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 獎項授予克勞迪婭?戈爾丁

　　“就這一領域而言，如果只有一人獲獎就是戈爾丁，她最為突出。”

　　她因“推動了我們對女性勞動力市場成果的理解”而獲獎，但她的學術研究成果又遠不止步于此。

　　10月9日，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獲得2023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諾貝爾獎官網發布新聞稿顯示，她是第一個提供幾個世紀以來女性收入和勞動力市場參與情況的學者，戈爾丁的研究揭示了變化背后的驅動力，并提出了性別差異持續至今的主要原因。

　　常年追蹤諾貝爾經濟學獎評選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經濟學動態》編輯部副主任李仁貴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勞動經濟學的性別差異研究領域，戈爾丁是當之無愧的代表人物。“就這一領域而言，如果只有一人獲獎就是戈爾丁，她最為突出。如果是兩個人獲獎，還可以加上康奈爾大學經濟學教授布勞（Francine Blau），如果是三個人獲獎還有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貝特朗（Marianne Bertrand）。”他稱。

　　恒生中國首席經濟學家王丹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此次諾貝爾獎的選擇，與其說是注重性別差異研究，不如說是符合諾獎關注的更大方向，即不平等（inequality）議題，“在性別差異研究這一經濟學分支領域下做出最大貢獻的，就是戈爾丁，早在2012~13年期間，對于她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呼聲就很高了。”

　　“貪婪的工作”

　　戈爾丁是一名經濟史學家和勞動經濟學家，她研究涉及領域涵蓋女性勞動力、收入性別差距、收入不平等、技術變革、教育和移民等廣泛主題。

　　實際上，她的大部分研究都是通過過去的視角來解釋現在，并探索當前所關注問題的起源，目前她的最新著作是《職業與家庭：女性向平等邁進的百年歷程》。

　　此前，戈爾丁的著名著作則包括《理解性別差距：美國婦女的經濟史》、《腐敗與改革：美國經濟史的教訓》等。

　　王丹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2005年前后她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生時，最先知曉的戈爾丁著作就是同她研究美國歷史中的腐敗議題相關，而非性別議題；其后她在性別以及不平等問題方面的研究影響力非常巨大。“她進行學術研究的特點是，研究視角更長，講故事的方式類似歐洲學者，但研究方法是仍采用美國學者的喜好（計量經濟學）。”王丹說。

　　當前，戈爾丁最著名的是她對美國經濟中女性進行的歷史研究。她在這一領域最有影響力的論文涉及女性追求事業和家庭的歷史、高等教育中的男女同校、“避孕藥”對女性事業和婚姻決定的影響、作為社會指標的女性婚后姓氏以及女性在大學本科生中占多數的原因等。

　　具體而言，戈爾丁分析了200多年的數據，證明收入和就業率方面的性別差異是如何以及為何發生變化的。她看到了避孕藥的使用為職業規劃提供了新的機會，在加速這一革命性變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項分析顯示，在美國，去年女性的平均收入是男性的82%。而在歐洲，根據歐盟委員會的數據，2021年女性每小時的平均收入比男性低13%。

　　戈爾丁的研究則表明，盡管過去幾十年來在縮小差距方面取得了進展，但幾乎沒有證據表明這一差距會很快完全消除。

　　她將這種差距歸因于各種因素，從赤裸裸的歧視到“貪婪工作”等現象。“貪婪工作是她創造的一個術語，指的是當一個人工作時間更長或對工作時間的控制更少時，每小時的報酬會高得不成比例，這實際上是對需要尋求靈活勞動的女性的懲罰。

　　2022年，在一次采訪中，她談到，“重要的一點是，這就是兩敗俱傷。男性放棄了與家人在一起的時間，而女性往往放棄了自己的事業”。

　　在2019年，戈爾丁在一次演講中，言簡意賅地闡述了其在收入性別差距的發現。

　　她指出其研究的前提是，“我要說的大部分內容都與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有關，與她們歷來對身份、有意義的工作和家庭的追求有關。對于這個群體來說，性別不平等和夫妻不平等存在的真正原因是公平的代價是如此之高。時間靈活性或控制個人工作時間的代價是巨大的，而且隨著不平等的加劇，這種代價變得更加巨大。”

　　戈爾丁說，問題在于，當工作時間較長、隨叫隨到、工作繁忙、傍晚、周末或不可預測時，許多工作的時薪要高得多。

　　在其中，缺乏可控性是最關鍵的部分，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會影響到家庭承諾。在大多數受過高等教育、有事業和孩子的夫婦中，女方是家里隨叫隨到的專業人員，而男方則是辦公室隨叫隨到的專業人員。因此，男方的收入比女方高。

　　因此，夫婦中的一個人從事彈性大、收入低的工作。另一個人則從事靈活性較差、收入較高的工作。

　　“問題并不在于女性沒有足夠的競爭力或討價還價的能力，也不是管理者有偏見，而是這些靈活性較差的工作報酬更高。”她認為，“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收入不平等的加劇意味著這些工作的時薪更高。從很多方面來看，問題在于工作的結構和我們繼承的規范。”

　　200多年的女性就業數據揭露了什么

　　戈爾丁將研究中200多年的美國女性就業情況分批處理。

　　“在 19 世紀下半葉出生、1900年左右大學畢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女性中，約有一半沒有孩子，30%沒有結婚。這個群體（第一批）中很少有人工作。”她表示，“接下來是過渡人群，她們渴望擁有一份工作，成家立業。”

　　第三批女性出生于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初，在二戰前后至60年代中期上大學。“在這一群體中，已婚女性可以先成家，等孩子長大后再找一份不錯的工作。在20世紀40年代，禁止已婚婦女從事某些職業（如教師或文職工作）的行為逐漸消失。此外，兼職工作在20世紀50年代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這對于有相當數量的孩子并在孩子還在上學時就去工作的婦女來說非常重要。”她解釋道，“這個群體先有家庭，后有工作。在這一群體中，只有 8%的人終生未婚，約17%的人從未生育。”

　　20世紀70年代前后，避孕藥的出現讓單身女性推遲了結婚時間，并在生孩子之前在事業上投入了更多精力——以事業為目標，然后再組建家庭。

　　根據戈爾丁的研究，1944年至1957年出生的這批女性結婚年齡急劇上升，擁有高學位和高職業的女性比例也是如此。“這是我的同代人，在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末從大學畢業。在這些女性中，許多人推遲成家的時間太長了。”她說道，“雖然只有 10% 的人從未結婚，但許多人從未生育。這個群體中所有女性的無子女率最高時達到28%。”

　　而“對于最近的一批人來說，目標不僅僅是家庭，也不僅僅是工作，而是兩者都要兼顧。這就是生育率上升的‘職業與家庭’群體。”她表示。

　　在計算了每個組群中事業與家庭雙豐收的女性比例后，戈爾丁得出結論：從第三批到第五批，女性情況有了相當大的改善，在這三個組群中，女性在其生命周期中經歷了更多的“事業和家庭”都能擁有的情況。

　　但她發現，總的來說，即使在第五批中，同時擁有“事業和家庭”成就的女性也不超過 30%，約為相應男性的一半。

　　而第五批女性的苦惱在于，她們仍然沒有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事業和家庭的成功。

　　正如前文所述，戈爾丁認為收入差距的根源在于，在某些職業中，靈活性的代價尤其巨大。譬如在金融和企業部門，女性的收入遠遠低于男性，但大部分的差距是由于她們的工作時間造成的，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由于她們請假的時間造成的。

　　“當我們說女性的工作時間縮短時，她們每周的工作時間仍然在45~50小時左右。她們只是沒有從事那些需要超長工作時間的工作。在這些行業，休假的懲罰是非常嚴厲的。個人從事兼職工作的能力有限。而在聲稱從事兼職工作的女性中，有一半是自營職業者。”

　　戈爾丁并表示，在通往未來的漫長道路上，必須降低靈活性的成本，可能還必須對工作崗位進行一些調整。“這不是一場零和游戲。性別平等不僅僅與婦女有關，男人上班隨叫隨到，女人在家隨叫隨到，這對夫妻來說并不公平。當靈活性的成本降低時，我們就解決了問題，實現了性別平等和夫妻公平，但這需要男性要求更大的時間靈活性和對工作時間的更多控制。”

　　女性經濟學家的崛起

　　此次戈爾丁獲獎，也意味著第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女性得主的誕生。

　　今年又一位女經濟學家獲得諾獎，也并不令人驚訝，因為近年來，有“諾獎風向標”之稱的美國經濟學聯合會（AEA）會長人選已顯現趨勢。

　　“最終得到諾獎的人，往往已經受到主流經濟學界認可，并獲得過接近諾獎級別榮譽的經濟學家，比如，擔任過AEA會長等榮譽的經濟學家就有較大的可能獲得諾獎。”李仁貴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根據李仁貴提供的表單，從2012年至2021年間，10位AEA會長中，8位或者是諾貝爾獎得主，或者隨后獲得諾貝爾獎。其中，戈爾丁曾在2013年擔任AEA會長一職。

　　而縱觀近五年（即從2020年至已推選出下一任會長的2024年）的AEA會長，李仁貴稱，只有2021年的卡德（David Card，為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男性。而2020年的會長為現任美國財政部長耶倫，2022年為加州伯克利大學經濟學教授羅默（Christina Romer），2023年是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阿塞（Susan Athey），2024年將是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珂里（Janet Currie）。

　　李仁貴認為：“從這些指標可以看出，女性經濟學家的涌現和冒頭已經成為一種近似常態的現象。”

　　王丹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戈爾丁曾經擔任過AEA會長，這本身就可以說明其在經濟學界的地位；同時，戈爾丁雖然因性別差距議題獲獎，但她在其他領域的研究廣泛且具有前瞻性，譬如在1998年，她就寫出了《技術與技能互補的起源》這篇重要論文，這篇文章中對于美國人力資本、技術創新和自動化的探討對于當今的中國都十分具有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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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萬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