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程實、王宇哲

　　美國稅改方案于參議院通過，大幅永久性降低企業稅、溫和調整個稅是稅改的核心。隨著稅改方案上周末于參議院驚險通過，在共和黨占據國會兩院議席優勢的情況下，特朗普上任后終于迎來首項重要的政策里程碑。

美國稅改短期提振增長，長期喜憂參半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全球都需要一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但對于不同的經濟體，改革的重心有所不同。近日，美國稅改方案于參議院通過，大幅降低企業稅、溫和調整個稅是稅改的核心。

　　我們認為：第一，從投入產出表的分析來看，制造業有望成為稅改的首要受益行業，企業稅和海外利潤稅的降低利于解決美國產業空心化問題，促進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再平衡，挖掘經濟增長的新動能，但長期效果有賴于就業、教育等配套政策的支持。

　　第二，對家庭減稅的作用短期受“涓滴效應”的影響，長期則取決于特朗普政府在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之間權衡的結果，高收入階層始終受益，而低收入階層長期利益難以保障。

　　第三，特朗普稅改走出了一條中間道路，從內容豐富性上可以與里根的“供給側理念”相提并論，但搭配的宏觀條件更接近小布什采用“需求端思維”時所面臨的經濟場景。展望未來，增長中樞、勞動力市場、財政收入、債務約束、貨幣政策等都會對稅改政策路徑產生影響，也決定了“拉弗曲線”的相對位置，財政成本如何橫、縱向分攤將是特朗普政府面臨的潛在挑戰。

　　綜合評價，美國稅改短期提振增長，長期喜憂參半，拉弗曲線的稅收紅利在真實的經濟復蘇下有望得以釋放，但稅改自身對優化產業結構的推動持續力有限，財政空間受限也將制約科研、民生等領域開支的增長。

　　美國稅改方案于參議院通過，大幅永久性降低企業稅、溫和調整個稅是稅改的核心。隨著稅改方案上周末于參議院驚險通過，在共和黨占據國會兩院議席優勢的情況下，特朗普上任后終于迎來首項重要的政策里程碑。

　　稅改法案以大幅降低企業稅、溫和調整個稅為核心：企業稅和海外利潤稅顯著下降，大企業稅從現行35%降至20%，小企業稅也相應調低，海外企業利潤留存將一次性征稅；個稅有望簡化并溫和降低，免征額度或起征點上調，抵扣額度翻倍。結合不同口徑的測算，此次稅改將在十年內凈減稅約1.5-2.0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同期GDP約0.8%。稅改方案通過也有利于特朗普贏得輿論和選民，為中期選舉奠定基礎。

　　降低企業稅有助于解決產業空心化問題

　　對企業減稅將提高產業競爭力，整體經濟增長受到的帶動效應仍需配套政策的跟進。除了科技、能源、房地產等行業（實際有效稅率已經低于20%）受稅率下調影響有限之外，大幅降低企業稅將直接帶來美國各類企業的盈利增加，從而進一步刺激投資，最終增強本土企業的市場份額和競爭力。通過對比美國2016年和2001年的投入產出表，我們可以合理推演稅改受益行業的分布。

　　制造業有望成為稅改的首要受益者。從產業分工的角度看，美國大部分行業的可貿易程度隨著全球化的發展明顯上升，除了交通和倉儲業外，基本原料和制造業的可貿易程度仍然遠高于服務業，稅收下降疊加海外收入回流的稅收優惠，有望吸引美國制造企業回到本土經營，這將利于解決美國產業空心化問題。

　　但從內生發展動力上看，服務業仍然是美國國內需求的主導行業，本世紀以來，隨著制造業趨勢性萎縮，服務業占比持續上升，稅改也將提振美國較之于存在替代關系的發達經濟體在服務業領域的相對競爭力。

　　從整體經濟增長來看，學理對于減稅本身的效果就存在不小爭議，而從美國歷次稅改來看，其長期效應也受宏觀變量和其他政策措施的共同作用，僅憑稅率的下降而斷言經濟增速的提振過于草率。

　　事實上，在80年代初和本世紀初美國開啟的兩次減稅（里根、小布什任內）之后，平均經濟增速相較于之前的十年甚至有所下滑。從特朗普改善實體經濟相對地位的初衷出發，稅改還需要與就業、教育等其他結構性改革措施有機結合。

　　比如，從就業崗位的分布看，美國低端服務業就業人數比例相對穩定，而高端服務業就業人數持續上升，制造業就業人數持續下降。要將稅率紅利真正轉變為稅基的顯著增厚，夯實人力資本、鼓勵創新創業仍需要配套政策的支持。

　　“涓滴效應”和“馬太效應”的相對大小決定個稅改革成敗

　　對家庭減稅有望通過“涓滴效應”提振經濟增長，但偏向中高收入階層的稅改將加劇分配的不平等。根據IMF關于美國個稅改革分配效應的研究[1]，我們可以得出兩個重要結論：一是任何形式的個人所得稅減免都可能使美國低收入群體受益，即使只針對富人減稅或低收入群體沒有直接獲得減稅也如此，即所謂“涓滴效應”有成立的基礎。就美國社會的實際而言，隨著收入增長，消費支出于初級產品和制造業產品的比重迅速下降，收入最高的前20分位家庭平均約有75%的服務性消費支出。

　　由于較富裕的群體將更大的消費支出用于服務，當減稅針對較高收入群體時，這些群體會將部分稅收紅利支出于通常由低收入人群提供的服務中，從而帶來低收入群體的收入上升。二是減稅的偏向是政府在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之間權衡的結果。對美國較高收入群體的減稅將通過增加投資和勞動力供應帶來更大幅度的經濟增長，但也會加劇收入兩極分化和不平等，二者之間面臨選擇（trade off）。

　　目前，特朗普的稅改方案更為偏向富人，將導致高收入階層始終受益，而低收入階層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長期將相對下降。特朗普的個稅改革方案，特別是取消遺產稅和“替代性最低限額稅”等措施只涉及高收入群體，其對經濟的影響短期將取決于“涓滴效應”的大小，而長期則主要受階層分化加劇速度的作用。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通過稅改換取短期的經濟增長和選民支持可以為特朗普謀求連任贏得先機，但如何避免貧富差距擴大的“馬太效應”侵蝕經濟長期增長的基礎將是稅改成敗的關鍵。

　　中間道路：短期亢奮提振經濟，長期影響喜憂參半

　　綜合考慮政策力度、宏觀環境等因素，特朗普稅改效應或介于“里根模式”和“小布什模式”之間。歷史上，減稅是共和黨執政的傳統理念，在共和黨總統任期內也往往會出現大規模減稅。近五十年來，主要的例子為里根和小布什總統的減稅，而具體措施的醞釀都集中在執政的初期。

　　我們認為，特朗普稅改介于“里根模式”和“小布什模式”之間，從內容豐富性上可以與里根的“供給側理念”相提并論，但搭配的宏觀條件更接近小布什采用“需求端思維”時所面臨的經濟場景。從經濟學邏輯來講，特朗普稅改寄望于以強力地企業減稅來促進制造業回流，進而推升長期經濟增長潛力，是供給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理論的政策實踐。但從面臨的宏觀環境來看，隨著美國經濟的真實復蘇，特朗普采取了溫和式中高收入階層減稅措施，事實上兼具試圖用消費升級進一步帶動短期經濟增長的“涓滴效應”色彩。

　　展望稅改的效果，增長中樞、勞動力市場、財政收入、債務約束、貨幣政策都會對其政策路徑產生影響：

　　第一，從經濟基本面來看，當前美國的GDP增速、核心通脹水平、失業率、產能利用率都相對接近于小布什稅改的時期，財政擴張的短期效果與80年代初不可同日而語，特別是與里根時代通脹引發稅級推升（Bracket Creeping）所帶來的減稅需求有本質區別。但在勞動參與率、就業率等勞動力市場結構性指標方面仍存在改善空間，與里根時期較為類似。

　　第二，從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來看，目前聯邦財政收入在五十年來的中位水平附近，低于本世紀初20%的高位。從1986年里根實施第二次稅改效果的經驗來看，在經濟復蘇穩健的前提下，本次稅改帶來的“拉弗曲線”紅利或將出現。

　　第三，從債務水平來看，美國聯邦債務總額當前已經超過GDP的100%，遠高于里根時期32%的水平，也被視為歷次稅改所遺留的確定性結果。一旦特朗普稅改并沒有看到稅基迅速擴大的短期效應，在債務負擔的壓力下，財政面臨縮減開支的風險。依賴于財政補貼的領域，比如新能源、科研開支、民生等將率先遭受沖擊。

　　第四，隨著金融危機后長期實施的低利率和非常規貨幣政策逐步退出，當前美國的貨幣政策正在隨著實體經濟的復蘇日益收緊，財政刺激的結果將導致通脹風險上升，貨幣政策的收縮進程可能更快。這將引致融資利率走高，抵消掉減稅所帶來的企業盈利和家庭收入提升。

　　綜合起來，我們認為，美國稅改的短期亢奮將通過企業回流、“涓滴效應”等提振增長；長期影響喜憂參半，拉弗曲線上部的稅收紅利在真實的經濟復蘇下有望得以釋放，但稅改自身對優化產業結構的推動持續力有限，與之相關的收入極化、債務約束等也對經濟長期前景構成挑戰。

　　(本文作者介紹：工銀國際研究部主管，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領域為全球宏觀、中國宏觀和金融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