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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秦朔朋友圈

　　作者：魯舒天

　　朋友最近在某互聯網社區做財經視頻，最深的體會就是“動輒得咎”，同樣的內容放在另一個視頻平臺，評論區就會溫和很多，朋友表示，前者的用戶雖然學歷更高、網齡更長，但大多年輕，生活經歷不夠。其用戶畫像用平臺官方數據總結，即是“用戶的平均年齡是22.8歲，其中86%的用戶是35歲以下的，主要集中在一二線城市，大概占了一半以上”。

　　為什么“開眼看世界”的一代人卻似乎更喜歡一言不合就貼標簽、搞批判，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一段話或許可以解釋這種矛盾：“有那種完全愚蠢而學得很多的人，和學得很少但是很聰明的人。他們懂得生命、內心和正確的生活方式，這和學習沒關系……知識培養不出道德。它首先是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然后是自我教育，通過這種方式，通過種種經驗。”

　　但至于因此批判年輕人的“道德缺陷”，卻大可不必，其一，并非“年輕”造成了一代人的心智癲狂與思維封閉，另有多方面的復雜因素；其二，“年輕”是一個相對概念，我們90后也曾是前面幾代眼中確鑿無疑的年輕人，也都曾因為追星、早戀和玩游戲而“劣跡斑斑”。

　　更重要的是，曾幾何時，批評年輕人還是一件不那么政治正確的事情，但隨著飯圈文化、二次元文化及其它網絡亞文化的流行，風向變成了一有問題出現，就該年輕人背鍋。

　　在批評者看來，年輕人似乎已經成為不記得歷史、不熟悉傳統、不清楚禮節、不明白事理的代表，只會濫用公共資源，給社會添麻煩。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里講， “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于歐洲則國勝于歐洲；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于地球”，話雖很好，可從字面意思理解，卻很容易弄錯因果。

　　因為正確的順序，是國智先于少年智，國進步先于少年進步，國自由先于少年自由。原因顯而易見：年輕人的效仿與對抗，都來自于對既定現實的反饋，不存在一個理論上的真空地帶，能引領他們擺脫社會的例行塑造。

2019年，北京師范大學與中國社科大撰寫了一份《97后報告》，系統性地探究了頻繁出現在社會議題里的代際變化。

　　與50后、60后、70后被賦予“吃苦耐勞”與“責任擔當”的印象相比，80后、90后、00后的特質是“佛系”與“喪”，在后者還來不及組織有效的話語體系進行反擊時，判決書就已經下達了，仿佛是在責難“嬉皮士”的態度是不足以支撐起社會建設與經濟發展的。

　　在過去的30年里，中國社會始終處于“高欲望社會”，今天的年輕人面對主流話語與消費主義的說教，對“奉獻”“996”“福報”“本分”進行的非暴力不合作，應當視為自主意識在起作用，距離“低欲望社會”相去甚遠。

　　何況真去研究歷史，你會發現年輕人的低欲望，也都來自于成年人欲望失控后導致的系統性崩盤。

　　社會學家卡爾·曼海姆在《世代的問題》中認為：人們常常受到他們青少年時期的社會歷史環境的影響，尤其是一些重大事件，以一個時期內的共同經歷為前提，可以對不同人群進行如下區別。

　　1944-1964年出生的人被稱為“嬰兒潮世代”，他們共同經歷了二戰后的樂觀主義時期、冷戰與嬉皮士運動；1965-1979年出生的人被稱為“X世代”，他們在冷戰中長大，伴隨著電子科技的二次革命；1980-1994年出生的人被稱為“Y世代”，他們感受過全球化的經濟蕭條、互聯網的突飛猛進與突如其來的國際恐怖主義；1995年出生的則是最近的“Z世代”，他們與智能手機和網絡交互如影隨形，他們熟悉一切最新的技術，也遭遇了人類社會“分久必合”的固化問題。

　　其中，95后、97后受互聯網影響最深，智能設備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媒介與信息環境的劇變，使得作為“網絡原住民”的他們呈現出了一些與前人不同的特性——“面對面社交能力差、善于在網絡事件中發聲、喜歡立即迅速地達成目標、多任務執行能力強，但專注力有限、是獨立且高要求的消費者，也是新興行業的主力軍。”

　　一面有學者指出，Z世代是第一批受到全球文化的影響、并具有真正的開放思維的一代；另一面就有事實表明，Z世代相比于Y世代，更容易受民粹主義的影響，動輒在虛擬世界中黨同伐異，直到不同的聲音完全消失。看上去矛盾的地方，在對青年人的“主流凝視”中無處不在，矛盾的根源，是被觀察的對象無比復雜，還是觀察者的切口太過單一？

在《97后報告》里，研究者根據消費觀、社會價值觀、社交特點、家庭觀念、個性及創意這6個維度去分析新一代青年，并結合數據整理出了100多個關鍵詞與拓展詞，關于97后的特點，可作總結如下：

　　以自我體驗為導向的理性消費；

　　強烈的民族自豪感與廣泛的文化包容度；

　　在被動中發揮主動的社交屬性；

　　跳脫束縛的家庭觀念；

　　堅持自我的個性；

　　在生活細節上飽含創意。

　　這似乎是獨立、內斂與樂觀的一代，又抑或是自私、怯弱與盲目的一代。在孟子那句“盡信書不如無書”面前，自相抵消的標簽顯得毫無意義。有人迎合他們，就有人消費他們，有人調侃他們，就有人收割他們。他們本身如何，似乎不重要，他們參與這個世界的運轉，倒是非常重要。

　　可究竟什么才構成了真正的他們？

　　我想說的是，代際劃分的意義，在于它提供了社會觀察的坐標，至于代際劃分本身，卻很可能是個偽命題。就像我們常說，95后、00后工作中一被批評就裸辭，很可能不是因為他們任性，而是他們還沒活到一個無法任性的年紀。

　　當95后也人到中年，被房貸鎖住、被股市套住、被孩子的習題搞得暈頭轉向，他們是否還能活出“一言不合就走人”的自信，這非常值得懷疑。

　　某些言之鑿鑿的幼稚，是年齡、閱歷造成的幼稚，而不是代際本身的幼稚。

　　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在于：年輕人是否變了？按照尼爾·波茲曼的理論，媒介與信息環境的變革當然對人是有影響的，如在印刷機不再“統治”美國人的思想后，伴隨著電子時代的突然降臨，“富有邏輯的復雜思維，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對于自相矛盾的憎惡，超常的冷靜和客觀以及等待受眾反應的耐心”也無可奈何地淪為社會演進中被拋棄的部分。

　　我們的確不應無視技術對人的影響——它使得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喜歡的東西——但我們更應該謹記的是：人性在上千年的歷程中進步得很慢。技術的飛速迭代，改變的只是選擇，而不是人性。

　　偏悲觀的觀察在于，這一代年輕人的自我反省能力與獨立思考能力同前幾代人相比，并沒有多少本質區別，附在他們身上的“獨立”“自我”與“有性格”，更多來自于商業廣告的標榜——畢竟只有強調“自我”，東西才好賣。

　　而“自我”二字的真正含義，不是你要追求被消費主義所認可的不同，而是你本來就可以與眾不同。或者說，與眾不同不能作為一個價值，它只是一種形容，它和獨立思考是不一樣的，個體在經歷了獨立思考之后，是可以向同一種價值傾斜的。

　　在一代人與一代人之間，真正有共性的是教育。不同社會時期內最為關鍵的變量，是年輕人受到教育的類型、日常讀的東西對他們產生的影響。如果這一代的年輕人什么都沒有讀，他們的三觀就必然受制于他們周圍的好友親朋。

　　許知遠曾有一個“周期性”的觀察，與此不謀而合，他發現年輕人的習慣有時候會“退回去”。比如在婚姻這件事上，70后更傾向于以個人主義解決問題，去抵消原子化和血緣關系對人的影響——“但是過去幾年是劇烈的回潮，我們想都想不到，年輕一代又需要父母來幫他們決定婚姻。”

　　同樣的道理，年輕人不愛讀沉重的歷史，懶得翻開厚厚的大部頭，所以他們對往事的認知注定要拱手讓人，任憑一些惟利是圖的網站任意誤導。

　　王爾德說過：“老年人相信一切，中年人懷疑一切，青年人什么都懂。”是的，每一代年輕人都很膚淺，這近乎真理，但另一樁真理卻是，誤導年輕人的從來是成年人。

影評人梅雪風有過一篇文章，叫《我不敢論斷現在的年輕人》，作為70后的他回憶道，二十年前，周圍用王朔、王小波的話語嘲諷父輩，指責他們老態龍鐘屈從于權力的樣子；二十年后，周圍又開始對下一代口誅筆伐，指責他們無腦幼稚、易于躁動——“是不是只有我們這代人最為清醒呢？”

　　在他看來，每代人都被時代洪流、被其所處的階層、圈子和小集體的價值觀所籠罩，人們遠沒有自己假象中那般獨立，看似觀點對立的雙方，極有可能一開始就被同一種狹隘的意志所驅動——“你的眾人皆醉我獨醒，其實只是你那個陣營的意淫；你的洞見，其實只是一個更細分意義上的盲從。”

　　真正獨立的表現，是平和與寬容，是博雅與洗練，是冷靜與收束，是廣施與兼愛。是《十三邀》里徐浩峰講的那句“是我們這代把生活搞壞了，我們給他制造了緊張，然后我們還埋怨他們，你們為什么這么急”。

　　一代年輕人在思想與行為上所體現出的深刻的失敗，更多是負責對他們這代人進行啟蒙和引導的成年人的失敗。無論年輕人做錯了什么，輿論都不該過分責怪他們，畢竟他們不過是剛剛參與這個世界的游戲。

（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新浪網立場。）