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唐志軍

　　要解決東北的問題，真正重要的是加快改革，調整其權力結構，減少政府和國企對于資源的壟斷，給予市場以自由，讓企業家群體去自由決策、去選擇所發展的產業。

中誠信集團創始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黑龍江亞布力陽光度假村董事長毛振華

　　近日，中誠信集團董事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亞布力陽光度假村的董事長毛振華發布了一段視頻，在三分多鐘的視頻里，他站在雪地里控訴，在黑龍江亞布力被欺負被愚弄。他說道：“他們非法侵占我們23萬平米土地，沒有和我們道一句歉，拿走我們的土地”、“我們一個正常經營企業，動不動就有執法機構來威脅”、“亞布力有很多支持企業的政策，經過他們的手，從沒有一個到過我們公司”。

　　視頻還提到，當地官商職能不清。“他們是政府，但也是個企業，他們打著政府的幌子，非法奪走我們民營企業”、“他們在這里強買強賣，強行搭配非要到他們那里滑雪，搞什么聯盟”。上述視頻迅速引發廣泛關注，多名企業家轉發。潘石屹在微博中表示，希望黑龍江省政府能調查處理，給企業一個公平公正的商業環境。此后，黑龍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毛振華反映的問題，派出省委省政府環境整治辦、省政府企業投訴中心開展深入調查。

　　從性質看，事情并不復雜，也沒太多新聞性，因為這樣的事情，全國各地都曾發生或者正在發生。然而，此次事件為什么備受各界關注，并引發滔天口水呢？答案在于：東北振興。

　　東北振興是一個沉重的話題。從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若干意見》以來，中央在諸多方面給予了東北特殊優待，包括：政策、項目、資金等等，但遺憾的是，13年后，東北不僅沒有振興，反而成了各種問題的集中爆發地：GDP連年負增長或者全國排名倒數、人才和人口大量外流、各種腐敗層出不窮。

　　看到東北無法靠內生力量實現振興，不得已，2016年，國家再次出臺《國務院關于深入推進實施新一輪東北振興戰略加快推動東北地區經濟企穩向好若干重要舉措的意見》（國發〔2016〕62號），從“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全面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加快民營經濟發展、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支持資源枯竭、產業衰退地區轉型、大力培育新動能、加強創新載體和平臺建設、加快補齊基礎設施短板、打造重點開發開放平臺、開展對口合作與系統培訓、強化地方主體責任、加大財政金融投資支持力度、加強政策宣傳和輿論引導、強化統籌協調和督促檢查”共14個方面給予東北大力支持。從GDP的增長情況看，2017年，東北三省的經濟狀況略有好轉，但與人們的普遍期待還是相差很遠。

　　把東北再次推向風口浪尖的是，2017年，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教授王玉霞發表的的《東北振興，請政府不要再添亂！》一文和以世界銀行前副行長、北京大學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為首的團隊發布的《吉林省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研究報告（征求意見稿）》。這兩篇文章重新燃起了人們對東北的普遍關注，許多專家學者為如何振興東北大打口水戰。林毅夫等人認為要建立有為政府、大力推行產業政策（見《吉林報告》），而張維迎、孫建波、田國強等人則主張要改善東北的營商環境，以市場自身的力量來推動投資出山海關入東北。

　　在我看來，東北問題的根源在于權力結構！

　　當前，經濟學界的一個重要共識就是：制度在一國或地區的發展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如諾思、Acemoglu、奧爾森等）。而制度的背后是權力結構。也就是說，權力結構決定了一國或地區的長期經濟績效。

　　2012年，Acemoglu和Robinson在《為什么國家會失敗》一書提出了一個著名論斷：“同時滿足以下兩個條件的國家才可能走向成功，成為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和人民幸福之國：一是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權威，二是政治權力廣泛分布在不同的群體中，并得到有效制衡”。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發展歷史印證了這個論斷，中國自古以來的發展歷史也同樣是這個論斷的鮮活展現。

　　而改革開放后，中國的區域經濟發展格局及其變化，也深刻地反映了權力結構及其調整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深圳等地區之所以能持續地繁榮，在于其形成了一個以市場主導配置資源的權力結構；而東北三省之所以在多輪救濟下仍走向塌陷，而不是振興，就在于東北三省的權力結構出了問題：歷史的積淀和改革的滯后，使得在東北三省，一直政府和國企主導了經濟社會發展，而市場和民營企業的發展則遠遠滯后。

　　在此權力結構下，會引發幾個嚴重問題：

　　一是有為政府無法出現。有為政府的前提是有限政府！即政府的權力有限并得到有效制約的政府。全世界的國家和地區發展史都無一例外地表明，如果一個政府的權力太大，并得不到約束，它必然是不守契約的，必然是走向腐敗，并被狹隘利益集團所綁架或自身追求狹隘利益的。

　　就視頻事件而言，本來，毛振華的企業能夠給當地帶來GDP、稅收和就業，對當地政府來說應該是一件好事，為什么地方官員還要為難企業呢？人民大學教授聶輝華的答案是：“一些地方政府的有關部門和個別官員有自己的局部利益，他們有可能為了自己的局部利益而損害整體利益”。

　　也就是說，是狹隘利益的存在，導致了對企業的不尊重和盤剝。但問題是，為什么地方官員能夠有空間去追求“狹隘利益”而不是“共容利益”呢？奧爾森（Olson）認為，其背后在于權力是否得到有效制約。只有在權力得到有效制約時，權力才不會被濫用，官員才不會被狹隘利益所綁架或自身成為狹隘利益集團，政府才有可能成為有為政府。

　　二是良序市場無法發育。市場要良序發育，成為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資源配置方式，需要幾個先決條件：一是市場參與主體間是平等的；二是產權得到有效保護，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巧取豪奪；三是契約得到有效履行；四是有著良好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就東北而言，之所以還未能發育出良序市場，其營商環境還存在諸多問題，就在于這四個方面都出了問題。在市場參與主體方面，東北的實際情況是國企做老大、民企和外資寥寥無幾而且地位低下；官家做老大，民間力量微弱。

　　在產權保護方面，正像視頻所展示的那樣，民營企業的產權得不到有效保護，被各種權力巧取豪奪。在契約履行方面，不僅政府不信守承諾，就連和國企打交道也得小心翼翼，保不定哪天突然就炒你魷魚、斷你貨、拒付你款了。

　　在公共服務和改革產品供給方面，東北無論是基礎設施還是服務意識都遠遠比不上南方的許多省份。因此，市場之所以無法良序發育，其背后也是權力在作祟。試想想，在一個權力主導、權力任性的地方，怎么會發育出良序市場來呢？

　　三是法治秩序無法生成。法治的精髓就在于所有的主體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沒有超越法律的主體，所有的公權力都得到有效制約和監督，沒有任何人和團體可以權力任性。“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很大的篇幅都在講依法治國。

　　不管是國企、民企，還是大企業、小企業，都應該在法律的框架內，遵循契約精神，營造誠信的社會規則。法律是講程序的，是公共的選擇，是公共意志，具有嚴肅性和穩定性，沒有這些規則，哪有經濟環境”（王玉霞）。從亞布力視頻事件可以看出，東北離法治還任重道遠。而其背后，也是權力的任性。

　　因此，就東北的發展現實來看，東北之所以陷入塌陷，其基本邏輯是：改革滯后導致權力結構出了極大的問題，即政府和國企主導了資源配置和社會發展，而良序市場和法治秩序卻未能生成，亦缺乏自由空間；自由的缺失進一步抑制了企業家才能的發揮和民間資本的進入，這又導致對國有資本和政府的進一步依賴；對國有資本和政府依賴的加劇又會阻礙改革的推進、制度的扭曲、交易成本的提高和投資機會的缺失；然后，就呼吁中央政府對東北進行救濟和支持——即所謂的東北振興戰略；但這種振興是政府主導的，又會進一步加劇政府權力，扭曲市場之手。如此惡性循環，就導致10多年的振興，結局是事與愿違；就導致了亞布力事件的發酵和循環發作。

　　因此，要解決東北的問題，真正重要的是加快改革，調整其權力結構，減少政府和國企對于資源的壟斷，給予市場以自由，讓企業家群體去自由決策、去選擇所發展的產業；而政府則做有限政府，做好自己份內之事，并有效約束權力的任性（像王玉霞教授說的那樣，不要再添亂），包括：搞好制度建設、減少尋租腐敗、減少釣魚執法、加快國企民營化、做好基礎設施規劃和建設、適當補貼一些優勢產業、加大人才引進力度等。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湖南科技大學經濟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