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董希淼

　　有人說，“溫州炒房團”至少有八成被套，資本被掏空且資不抵債，民間資本大傷元氣；有人說，被套牢的大概只有三成，大部分投資房產市場較早，退出及時；有人說，被套的主要是2010年底以后進入房產市場的，他們投入的資金主要來自溫州民間借貸……

　　說起“溫州炒房團”這個外界褒貶不一的群體，大多數人都有一種五味雜陳的感覺。

　　媒體上報道過“溫州炒房團”的緣起，但卻不見“溫州炒房團”這一專有稱謂始于何人。從見諸于公開場合的表述，大多數溫州人似乎更習慣用“溫州看房團”、“溫州購房團”來代替，他們似乎不喜歡用“炒”來形容他們曾經與中國房地產市場輝煌的經歷。但不論是哪種稱謂，它所反映出的以溫州為代表的民間資本的出路，在江湖中可不僅僅只是個傳說。

　　“溫州炒房團”的三段式發展

　　歷史總是后來人總結的。現在，我們不妨也沿著時間軸梳理一下“溫州炒房團”在這些年所經歷的路線。

　　1998-2000年，“溫州炒房團”在自家門口小試牛刀。憑借改革開放20年積累的財富，已在商海打拼多年并積累了大量閑置資金的溫州商人們，瞄準本地房市，溫州民間資本進入當地房地產市場。據當時媒體報道，溫州房價迅速從2000元每平米上升到7000元每平米甚至更高。

　　2001－2008年，“溫州炒房團”的黃金時期。此期間，溫州民間資本通過“溫州炒房團”大規模向上海、杭州、蘇州、廈門、北京、寧波、金華等地擴張，僅2001年一年，溫州資本投入到房產的就高達2000億元，“溫州炒房團”的名號由此誕生。隨即，“溫州炒房團”足跡開始遍布全國的省會與中心城市、二級城市，盡管2005年、2008年中央出臺過幾次較大的調控措施，但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中，他們所到之處，房價仍然漲聲一片。

　　2008－2012年，“溫州炒房團”走向分化。2008年，起源于美國的次貸危機以及由此引發的金融危機，又一次將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推上十字路口。一方面，中央“四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臨危受命”，重新助燃了國內房價；另一方面，受歐洲債務危機和全球經濟低迷的進一步影響，國內經濟滯緩，房地產市場面臨艱難選擇。在中央和地方一系列的調控政策與措施下，圍繞房價是向左走還是向右走的問題，“溫州炒房團”出現分化：更多的溫州資本持有人義無反顧地加入，更有甚者，部分“溫州炒房團”還將戰場推進到香港進行批量購房；而早期就進入房地產市場資本持有人，可能的確感受到了波濤洶涌下的暗礁，撤出了房地產市場。

　　由此，“溫州炒房團”經過高潮之后的高潮，演繹出不一樣的結果：有人說，“溫州炒房團”至少有八成被套，資本被掏空且資不抵債，民間資本大傷元氣；有人說，被套牢的大概只有三成，大部分投資房產市場較早，退出及時；有人說，被套的主要是2010年底以后進入房產市場的，他們投入的資金主要來自溫州民間借貸……

　　與“溫州炒房團”相伴的故事

　　縱觀“溫州炒房團”十余年的歷程，無論是對于“溫州炒房團”自身，還是對其他購房的民眾來說，都主動或被動地體味了一幕幕“人間悲喜劇”的味道。

　　“全民話房”。近十年來，圍繞房地產價格是漲是跌、對房產是買是賣、房地產泡沫破裂還是維持等話題，房產專家們或是房產大鱷們，充分利用現代媒體，甚至是自媒體，進行即時的，也是長期的、甚至是互動式的交鋒，掌握了中國老百姓主要的公共輿論話題的同時，也把國內房地產行業攪得風生水起。特別是在國家調控政策出臺前后，房產話題更是多如牛毛、更是碰撞激蕩，“形成一種交鋒和互動的公共的平臺和空間，這個平臺和空間存在于每一個參與主體的主觀意識之中，成為他們借以發泄情緒和施展本領的理想之所”(秦文宏，2013)。

　　盡管這些話題爭論并沒有形成統一的觀點，但也恰恰是這種霧里看花的狀態，給各方博弈提供了土壤，推波助瀾強化著廣大老百姓，尤其是“溫州炒房團”對房地產市場的關注，并付諸于買房賣房的實際行動；而部分地方政府和開發商也借“溫州炒房團”之名博得公眾眼球，以顯示樓盤升值的潛力，進一步推動著“溫州炒房團”浮浮沉沉地邁進。

　　“全民借貸”。“溫州炒房團”的主角，如果說20世紀初進入房地產市場的溫州民間資本持有人主要還是白手起家、并積累了相當財富的一些小企業主，那么隨著房地產市場暴利的誘惑，到了后來，就出現了專業的炒房團。“專業炒房團”以自己的親戚、朋友為成員，投入部分資金作為運作資金，宣傳、外聯、營銷自有一套體系，而部分資金來源，可能更多的是來源于民間集資和銀行貸款。

　　這樣，就不得不提到另一個概念，那就是與“溫州炒房團”緊密相連的“民間借貸”。人民銀行[微博]溫州中心支行曾于2011年7月發布了 《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報告顯示，溫州89%的家庭個人和59.67%的企業參與民間借貸，規模高達1100億元，相當于溫州2010年GDP的三分之一；而大約40%的民間借貸資金沒有進入生產領域。來自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的信息也顯示，溫州中小企業大約有70%與房地產有關系，有的買樓炒房，有的入股投資。

　　先前涉足房地產投資的溫州小企業主，有一個從做實業到做投資的過渡，他們可能更珍惜過去的積累，看重未來的風險，傳承的也的確是“抱團打天下”的理念，他們將資金聚集在一起，不僅投資房產，還投資其他行業和項目。而后來的“專業炒房團”，客觀上來說，人員雜，膽子大，資金少，但奉行的卻是的“以錢炒錢”的賭博心理，由此一定程度引發溫州民間借貸危機，再次受到了社會各界的關注。

　　老話再提：民間資本何處去

　　“溫州炒房團”的經歷，其實折射出更多的就是國內民間資本的遭遇問題。

　　我國民間資本歷史悠久，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民營經濟的不斷發展，許多民間實體企業發展遇到體制、政策以及自身限制等各種瓶頸時，其積累起來的大量民間財富開始在尋找新的利潤領域時表現出大規模的逐利性流動。除了進入繁榮或快速發展的實體經濟，更多的民間資本一是進入投機市場， 比如“溫州炒房團”、“炒煤團”、民間借貸等，帶來很多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二是繼“炒房、炒煤”后，部分民間資本開始向虛擬經濟轉移，進入了創投和私募領域。如何引導民間資本健康流動一直是全社會關注的問題。

　　近年來，國務院出臺了《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等，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鐵路、醫療、社保、教育、金融、市政等多個領域。2012年3月29日，溫州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成立；今年3月1日，作為全國首部金融地方性法規和首部專門規范民間金融的法規，《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及其實施細則正式實施，試圖對民間借貸行為進行引導和規范。盡管，這些政策和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還沒有很好的落地，民間資本尚未迅速走上規范、健康發展之道，但隨著政府政策的放寬和政策傾斜，很多行業和部門都開始對民間資本開啟大門。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混合所有制經濟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決策層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態度十分明確。同時，有關部委以及部分省市，如福建省、深圳市等，也已相繼發布了操作性更強的實施細則，以前受到限制或被禁止的多個領域正在敞開胸懷擁抱民間資本，民間資本投資進入一個全新的起點。

　　在這其中，民間資本如何進入正規金融體系備受關注。2012年5月，銀監會發布《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的實施意見》， 表明民間資本不僅可以參與銀行股份，還有可能實現銀行控股。2014年7月份以來， 5家完全由民營企業發起的試點民營銀行已全部開始籌建，而溫州民商銀行就集合了溫州民營企業的資本優勢。

　　近年來，在經濟新常態下，一些過熱行業受到調整，部分民間資本投資受損，投資相對謹慎；另一方面，部分已進入壟斷行業的民間資本或是遭遇“彈簧門”又被“擠出”，或未獲得預期回報，影響了民間資本投資信心。因此，對民間資本投資引導，不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要與宏觀經濟發展趨勢相結合，在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組合牌中亮出王牌。而民間資本持有人，也要克服短期炒作、盲目跟風、賄賂腐敗等舊有慣性，以一種新的姿態面對越來越開放的中國和世界。

　　“溫州炒房團“或許已經成為過去，我們更期待勤奮聰明的溫州人創造出新的精彩故事。(廖志梅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本文作者介紹：零售銀行觀察者、兼職財經評論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微博名稱：@東行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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