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秦朔

　　商業世界里確實有不擇手段“壞學生”，但那些積極創新的企業家總是努力提供更好的產品和服務。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對社會福利的增益，有時比單純的慈善大得多。

秦朔：什么是好的市場經濟？

　　2003年7月，離30歲不到兩個月，邵亦波把他創立的電子商務網站易趣以2.25億美元賣給eBay。那時他回國創業只有四五年，中文“電子商務”一詞，最早就是他們翻譯過來的（E-commerce）。

　　當時的“網購”，是在網上找人，然后約到線下某個地點見面交易。但邵亦波相信，只要電子商務在中國做起來，一定比美國大。

　　對于“退出”商海，邵亦波說：“我太太的父親在上海去世了，很突然，她父母是為了我們搬到上海來，所以她特別傷心。易趣正式賣掉是7月，9月4日出的事，9月8號我們就離開了。去美國后幾個月，我奶奶又去世了。如果當時沒有這個停頓，可能我就一路走下去，繼續做公司，一直留在中國。因為被迫地停頓了，就想，好像錢和事業也沒有這么重要，那人生最重要的東西是什么？人的快樂到底是哪里來的？”

　　快樂是什么？

　　邵亦波在接受采訪時說，一個方向可能是人與人的關系，人與人的感情絕對是有意義的，比如夫妻、孩子的愛，朋友的愛，對周邊人的愛；第二個方向是“真正的我”。每個人的靈魂都會在生長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長大后就不是真正的他或她。通過靈修或是別的某種方式重新接觸到自我，接觸到自己真正的靈魂，不用任何做作，就會很舒服、很自然、很簡單。

　　邵亦波覺得，要是一個人只鉆營成功，忘記人與人的愛和自自然然的我，不可能有真正的快樂。當然，完全想著愛和真我，世上也沒人做事了。“真正有本事的人應該是在做事情的同時，在爾虞我詐的環境中，還能夠保持另外兩個方向。”

　　除了愛和真我，邵亦波對人生還有一個觸點，就是不要傲慢。他有次坐飛機看了電影《Lost Boys of Sudan》，講上世紀80年代蘇丹內戰，死了很多人，幾千個孤兒徒步從蘇丹走了100多公里到肯尼亞，美國人出錢把一些孩子運到美國，成為美國公民。邵亦波哭了。他說，我一直覺得自己很聰明，蠻了不起，“其實很焦慮，要找各種方法說明自己了不起”，但是，“無論我再怎么了不起，如果生在蘇丹，屁都不是，可能還是赤腳在到處跑的小孩。所以一個人的成就，有多少真正是自己的？你生在哪個環境、哪個家庭、哪個國家，其實決定了你的人生。而且老實說，聰明也不是你的。你很可能也就是一個載體而已。”

　　“意識到我只不過是一個載體而已，突然就發現人輕松了很多。”

　　世間一切終歸無常，是人就有生老病死。我熟識的很多企業家，都有過類似邵亦波的經歷，也都在直面疾病和苦難中完成了人生的超拔。

　　— 王石 —

　　1995年，王石因為腰椎問題，被醫生診斷為可能隨時癱瘓，最好不要活動，要坐輪椅。他說一定要去趟西藏，將來坐輪椅去就很不方便了。1997年他在西藏待了一個月，在大本營遇到朋友，問他，“你可以登雪山嗎？”王石說：“我可以嗎？”他們說，“可以從小的山一步一步登，珠峰也可以實現。”

　　“回來之后我就鍛煉身體，只要沒有癱瘓，就要試試自己能登多高。那時沒有想登珠峰，2001年我50歲，就暗暗說要給自己送一個生日禮物，50歲生日的時候要達到國家登山運動健將（的水平）。人生有時目標不是很清晰，但是總要給自己高一點的目標，達到后再給高一點的目標。”王石說。

　　— 陳天橋 —

　　2009年，陳天橋將盛大游戲分拆上市后一個月，體檢中發現疾病。很早期，手術很成功，但被迫“叫停”之后，他要靜下來思考人生的價值。

　　去年我在新加坡采訪陳天橋，問他從2009年的狀態里走出來靠什么？他回答說：“關鍵看你如何定義‘走出來’。如果它是指超越過去，走出對過去的思考，那我一直沒有走出來。如果你是指走出生病時內心的沉浸，那我沒幾天就走出來了。醫生說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比預想的強大得多。我印象中是在動手術后第三天，我對著鏡子刷牙，一抬頭看到自己，對自己說難道要一輩子覺得自己是一個病人嗎？突然心里的恐懼就過去了。”

　　把工作放下后，陳天橋覺得，再去爭什么“首富”沒有太大意思，他應該去想一些更有意義的事。最近幾年，他在踐行捐資10億美元支持腦科學研究的計劃。他說：“如果我能參與人類解決大腦問題的最后一剎那，能通過我們的投入產生一點作用，那比我做一輩子‘首富’都更有意義。”

　　— 丁立國 —

　　2000年，30歲的河北立國鋼鐵董事長丁立國遭遇了一場車禍，頸椎第二第三節嚴重骨折，昏迷三天才醒來，在醫院躺了110天。躺在床上的他不斷自問：“賺錢是不是你的唯一？事業是不是你的唯一？工作是不是你的唯一？大商留名，小商留利，做事業的同時應該以什么來留名？”

　　病愈后，丁立國把公司名改為德龍集團，意思是以德立身，靠德打天下。自此，在對待員工、環境和承擔社會責任方面，他脫胎換骨地“重生”了。再忙，他也要親自參與慈善，因為助人其實是助己，是喚回人性的原本——善、慈悲、珍惜，還有感恩。他說：“我也有眼淚，也需要有釋放的地方。”

　　丁立國把人生分為生存、生活和生命三個階段，與之對應，財富也有三個階段：個人的、企業的、社會的。

　　2017年1月，河北邢臺市環境保護局局長司國亮在德龍的污水處理廠將一杯經過處理的鋼廠廢水一飲而盡，“一喝成名”，顯示出丁立國在環保方面“無上限投入”的成效。

　　丁立國說：“從商業行為來說，無上限投入環保是違背商業規律的，我們一些高管一再勸告我不要干。但話說回來，你天天算帳，就給自己的人生算最后一筆帳，你賬上放著30億、50億又如何？當生命終結的時候，你擁有的一切名和財富，全是過往云煙。但如果我做了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等我動不了坐著輪椅，跟孫子孫女說你爺爺有這么一間工廠，讓全世界鋼鐵工業的所有人都豎起大拇指，所有人都是敬仰之態，比賺100億我還高興。”

　　“有些事情抉擇不了的時候，用生命去衡量，答案就簡單了。”這是那場車禍后，丁立國悟到的道理。

　　如果說14年前邵亦波的退出，是基于個人家庭的突變；最近他的決定，則是因為見到眾生的苦難。

　　2017年底，邵亦波宣布投身公益，創建一個初期投入約1億美元的慈善基金。該基金不以盈利為第一目標，而著重于用科技滿足人類深層次的需求，減少世界上的苦難。他把對世界有利作為第一要素，希望讓人類更快樂、真實、自由、互助。目前，慈善基金深度參與了全球最大的禪修APP，Insight Timer；育兒方面的APP，Parents Lab。

　　談到創辦慈善基金的目的，邵亦波說，在很多發達國家，物質匱乏已漸漸不是問題，但人們的心理狀態每況愈下——美國近7%的成年人在過去一年至少出現過一次重度抑郁；從2007年到2015年，美國青少年女孩的自殺率翻了一倍；中國有5000多萬抑郁癥患者，而焦慮癥患者最近10年漲了4倍，也達到了5000多萬。

　　這只是冰山一角，還有很多人未被確診為精神障礙，但內心并不快樂充實，以為得到朋友圈的下一個點贊、下一次升職機會、或財產再加一個零，就會快樂。許多“有幸”如愿的人失望地發現：快樂只持續幾天，甚至幾小時，而焦慮卻無止境，因為他們繼續渴望被點贊、升職、發財，而且爬得越高，越怕跌回去，焦慮只增無減。

　　“對投資者來說，投資那些滿足人類的‘想要’，如占有、刺激或攀比等欲望的企業可能更容易賺錢，但我選擇支持有理想的創業者做更加有挑戰和更有意義的事。”這是邵亦波今天的理念。

　　“股東利益最大化”是市場經濟的天經地義，但“社會價值最優化”的商業實踐，也一直星火不熄。

　　我采訪過的孟加拉國經濟學家尤努斯，最早從洪水饑荒后的母親抱著嬰兒坐著等死的那一幕受到強烈觸動，于是走向農村，創辦了“窮人的銀行”格萊珉。他后來推動創辦的社會企業已有60多家。社會企業是由社會責任和社會目標驅動的企業，是不為紅利而為解決人類問題建立的企業。它有三個特點：無股息分配，為解決社會問題而生，以企業方式追求可持續發展。

孟加拉國經濟學家尤努斯

　　“我們不能認為做生意只是賺錢，這一個觀念對整個人類來說是有侮辱性的觀念。”“人性不是只有自私，人性比自私要大很多，傳統企業只關注自私，認為‘人人為自己，不為別人’，無私的業務模式剛好相反，是為了別人，而不是我自己。”“賺錢是一種快樂，讓其它人快樂是一種更大程度上的快樂，選擇哪一種取決于你對快樂的理解。”這是尤努斯的核心觀點。在他看來，貧窮并不是由窮人造成的，并不是他們缺少主動性、缺少努力，是“我們自己建造的體制導致了貧困，它是一種吸取養分的機制，不斷從社會底層吸取養分和財富。打個比方，如果窮人和過去相比提高了一英寸，上層的人們在同一時段就能上升一英里，這就是貧富差距。”

　　企業不只是賺錢獲利的媒介，也可以成為幫助窮人的容器。格萊珉與達能合作的公司為營養不足的孩子生產價格低廉的酸奶；與威立雅合作為砷污染地區供應飲用水；與巴斯夫合作以極低的價格生產蚊帳，防止作為傳染病源的蚊子的侵襲；與優衣庫合作生產普通T-Shirt，也生產孟加拉民族風格的女性衣裙，還開設一些服裝店，格萊珉只占1%股份，利潤用于支持孟加拉女性以及社區教育和環境的改變。

　　在某種意義上，企業社會創新（CSI）是比企業社會責任（CSR）更高的進步臺階。CSR從經濟、環境和社會責任三方面設立標準，CSI則是從根本上實現那些被遺忘的人群的權益，比如推出幾美元的太陽能照明設備（相較于上千美元的正規商品），200美元的早產兒保溫袋（相較于2萬美元的正規商品），讓發展成果被更廣大的民眾所觸及，產生普惠的影響。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當企業家對人類的苦難敏于感受，他們往往能用更具創造性的方式，介入對社會問題的解決，并產生突破性的效果。

　　當私人企業SpaceX發射的獵鷹重型火箭刷新了人類對空間的理解，在比爾·蓋茨和妻子梅琳達剛剛發布的2018年年信中，顯示了私人基金會在疫苗領域的作為。

　　“我們原本認為既然花幾美分或最多幾美元就可以預防疾病，那么這件事一定早有人做了。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數千萬兒童從未接種過任何疫苗。過去18年間，我們在疫苗上共投入了153億美元。這筆投資不容小覷。免疫接種的進步正是兒童死亡人數大幅下降的一大原因，兒童死亡人數從2000年的1000萬下降到去年的500萬，也就是說，有500萬家庭不必承受失去兒女或兄弟姐妹之苦。”

　　這是怎么做到的？最初源于1997年，蓋茨在《紐約時報》上讀到一篇文章，說非洲每年有50萬孩子因輪狀病毒死于腹瀉。每年全球新生兒的死亡中，2/3都是疫苗可以預防的。蓋茨基金會遂在2000年發起成立Gavi（全球疫苗免疫聯盟），并提供了7.5億美元種子基金，和其他合作伙伴一起推動全球免疫治理的系統性改變。

　　他們加快推廣那些原本使用不足的疫苗和新疫苗；加強受援國的衛生基礎設施，比如通過疫苗冷藏箱，只用冰，無需插電，能使內部溫度保持在0-10攝氏度達一個月甚至更長；提高籌資的長期可預見性和穩定性，以一些捐助國政府的承諾作為抵押，加上世界銀行的背書，在資本市場上發行“疫苗債券”籌集項目資金；為敦促受援國提升主人翁意識，要求這些國家自己也要出資分擔成本；整合需求，形成采購規模，從而降低疫苗生產企業的投資風險和生產成本。

　　這就是蓋茨基金會所創新的“催化式慈善”。在2018年年信中，蓋茨夫婦說，他們正在資助兩家研究使用信使核糖核酸（RNA）教會人體生成自己的疫苗的初創公司，這項工作或可在艾滋病與瘧疾——以及流感甚至癌癥領域帶來突破。他們提到，“為讓私營部門參與其中，我們有時會采用更為復雜的金融交易。例如，捐贈方可以對產品價格或銷量做擔保，借此消除企業面臨的一定風險。我們與數個捐贈方共同建立了價格擔保，提高肺炎球菌疫苗的供應量，來應對這種每年導致近50萬兒童死亡的傳染病。如今，57個國家的貧困兒童得以接種此種疫苗，這到2020年可以拯救150萬條生命”。

　　如果不是1997年看到報上的那篇文章，蓋茨夫婦對財富的使用，也許會有不同的選擇。他們寫道——“如果我們當時選擇了不同的人生，也就不會成為現在的自己。當初的選擇造就了今日的我們。捐款不是因為我們想到自己會以哪種方式被人銘記。如果有一天，小兒麻痹癥和瘧疾這樣的疾病變成遙遠的記憶，我們曾經從事過相關工作的事也逐漸被遺忘，我們會非常欣喜”。

　　在商業文明的研究和傳播中，我一直強調市場化和法治化的基石作用。在推動生產力發展和造福人類福祉方面，法治化的市場經濟是有史以來最有效的方式。

　　商業世界里確實有不擇手段“壞學生”，但那些積極創新的企業家總是努力提供更好的產品和服務。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對社會福利的增益，有時比單純的慈善大得多。正如亨利?福特沒有想過如何終結動物的苦難，但他生產的汽車對大幅減少馬所受到的酷虐的作用，要比美國防止動物虐待動物協會的創辦人亨利?伯格強大無數倍。“馬力”是引擎的單位，但科技的力量早已解脫了馬的重擔。

　　然而，社會對商界的要求，沒有最高，只會更高。

　　即使對自由市場經濟下最優秀的代表蘋果和谷歌，多年來，歐盟一直在抨擊它們通過“無國籍”實體轉移營業收入的行為。谷歌通過把在英國的銷售額轉移到設在愛爾蘭的一家子公司，盡量減少納稅額，這是合法的，但并不被認為是良好的企業公民的作為。英國《金融時報》首席政治評論員菲利普?斯蒂芬斯評論說，企業的責任不僅限于嚴格遵守法令，還包括尊重比法令更復雜的常規習俗，谷歌這樣的行為會激起民粹主義反應，借用羅斯福的話：“當財富的聚集導致不公平時，能與其巨大權力匹配的只有民眾作為整體的更大權力。”

　　正如拉古拉邁?拉詹在《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中所說的，盡管自由市場體系對于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至關重要，但自由市場經濟的基礎設施十分脆弱，我們除了需要防止政府作為制度基礎設施等公共品的提供者對公民財產權力的漠視，同時需要防止既得利益集團通過操縱政府謀取個人私利，造成對自由市場經濟的破壞。

　　在這篇文章中我舉出了很多實例，是想說明，社會需求不是企業要被動直面的壓力，而是有意義、和快樂相連的創造動力。要想得到社會尊重，絕不能不誠信、逃稅、賄賂、污染、偷工減料、假冒偽劣，然后做點捐贈掩人耳目，“先惡后贈”；而必須恪守社會認同的商業倫理，努力求解社會問題，這才是模范生。

　　好的市場經濟，在市場化、法治化之后，也許還可以加上一個標準，就是人道化或人本化。

　　明天，我們的社會會更好嗎？

　　明天，我們的企業會更好嗎？

　　比爾?蓋茨是樂觀的。他說：“雖然在工作中見到過許多疾病與貧窮，也面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但我們也看到了人性最美好的一面。我們向發明尖端工具治療疾病的科學家討教，與不遺余力地用創新方式為全世界人類謀取健康與福祉的政府領導交談，也在世界各地見到過勇敢而睿智的個體通過發揮想象力，找到徹底改變社區狀況的新方法。”

　　當人道主義與市場經濟相遇，當市場經濟被創造性地用于解決人道主義問題，我們就會越來越接近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提出的理想——

　　“以他者為念甚于為己而謀、抑己之私而行仁于外，人類天性之完善以此構成。”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