時利用了人類社會發展經濟最好的實踐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對外開放對舊的計劃體制起到沖擊、震撼和瓦解的重要作用，沿海地區一批富有冒險精神和勇于實踐的政府官員與企業家扮演了重要角色。之后的四個因子是：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保持政治的穩定性，發揮制度優勢；充分利用了國家具備的各種比較優勢；文化底蘊發揮著逐步加大的支撐作用。
在剛剛結束的達沃斯論壇上，劉鶴說，我們要繼續推動全面對外開放，加強與國際經貿規則對接，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擴大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對外開放，創造有吸引力的國內投資環境。我們堅信，開放包容的制度安排、要素有序自由流動是經濟長期增長的必要條件。
樊綱、胡鞍鋼、劉鶴，恢復高考后最早的三屆大學生。他們對于改革開放的理解，一定會深入骨髓，化為靈魂。
我寫這篇文章的緣起，是這幾天在越南考察金融機構的時候，經常有一種感覺，他們實際在學習中國的一些治國理政經驗，也歡迎中國的投資，但還是存有明顯的戒備。而對于美國、日本、韓國，反而沒什么戒心。當然，這和中國產品特別是邊貿產品與三星、本田這樣的品牌的差距有關，但更多的，還是心理上的。
當地一家著名外資銀行的總經理是越南人，我問他：“說心里話，你對中國和美國來的投資怎么看？”他說中國很powerful，但對于美國，我們沒有擔心（without concern）。
一個快速崛起的大國讓鄰國有點怕，這不奇怪，我有點意外的是他們對越戰的對手美國卻不擔心。中國的GDP跟美國比還有一段距離，別人已經起了戒心了，這是為什么？GDP是中國硬實力的表征，也是我們雄心勃勃走向世界的物質基礎，但只有硬實力能讓人放心嗎？
我不是說只有美國文化才是全球市場的通行證，問題在于，我們走出去的時候，如何傳播自己的價值主張，并且確切地證明，中國人不只會賺錢，用低價打垮對手，還能為所在國創造更多價值？！
前面提到的我同學的企業，在全球多個地方為國際啤酒品牌建過工廠。他說，“中國制造”要感謝兩個公司，一個是蘋果，一個是華為?！拔覀冏叩侥睦?，都告訴合作方，你們用的蘋果就是中國的工廠代工的，中國制造的質量是最好的。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華為，遇到困難還找過華為，他們幫了很大忙。”
華為在全球主要的電信服務市場已經建立了非常好的品牌，其服務有口皆碑。而且華為產品早已不是低價，和競爭者相比處于中高價位。如果說蘋果式的全球化（Applonization）代表的是一種精英主義價值，華為可能代表著新興的“有抱負階層”（Aspirational Class）的崛起。它來自新興市場，30年前由幾個普通人創立，依靠奮斗者文化、勞動者命運共同體的分享機制，以及以客戶為中心的持續創新，成長為一個偉大的企業。它在全世界要傳遞的，就是以客戶為中心、以奮斗者為本的文化。
河西河東，似水流年，對你所過的日子負責，點點滴滴，竭盡全力，就會心中無愧。
國家的地位不是靠口號建起來的，是靠億萬普通人和有抱負的企業、機構奮斗出來的。中國在方方面面都有了巨大的規模實力，但是，這種實力只有和恒久的利他氣質，和真正多元的開放性相結合，才能成為潤物無聲的文明春雨。
2月3日，周六傍晚，我乘坐的胡志明市至上海浦東的航班開始下降時，突然想起一首很老的流行歌曲，多年前香港的梅艷芳唱的——
每天掙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嘆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留下只有思念/一串串永遠纏/浩瀚煙波里/我懷念 懷念往年/外貌早改變/處境都變/情懷未變 似水流年
不管對于你，改革開放是多少年，都希望你情懷未變！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
責任編輯：賈韻航 SF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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