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薛洪言
所謂的套利性創新,根本就瞞不了誰,能存活多久,關鍵要是否順應大環境。順勢而為,也許可以存續一兩年;逆勢而行,便注定要自討苦吃了。
對于中國企業,著名經濟學者張維迎曾講過“傳統的企業家比較難,難就難在一個人他賺慣容易的錢了,讓他賺難的錢比較困難”。其實,這句話對當前的銀行業也是適用的,加杠桿時期賺各種“套利”的容易錢慣了,一旦去杠桿時期干回本質工作的時候,就認為“苦日子”來了,不知所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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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銀監會共作出3452件行政處罰決定,其中處罰機構1877家,罰沒金額29.32億元,被稱為是“史上最嚴監管年”, 2018年1月,銀監會又連發3個辦法一個通知(《商業銀行股權管理暫行辦法》、《商業銀行大額風險暴露管理辦法》、《商業銀行委托貸款管理辦法》以及《關于進一步深化整治銀行業市場亂象的通知》),腳步根本停不下來。銀行業,已然進入屬于自己的強監管時代。
近日銀監會主席郭樹清在接受人民日報專訪時,提到了監管的階段性目標,即:“要使宏觀杠桿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結構適應性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明顯增強,硬性約束制度建設全面加強,系統性風險得到有效防控”??刂聘軛U率是放在第一位的。
2017年4月,人民日報、新華社、金融時報等官方媒體和一行三會相繼發聲,指向金融領域去杠桿,并預言“以金融去杠桿帶動實體經濟去杠桿的相關舉措還會陸續亮相”。市場戲言,監管層進入比狠模式“你狠,我比你還狠,你嚴厲,我比你還嚴厲”。還是去杠桿。
再往前追溯。2016年5月,人民日報發表重磅文章《開局首季問大勢——權威人士談當前中國經濟》,權威人士強調“樹不能長到天上,高杠桿必然帶來高風險,控制不好就會引發系統性金融危機,導致經濟負增長,甚至讓老百姓儲蓄泡湯,那就要命了”,指向的還是去杠桿。
再之前,便是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三去一降一補”五大重點任務,“去杠桿”也位列其中。
為何要“去杠桿”,因為之前一直在“加杠桿”,且效果越來越差,后果很糟糕。
2009-2011年,企業部門舉債拉動經濟反彈,據海通證券統計,2009年全國企業部門一年新增總融資不到2萬億,2012年變成10萬億,2011年,刺激作用下降,經濟又開始下滑;
2011-2013年,政府舉債托底,2012年債務增速只有18%,2013年達到100%,部分地方開始出現債務問題;
2014-2015年,開始去杠桿,以大資管和互聯網理財為代表的各類通道業務迎來“繁榮”時期,影子銀行問題凸顯,經濟依舊沒有好轉;
2016-2017年,居民部門開始舉債,消費金融、現金貸迎來短暫的風口,一大批頭部現金貸平臺貸款發放量同比增長超過100倍,也帶來了多頭借貸、部分群體債務負擔過重等很多問題。
對于“加杠桿”刺激經濟的做法,權威人士曾談到“高杠桿是‘原罪’,是金融高風險的源頭,在高杠桿背景下,匯市、股市、債市、樓市、銀行信貸風險等都會上升,處理不好,小事會變成大事……多做標本兼治、重在治本的事情,避免用‘大水漫灌’的擴張辦法給經濟打強心針,造成短期興奮過后經濟越來越糟”。
至于如何“去杠桿”,權威人士解讀道“去杠桿,要在宏觀上不放水漫灌,在微觀上有序打破剛性兌付”。
而無論是加杠桿還是去杠桿,金融機構都沖在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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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杠桿時,金融機構可以盡情放貸,市場交易活躍,享受著高增長的紅利和躺著賺錢的快感。去杠桿時,自然要迎來所謂“最痛苦”的時代。
本來銀行經營受到嚴格的資本金限制,杠桿率受到嚴格限制,加杠桿并不容易。不過,借助表外業務和同業業務,銀行業很大程度上脫離了資本的約束,打開了加杠桿的天空。
加杠桿也要有資金投向,在宏觀經濟低迷的背景下,銀行業發現了兩個池子,一是資金空轉,A銀行發行同業存單買B銀行的產品,B銀行發行產品買A銀行的存單,或者中間加個C銀行或信托通道,反反復復便可空轉下去,反正就是不用流向“高風險”的實體經濟;二是房地產和地方政府平臺,作為受調控部門,二者很難在銀行表內獲得授信支持,成為影子銀行的最愛,銀行機構通過表外業務層層的結構化設計和各類理財通道的加持,“違規”投向地產和平臺,孕育出龐大的影子銀行體系。
有了龐大的表外資產,也就有了豐厚的利潤,且不占用資本,一時之間,商業銀行的資管部門成為超越公司金融部的存在,人少利潤多,薪資待遇好,人人艷羨、風頭無兩。
加杠桿的受益者,自然也會成為去杠桿的受害者。當國家調轉方向,“明確了股市、匯市、樓市的政策取向,即回歸到各自的功能定位,尊重各自的發展規律,不能簡單作為保增長的手段”,也就注定銀行業依靠影子銀行加杠桿的經營模式難以為繼了。
從當前的監管方向看,同業業務、理財業務、表外業務便是重中之重,竭力遏制層層嵌套現象,阻斷資金脫實向虛的空轉。2017年初,銀監會密集發布了“三三四十”系列文件(“三違反”、“三套利”、“四不當”、“十亂象”),證監會、保監會和人民銀行也相繼出臺相關金融去杠桿政策措施,一行三會合作下,資管新規、銀信業務規范、委托貸款業務規范、私募投資基金業務規范、保險資金股權投資業務規范、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規范等相繼出臺,從銀信、委貸、銀證、銀保、銀基和資管等多個方面全面限制,圍堵之下,成效明顯。據郭樹清在人民日報專訪中透露:
“經過共同努力,(2017年)銀行業資金脫實向虛勢頭得到初步遏制,金融內部的杠桿率持續降低,有100多家銀行主動縮表。在全年新增貸款12.6%的情況下,銀行業總資產只增長8.7%,增速同比下降7.1個百分點,相當于在向實體經濟多投入的同時少擴張約16萬億元。同業資產負債自2010年以來首次收縮,同業理財比年初凈減少3.4萬億元。銀行理財因增速大幅下降而少增5萬多億元,銀行通過“特殊目的載體”投資少增約10萬億元。表外業務總規模增速逐月回落,總體呈現收縮態勢。交叉金融產品的野蠻生長趨于停止。”
對于銀行業而言,表外創新空間大大壓縮,只能老老實實干回基本的表內業務,把資金投向實體經濟,承擔本應承擔的信用風險,便是所謂“最痛苦”的時代到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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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這里,不知諸位心里是否會有疑惑:銀行業之前的各種影子銀行創新難道沒有絲毫端倪嗎,為何直至2017年才迎來真正的強監管落地呢?
銀行業市場亂象的驅動力不外乎“套利”二字,2017年3月,銀監會便曾系統總結出“監管套利、空轉套利、關聯套利”等三類套利行為,具體給出了90余項檢查要點內容。每一項指標,背后都有很多種監管套利的操作。
可見,監管并非不清楚。其實,銀行并非新興行業,各種制度和籬笆早已成熟,監管制度一直在那里,所謂的各種“套利”只不過是金融機構進行“自以為是”的創新,自以為可以繞開監管而已。而在監管的眼中,并不認可這種創新。2017年5月12日,銀監會審慎規制局局長肖遠企在一次發布會上對前期密集出臺的政策做了解讀,稱道:
“從內容上來看,近期發的監管文件并沒有新的監管規定,特別是沒有定量的規定,都是對現有制度的梳理和強調,過去都散落在不同的文件里”。
2017年開展的“三三四十”、信用風險專項排查、“兩會一層”風控責任落實等專項治理工作,大致都是如此,是已有文件的重新強調。同樣,以近日下發的《2018年整治銀行業市場亂象工作要點》為例,8項要點,22條內容,多以“違反”、“不到位”、“違規”、“未經審批”等字眼開頭,要求還是老要求,關鍵是態度的變化,執行落地嚴。
意味著,整治市場中的各類亂象,只需要對現有制度梳理和強調就足夠了。說白了,強監管的“強”是“強化”而非“加強”,并不需要額外出臺什么新的政策,只要重申下監管紀律,強調“監管姓監”,問題也就解決大半了。
比如,提出“一案三查、上追兩級”的要求,強調“董事會要擔負其最終責任,董事長是第一責任人”,并對涉嫌失職和瀆職的各級監管機構問責。事實上,僅2017年,就處罰責任人1547名,270人被取消銀行從業和高管任職資格。
可見,銀行業迎來了“苦日子”,并非是“套利”手法不夠高明被監管識破了端倪,而是監管決定“強化”監管了。而監管之所以決定“強化”監管,則是因為宏觀層面不再信奉“大水漫灌”的保增長策略,開始走“去杠桿”的路線了。
換句話說,所謂的套利性創新,根本就瞞不了誰,能存活多久,關鍵要是否順應大環境。順勢而為,也許可以存續一兩年;逆勢而行,便注定要自討苦吃了。
拿互金領域為例,強監管環境下,現金貸在高利率和暴力催收上屢屢出現問題,結果便是整個行業層面的全面整頓,干脆就別做了;ICO新規后,還有機構搞基于區塊鏈的曖昧積分系統,意圖打擦邊球,迎來的便是監管的點名和項目的相繼下線,狼狽不已。那便是不識時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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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筆者所知,當前的環境下,不少金融機構受不了這種“苦日子”,腦子里整天琢磨的還是套利創新那一套。
在此提醒一句,大環境不同了,要牢記“監管姓監”。不該創新的時候,萬萬不可“套利性”創新。銀行如此,互金也如是。
(本文作者介紹:蘇寧金融研究院互聯網金融中心主任、高級研究員。)
責任編輯:賈韻航 SF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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