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江濡山

　　中國的確面臨自明朝中后期開始的大漢帝國漸進衰落以來，千載難逢的重大的歷史性發展機遇，這個機遇期開始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將結束與本世紀2020年左右，錯過這個時期，中國可能淪為未來全球社會“人人可以榨汁的鮮果園”。

中國面臨大漢以來的最大機遇

　　最近兩個多月從南亞到中亞的專項調研，對于“一帶一路”的實施狀況有了切身而深刻的認識。如果要說實話就是：“一帶一路”戰略如果得以實現，對于中國而言當然是千秋功業；如果實現不了，則會大大透支國家的“精氣神”。

　　從目前情形看，這一宏大的戰略構想在實施過程中遇到了很多心理彌絆和現實困難，特別是不同層面的利益糾葛和投資“安全”問題開始浮出水面，亟待采取有效策略予以破解。

　　對于中國政府而言，要清醒地認識到“一帶一路”涉及到的各關聯國：戒備心態不可避免、利益沖突不可避免、法律糾紛不可避免。

　　我的團隊先后四次以不同的方式，參與了對中亞和南亞多個國家的“跨境投資項目落地環境及投資策略”的實地考察和專題研究，參加了中國、印度、越南、韓國有關財團的海外投資項目評估，比照發現：中國力推的“一帶一路”，從實施策略，基礎準備，到資源配置，項目的投前評審和投后管理等方面，已經暴露出很多令人頭疼的問題，有些問題本應及早預防規避，最終卻釀成夾生飯，損失不小且進退兩難。

　　前不久，參加由國家某個重要部門召集，由多個部委代表，十幾家大型央企代表參加的《“一帶一路”與中亞五國需求對接座談會》時，來自央企和民間的海外投資代表們，談到的很多問題更是令人糾結。

　　特別是陜西中亞商會會長吉延偉女士和中石油海外投資項目安保負責人，談到中國企業投資中亞五國后遇到的諸多安全問題時，流露出焦慮而無奈的情緒，因為他們反映出來的一些問題，已經不是海外投資企業和地方政府能夠把控和解決的，急需中央政府出面才有可能調停。比如，中亞五國一些國家的警察，盲目“抓捕”中國商務代表入獄，找茬敲詐中國商人的情況時有發生。

　　有些問題，或許國家政府領導者層面早有“共識”，但中亞五國地方權勢官僚卻不予理睬，甚至唱雙簧，一些中國投資機構，即使采取一些灰色打點策略，既定的事情也很難落實到位。這些國家既有典型的集權特征，也有地方權勢腐敗的“潛規則”。

　　那么到底如何認識和把控“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過程中的風險呢？在此，摘要介紹一下我們于2015年年初主持完成的《未來十年：亞洲投資變局》研究報告中，與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實施關聯性較強的一些觀點。

　　1、正確認知中國在亞洲利益格局的定位

　　摘要：在日益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包括美國、德國、日本、中國在內的任何大國，以及日益強大的跨國財團，如果不順應歷史大勢及規律合理確定本國在未來全球化進程中的角色及利益定位，就會錯失“全球化大趨勢大背景下全球利益重構”的重大機遇。

　　解讀：中國的確面臨自明朝中后期開始的大漢帝國漸進衰落以來，千載難逢的重大的歷史性發展機遇，這個機遇期開始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將結束與本世紀2020年左右，錯過這個時期，中國可能淪為未來全球社會“人人可以榨汁的鮮果園”。

　　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來，實際上犯了兩個錯誤：一是糟踐了大量資源，二是浪費了真正與世界看齊比肩的機會。新一屆領袖集團適時提出“一帶一路”及“亞投行”發展戰略，時機還不算太晚，出發點也不錯，但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一帶一路”戰略公開亮相以前，是否運籌并恰當定位好了未來全球化大趨勢下，中國在全球社會到底應該扮演且能夠扮演好怎樣的角色，以及中國在未來全球利益格局中恰當的利益定位是什么。

　　在此基礎上，方可明確中國在亞洲的角色及利益定位是什么。這些問題不是國家領導人之間可以通過外交策略來敲定的，也不是智庫幕僚人士私下可以密謀的，應當由兩個方面的因素來決定：一是能否有效協調好各國民眾合理的利益訴求，并策略地化解基層民意顧慮；二是是否遵循了日益全球化的國際分工及國際市場規律。脫離這兩條基本規則，很多美好的愿望也只能停留在夢想境地。

　　2、“一帶一路”的思維定式是否能夠順應歷史大勢？

　　摘要：有不少人士恭維中國“一代一路”類似于當年的“馬歇爾計劃”。如果按照“馬歇爾計劃”思維來運籌和認知中國高層的“一帶一路”戰略，出發點就錯了。

　　一是錯在時代背景不一樣，上世紀冷戰前后的主權國家及民族利益至上的歷史特征，已經大大褪色，特別是大國之間已經大幅度衰減這種“對抗”思維，未來全球政治力量的“合作與對抗”，越來越以全球公眾利益訴求為主導，互聯網時代的民族的、主權的利益如何有效融入全球化利益，才是更崇高的政治使命；

　　二是錯在思維定式有錯位，馬歇爾計劃是政治思維主導的計劃，“一帶一路”則不能以“政治思維”思維為主導，而應以“順應全球化利益格局的調整”的思維為主導，美國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并正在調整思維方式。

　　解讀：中國“一帶一路”從謀劃運籌到出籠實施，都是中國“一個人在戰斗”，雖然這個計劃涉及多達約六十個國家，但是其他國家的政治高層和民眾，對這個看起來“龐然”的計劃，如何認知和對待呢？說幾句禮貌客氣話，表示一下贊賞態度是可以的，但是若涉及到具體而深層的利益接觸，則首先引起的不是合作心理，而是防備和逆反心態。

　　當年的鄭和下西洋和張騫出使，講講美好的故事當然可以，若玩真的，就得好好掂量一下。今天的“一帶一路”戰略，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帶錢出海、布施天下”的心態，充當救世主的角色，但更加令其“畏懼”。

　　因為此舉既要符合人性法則、也要符合市場規律，你想干什么、想要什么，路人皆知。忽悠別人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把自己忽悠進去了。從中國目前情形看，國家及地方權力機構，很多人并沒有“深刻領悟”最高層的戰略意圖，“一帶一路”尚未形成國內中高層價值觀的高度一致，很多事情仍然停留在喊口號、攢項目、要資金的層面。

　　從過去幾年我們完成過的跨國財團海外投資項目的“投前評估”、“投后顧問”業務清單中可以看出，中國國有企業的海外投資項目基礎功課做得不夠扎實認真。

　　3、中國千萬不要忽視俄羅斯的感受

　　摘要：近兩年來，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中一個最大的看點是：中俄聯手制衡美日，而歐洲在疏遠俄羅斯的同時又與中國套近乎。這一切變局的核心在于：不同國家有其現實的經濟利益訴求，政治家的面子已經不那么重要了。所以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玩著隨時都有可能變臉的“兒童游戲”，而且中國玩的最真、最用心。然而，在整個全球化利益格局重構的特殊歷史階段，最最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的恰恰是中俄利益關系隨時可能出現的變臉。

　　解讀：全球化大趨勢下的大國外交關系，越來越像兒童過家家，有兩個日趨明顯的特點：一是政治家作秀與演藝明星作秀越來越相似，對民眾實質性的生活干預度在不斷降低，各國政治領袖為本國民眾的政治表演成為第一要務。特別是歐美和日本表演得日趨成熟和老道，而臺灣的“悲哀”則在于玩得太認真。

　　二是政治及外交，與經濟合作越來越“分軌”運行，因為政治面子可以輸得起，但經濟利益輸不起。在這樣一個國際大環境下，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亞投行的設立和運行，首先會從心理及現實利益上傷害俄羅斯，比如中亞這些國家，一直是俄羅斯的勢力范圍，俄羅斯內心是什么感受，可以想象得出。

中國千萬不要忽視俄羅斯的感受

　　特別值得考量的是：中亞諸多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從語言到民族種姓，都與俄羅斯有著遠超中國的優越性。歷史地看，中俄地緣政治一直就不平靜。在這種情況下，中俄之間的在發展中如何高度融合、互惠互聯，遠遠大于中國向中亞的挺進。

　　再說，除過印度之外，中亞五國只有區區六七千萬人口，但是有幾十個民族，未來消費需求空間不大，無論前蘇聯還是俄羅斯，采取很多辦法一直沒有把這一地區“擺平”，又何況中國呢？因此，最好的策略是，創造條件、支持市場化投資運營。

　　4、中國民營資本不應被“一帶一路”邊緣化

　　摘要：就近年來亞洲各國財團在跨境投資運營狀況來看，諸多案例和數據證明，做的最好的是韓國企業；其次是東南亞華商和印度的企業；然后是臺商和中國民營企業。原地踏步的是日本、臺灣的企業。值得關注的是，中國的國有資本在亞洲的投資布局并不理想，投資失誤和低效率運行的投資項目不少。

　　中國國有資本對中東、非洲、俄羅斯的投資規模已經初具規模，但主要局限在采礦采油和工程承包類投資。資本趨利的天性決定了：只有私人資本才最具競爭力克擴張效率，而中國在對外投資方面，一直對民間資本采取的是壓制策略。從目前“一帶一路”的投資動向和策略來看，中國政府首先支持的還是大塊頭的國有資本，民營資本仍然處于“被邊緣化”的狀態。

　　解讀：通過對越南國際合作投資的諸多案例研究后體會到，中國早應該解除國有資本對石油行業的諸多壟斷，并護佑民間資本投資到南海油田的開采與合作中去，因為民營企業家自然有辦法“深入敵后”展開合作，并收購一大批越南海上油田。

　　如果中國民間資本早年就與越南財團合作，就會曲線達到國家戰略目標。可是，那時候腦子總是轉不過彎來。現在，面對“一帶一路”存在的很多問題，中國政府應當采取有效措施，以有效的策略和方式，大力支持民間資本參與到“一帶一路”的重大投資項目中去，比如：混合所有制雖然行不通，但是政府可以倡議設立政府參與但不控股的混合投資基金，扶持投資基金參與到一帶一路優勢項目中去。

　　5、“一帶一路”的規劃不能成為裝飾品

　　摘要：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政府越來越“講科學”，習慣于用“科學的規劃”思維，替代傳統的“計劃”思維。因此，從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級政府大張旗鼓地搞五年規劃及各式各項的產業發展規劃，可是，諸多規劃的可行性很差、市場預見性很差，許許多多重大項目仍然是官方領導者“即興拍腦袋”決策的。“一帶一路”規劃出臺后，仍然深深打著中國特色的計劃思維的烙印，標題、口號、方針、決心很到位，但可實施性、可操作性、適合地方執行部門的東西很少。

　　點評：“一帶一路”規劃我看過了，的確花費心思了，很有氣勢，令人振奮。但是可行性值得懷疑。雖然地方政府和很多央企有政治使命和中國夢情懷，但是缺乏“刀下見菜”的行動舉措，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職能部門和書齋學者攢出來的文字游戲報告，對于亞洲及各個關連國的市場環境、法律特征、生產力水平、民族特性、信用環境等，考慮不夠。“一帶一路”已經演變為一種政治風潮。

　　其實，一些地方官員對于中央“一帶一路”真實的戰略意圖并不明白。我在參與一些地方政府“一帶一路”項目評審時，覺得有些項目是“東拉被子西扯單、東榔頭西一棒”，令人笑掉大牙。“各地政府”大張旗鼓地響應中央號召，可是多數項目只是停留在概念和調子，很不靠譜。有沒有好的投資項目呢？有！可是因為站得太低看不見、看不清。

　　6、“亞發行”是亞投行的一面鏡子

　　摘要：目前尚難定論中國主導成立的“亞投行”能否走向成功和輝煌，因為“亞投行”的有效運營，面臨著三大難題尚不知如何破解：一是投資項目的風險評估機制及投后管控機制的成熟尚需時日，需要很多實戰磨合；二是亞洲多數“受援國”的信用度較差，很多項目可能會陷入“投前歡喜投后憂慮”的窘境；三是“亞投行”在國際金融體系的地位及角色“難堪”，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金融監管、評價及服務體系，與之缺乏有效對接。

　　點評：可以說，美國支持、日本主導、多國參與的“亞洲發展銀行”(簡稱“亞發行”)在亞洲投資服務領域，已經有很多的感觸、體會和經驗，其中酸甜苦辣不言而喻，世界銀行[微博]面對亞洲和非洲的信用市場也是“身同感受”。

　　多年前我參加一個亞發行項目評估時，詢問中方項目代表(財政部一位工作人員)：為什么世界銀行和亞發行的項目，從評估到放款，要拖那么久，有的項目甚至要耗二三年時間？這位中方代表說：江老師您是否覺得他們工作都特別認真負責、有板有眼？

　　其實不然，因為很多項目放款前就知道“放出去是收不回來的”，明明知道收不回來還不得不貸，項目負責人又想盡可能少個人責任，所以就托延時間。我說：反正有國家信用作擔保，而且屬于援助項目，就算扶貧嘛！

　　他說：我們財政就是個冤大頭，作為成員國繳納資本金，還要替各省市項目方還債，要他們(亞發行、世界銀行等)的錢有什么意義？回過頭來看，中國主導的亞投行，若面對各個成員國的項目，多數情況下會遭遇“賴賬”，而項目國的財政會給你信用擔保嗎？

　　雖然從某種意義上講，“亞投行”與“亞發行”似乎是一種對抗關系，但是，老道的亞發行在項目評審、風險把控、投后管理等方面的經驗，確實值得亞投行學習。因此，“亞發行”應當成為“亞投行”的一面鏡子。

　　(本文作者介紹：香港環球經濟電訊社首席經濟學家、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訪問學者、高級研究員，政府及財團大型投資項目顧問，產業項目風險及可行性評估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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